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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作为一个读书人

更新时间:2021-10-25 23:45:22
作者: 龚鹏程 (进入专栏)  

  

   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据说高居社会顶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可惜实况常不如宣传,整体文人生活质量和地位每下愈况,清朝已经很不堪了,至今,嗯,……,算了,还是先讲讲清朝吧。

   现在要举的例子是活在所谓“乾嘉盛世”的史学大师章学诚(号实斋。乾隆三年?嘉庆六年,1738-1801)。

   一、 书呆:以学术为志业/职业

   学者多苦世乱,而章生丁盛世;学者多苦孤陋,而章常居京城,颇与名公胜流相接。看起来应该处境不错,其实却甚尴尬。

   翁方纲且曾询刘台拱:“章学诚学业究何门路”。则其学尚未为世所知也,何况登仕?谁又能引荐之?居京生涯,略如老杜游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而已。

   又貌寝,脸上有斑、耳聋,更患头风。晚年曾巴结的扬州盐运使曾燠,作诗送他,居然唯说其丑(《赠章实斋国博诗》),其丑可知矣。

   复不能诗,亦无才情可供挥洒。故袁枚“好色”,大收女弟子这一路既走不成,汪中、沈德潜、姚鼐那一类辞章文人也是做不成的。

   学则驽钝,天资甚至低于常人。十四岁,都结婚了,《四子书》却还读不完。

   尔后虽然力学不已,著作却甚少,更或被盗、或人事相忤不尽能流传。今存《文史》《校雠》二通义皆非成稿,杂凑不少应酬文字,且刊行辄在卒后三十余年。其生平之潦草寂寞,又可想而知。

   我很同情他,以及他们。

   (一) 为了读书,丢了生活

   他,其实就是传统读书人的一般状态。读书从习惯变成生活;生活又没有别的内容,只是读书。

   比如你看胡适所编《章实斋年谱》,实斋的生活就只是买书、读书、写书、教书、编书、刻书等等。读书以外有何游艺生活?骑马、打猎、看戏、听曲、赏花、观景、游历、雕刻、写字、作画,没有,什么都没有。居家情状,更是一点也看不出。

   他有一姊和许多妹妹:十四岁就结了婚,不久还纳妾蔡氏;晚年又大力反对汪中反对未嫁女子守贞从死的意见,则他的女性观和家居生活应该也很丰富,很可挖掘,三个女人一台戏呀。但一切都被“读书”掩盖了。

   而这可能也不是书呆子胡适替他掩盖,乃是他自己。

   他两三岁时,长辈就常带他向邻店朱叟索酒,所以长而善饮。俗话说“少习若天性”,长而善饮是多麽好的本钱?但这可能成为酒徒、剑客、诗豪、文士的资质,后来却都被埋没了。所以他不像洪亮吉,能酒,能诗、能作篆、能骈文、爱好戏曲,被认为是秦腔的知音。也不像黄仲则,能以诗酒动天下。

   (二)为了生活,苦谋生计

   读书当然是好事,但读书毕竟不是生活。想“生活”就得要谋生、治生,须寻一门活计。

   读书人这时就不如农、工、商了。

   农民可以耕读两兼;工匠技艺人,可以世守其业,然后把这个业做成一门学问(例如做军人的传承发展成兵学、做医生的传承发展成医学、相地看风水的成为阴阳师……。后来章学诚理想的学术状态,其实就出于这个模式);商人虽无心、无暇读书,但赚了钱,可以培养子弟替他读书,或雇人替他写书,或根本不必读,有钱了,自然社会上会尊他为意见领袖、精神导师。

   只有读书人最惨。

   读书人不能如农民般既耕又读,两者互为稳定的副业或兼职,因为不会劳作农务,生活又已城市化,田园也回不去,反而是老家亲眷还在等着他供养。工嘛,亦无手艺可以谋生;商,甚为鄙视,事实上更是不会。沈三白考试老考不上,无奈去跟叔叔学做商人卖酒,结果赔得精光就是一例。

