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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体制内改革的试探——上书李鸿章

更新时间:2021-10-26 15:47:08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一)异域中成长的爱国者

  

   孙中山,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号日新,稍长后取名文,号逸仙,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所狭小的泥砖屋里。翠亨村邻近澳门,背山临海,仅有六七十户人家。孙文有一兄,单名眉(1854—1915),字德彰;一姐,名妙茜(1863—1955)。由于孙文在日本从事革命时曾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遂被通称为孙中山。

   孙中山的祖上世代务农,父亲孙达成(1813—1888)原是贫苦农民,当过鞋匠,做过更夫。母杨氏(1828—1910)。孙中山6岁时即参加劳动,打柴、养猪、放牛,9岁才入村塾读书,所以他后来自述“生而贫”,“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1] 孙中山出生的这一年年初,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一柱”、康王汪海洋在广东嘉应州战死,太平军在南方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孙中山幼年时常在住屋门前的老榕树下,听参加过太平军的老农冯爽观讲故事,对洪秀全很敬慕,说:“洪秀全灭了清朝就好啦!”

   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原在地主家做长工,后来到太平洋上夏威夷王国的檀香山垦荒。檀香山又名火奴鲁鲁(Honolulu),位于瓦胡岛的东南海岸。在夏威夷语中,意为“屏蔽之地”或“屏蔽之湾”,因为早期盛产檀香木,而且大量运销中国,故被华人称为檀香山。在当地,孙眉开办牧场、商店,逐渐发展成为华侨企业家。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13岁,随母亲离乡到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2] 在当地,孙中山先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学习英文。早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法国就将民主制度带进夏威夷,王国开始出现议会制度。因此,孙中山能在学校里比较多地接受新思想。同学问他为何还拖着辫子,他回答:“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洲人强着我们做成的,必须等全体的中国人决心把它去掉,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大多数,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并且这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中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刻的把许多耻辱全体去掉的。”[3] 16岁时,孙中山毕业,改入岛上的最高学府奥阿厚书院(Oahu College)就读。这所学校为美国教会所办,比意奥兰尼学校解放,孙中山能系统地接受西方政治和自然科学教育,逐渐形成新的世界观。孙中山痛感檀香山的教育和国内迥然不同。课余,他常向同校的中国同学倾诉衷曲,立志“改良祖国,拯救同群”。后来孙中山回忆这一段经历,自称“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4] 1883年(光绪九年)孙中山因企图受洗,加入基督教,被孙眉责令回国。

  

   (二)境内外的两重天地

   孙中山归国途中,先到香港,再搭船回乡。途经中国关卡,亲身体验官吏的刁难和勒索,使孙中山备感中国和檀香山之间的差异。回到翠亨村后,孙中山因与村塾同学陆皓东毁坏北极庙神像,不能为世俗所容,到香港拔萃书室读书。其间,与同学谈太平天国史迹,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命。年底,加入基督教。次年三月,转学中央书院。1886年(光绪十二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学医,在同学中结识三合会会员郑士良。次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孙眉听说弟弟毁坏神像及加入基督教,命其返檀,加以责打。孙中山不仅不服,反而将孙眉书房里的关帝神像扔进厕所,毅然重返香港。

   在香港期间,孙中山见到当地市街秩序整齐,建筑宏美,社会进步,与故乡情形迥异,自念两地相距仅五十余里,何以成为两个世界?他问自己:“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5] 他想为家乡做点小规模的改良工作,如修桥、铺路,但是,困难重重。求助于县令,县令深表同情,但不久更换,新县令花5万元买得此职,自然无心于此。求助于广东省,省里的官僚比县里更腐败。他多次动念,想上书清廷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陈时势得失。[6] 这一时期,他与同学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结交。四个年轻人都敬慕洪秀全,相与纵谈革命,被人戏称为“四大寇”。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曾与陈少白共同研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同年,他写信给乡先辈,曾任清廷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正退休在家的郑藻如,提出鼓励农民、劝戒鸦片、兴办学堂等三条意见,显示出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远观历代,横览九洲”的才识。1892年(光绪十八年),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先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他医术精湛,名噪一时,有一年的收入竟高达万元之多。但是,他总觉得,医术救人,所救有限,世上最大的权力是政治,政治既可以为“大善”,也可以为“大恶”,中国人的苦难均源于“不良之政治”。因此,他决心弃医从政,改“医人”为“医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锄去此恶劣政府”。[7]

   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即萌发“倾覆清廷”的念头。1893年(光绪十九年)冬初,他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内召集会议,商议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团体,不过,参加者很少,仅有陆皓东、郑士良、尢列、程奎光、程璧光等人。当时没有确定名称。后来有学者认为应将之视为兴中会的发轫。[8]

  

   (三)上书李鸿章受挫

   这一时期的孙中山,还处于革命或改良的犹豫之中。1893年(光绪十九年)底,孙中山回到翠亨村,将他长期深思所得写成上李鸿章信稿,企图劝说统治者走自行改革的路。次年春夏间,孙中山和陆皓东到上海,会见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和王韬。郑观应为他致函盛宣怀推介。盛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原是李鸿章的幕僚,当时正受李鸿章委派,在上海督办纺织工厂。王韬热情地为孙修改信稿,并为他们介绍关系。6月,孙、陆结伴到天津,向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上书,反对洋务派的“船坚炮利”的富强纲领,主张学习欧洲各国“富强之本”,提出“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等四项主张,要求改革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发展农业,采用机器生产,保护商业并开通国内市场。函称:“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信中,孙中山表示,愿出国考察农业,特别强调:“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强,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实际上提出了人的思想观念转变问题。但是,李鸿章当时正忙于筹划即将爆发的中日之战,仅由慕僚为孙中山代办了一张农桑会游历泰西各国的护照,没有接见这两位满怀希望而来的年轻人。

   由于上书无成,孙、陆就直奔北京,窥探清廷虚实。孙中山发现,清廷的政治龌龊,超过广州百倍。这样,孙中山就彻底绝望,决计从此抛弃体制内改革的一切念头,从事体制外的革命。他和陆皓东南下,深入武汉、海州等地,考察山川地理,为将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他自述说:“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9]

   注释:

   [1]孙中山:《致郑藻如书》《拟创立农学会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25页。

   [2]孙中山:《复翟里斯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7页。

   [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27页。

   [4]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

   [5]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页。

   [6]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

   [7]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

   [8]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32,1975年版,第157页。

   [9]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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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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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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