   传统社会出于尊重之好意,又替读书人设了身份限制。秀才以上,叫“斯文人”,诉讼到官,都还揖而不跪,抬棺材、吴市吹箫、粉墨登场等许多贱业更不准干,以免有辱斯文。故即使想做工匠和商人也没路子。

   而读书人想谋生,最深最大的症结,其实还不在这些地方。在于:他若读不进去,他就成不了一个读书人;若真成为一位读书人,那他就只想读书也只会读书,其他都是兼着做,或不得已做做。虽不说是漫不经心,却总不能尽心尽力。

   例如读书人最大的职业,就是教书。如章学诚四十岁以后,即游走于定州定武书院、梁国治家塾、大名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安徽学史署馆……

   这工作,因为是孔子曾做过的,所以做来最心安理得,社会也认同。但它稳定性很差。

   一是私塾坐馆,要有熟人介绍,又须刚好有学生待教,机遇并不太高。小孩长大了,蒙馆自然结束,故非久留之地。若教得好,科举考上了,馆也立即结束,你自己搞丢了工作;若教的学生老是考不上,你更没脸教下去。

   二是主人病丧或转徙,馆即异动,例如主人家只剩寡母幼子,教师自然要离去避嫌。主人贬谪了,或李德裕苏东坡之海南、或纪昀林则徐之乌鲁木齐,你也不好跟去。

   三是天下书院就那么些,而寒士无穷,有一讲席,大家都来抢,除了学问,还要拼关系。即使坐上讲座,也未必能持久。故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梁国治卒,章学诚马上就因失去奥援,不得不辞去莲池书院教席。

   好不容易挣来一个教席,心里也不一定舒坦。因为读书本来是想“己立立人”的,可如今,都是因为不发达,才觅一蒙馆,陪几个娃娃,坐待夕醺。说些童年已知的常识,批改无穷无尽的不通文章,以糊不知为何要糊之口。

   自立已是无望,立人立功、经世济民,更成画饼。偶尔碰上一个天资好的,等于中了彩票,是天上掉了馅饼;大多时候,只是师生相对呕气。

   章学诚幼时,在同学杜秉和家的凌风书屋随王浩读书,就充分显示了这种情况。当时同学七八人,他说:“王先生常挞人,杜君受挞最多,甚至伤脑门,几死。后伤愈而顶肉骨隆起,不复平。其酷可想。”

   旧时塾师事实上多是如此。家长送子弟去上学,往往还要向老师说“孩子不听话尽管打”,塾师也真的就箠楚诟骂不已,美其名曰“师严道尊”,而实际是在老师心理不正常底下形成的无奈。犹如农夫欲收成,即不能不仰风盼雨;风雨之来,必然伤禾;但只要不是骤风疾雨把禾苗都弄死了,农民还是能忍耐,甚至要感谢的。

   教师一边教著书,通常一边还心不在焉,另有所图。主要不是想着颜如玉、黄金屋。唐宋时期官府还能以此骗君入彀,清朝读书人已无此“利”与“欲”的奢想,想的只是“名”。

   现世之名是科举得隽,成就科名,足以告慰自己和祖先。后世之名,则就要有着作了。所以教书不过是敷衍塞责,要努力找时间准备自己科举应试,或写书以期不朽。

   这才是主业,至今未变。教师升等,靠的都是著作,近年虽说教学也要考核、也当重视,但你光卖力教课而交不出著作来试试。当今美国大学间的俗谚尚且说“不出版即滚蛋”(具体史学界的例子是黄仁宇),何况清朝!

   二、出仕:不断开发的仕途

   (一) 从“学在王官”到“以学干禄”

   科举应试,本身也是读书人出身之正途。但士人早晚期入仕颇有差别。

   最早,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如章学诚说的“学在王官”,故无不做官的读书人,犹如没有武士不是贵族。孔子打破学术教育垄断之局面以后,平民也可受教育,甚至人皆可学、能学、有受教权,为人类史上一大突破。

   这在我看,当然是一大好事,可是章学诚大以为不然,翻来覆去把孔子骂了个够,还想撤掉他老人家的冷猪肉。但这暂且不去说它,总之,此后学者不限于官吏,反过来说,也就是读书人可仕可不仕。

   不仕的可耕可渔。仕则世家大族,官宦足以维系门户;平民亦可据此建功立业。或壮士投笔,驱驰域之内外,或词赋凌云,辅佐王之左右,征辟察举,文学贤良,分途登进于朝,竞力丕显于廷。所以读书人逐渐与宦仕者形成一个群体。

   陈寅恪说士族两大标准,一是累代官宦,一是经学礼法传家,即是这个道理。魏晋南北朝就属于这种读书人社会,是世族、士族的贵族社会,而非氏族。看起来九品中正,颇以血缘为高下,其实“文”犹胜于“血”,故鲍照这类门地寒微的人,照样可以出仕。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期,一是仕不仕自由,看个人意愿;二是仕不仕也不是“身份取向”的,仕宦可凭自己本事。隋唐科举,当然又扩大了这种趋势,官员和读书人群体的黏合度愈来愈高。

   所以我们会看到六朝到唐代还有很浓的“仕/隐“冲突或争论,宋代以后就少了。读书人参加科举以入仕,仿佛天经地义。理由可能是志业的,读书的目的就是从政治民,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能是经济或治生的,如山谷诗说:“家贫只以官为业。”

   (二)从“治民理政”到“挂职读书”

   但不论官员和读书人群体黏合度有多高,他们毕竟不是一体。

   读书人多而官少,很多人挤不进去;或虽勉强进去了,却只在圈子的边缘游走,挤不进中心地带;或挤挤又被挤出来了;或挤了一阵,感觉无甚趣味,索性离开,另谋生路。

   但圈子外没读什么书人却还拼命挤进来。一种是西门庆式的,靠勾结官吏得以身居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千户,类似现今公安局长。

   一种是捐钱买官式的,可得虚衔、封典及出身。清朝虽规定只能为候补官,不得为官翰、詹,不准考选科、道。捐官的人,却往往不理会这些,要的只是一个官名,并没想实干,所以这种限制无甚实效。

   政府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甚至更列了一种编制之外的员额来应付有钱人对官瘾的需求。这就叫员外。是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最典型的制度。

   员外,跟员外郎还不一样。员外郎是正式编制,明清六部各司都有员外郎,为各司副官,清制从五品。员外却是闲差,用以安置有钱有势的人。唐朝已然(《通鉴》记载:神龙二年三月大置员外官,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后来愈来愈普遍。

   以至于员外成为有钱人的通称,犹如年轻女人都被称为小姐、年稍长都被称为某太太、某夫人。元朝李行道《灰阑记》说得很明白:“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是员外,无过是个财主,没品级的。”

   但是,捐官虽然整体上甚是不堪,是陋政;可是捐纳入官的人数既多,其中也不乏实干的。例如我去东莞玩,当地保存最好的清代园林,叫可园,现在还是个博物馆。园主张敬业就是捐官出身,可是在平定太平天国时立了不少战功。

   这几类人都是读书人在官场上的竞争者。竞争情况太激烈,读书人就只好找仕途中另一种次级从仕之道。

   何谓次级从仕之途?

   入仕做官,当然位高权重才好,所以大家都削尖了头去抢好位子、求升进,倾轧不已。可是政府要管天下事,既有管钱、管权、管拳(资源、军备、刑罚)的热门机关,自然也必须设一些没什么油水的冷衙门,文化、教育、环保部门即属此类。

同样是官,去当什么翰林院学士、国史馆编修、各省学政,就都是冷官,整天抄书、编书、教书,管理文献,跟在家做书生没什么两样(纪昀自己就有诗说:谁种萧萧数百竿,伴吟偏称作闲官;不随妖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没权指挥人,也没钱养好自己,连佣仆都觉得跟着你干很是晦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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