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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春: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的现代性视角

更新时间:2021-10-25 23:30:04
作者: 叶青春  
聪明正直而具忍耐力,明了出家之清规戒律。总之,自然心明而具智慧故,快捷掌握名相、通达义理;具勤奋故,有求知欲而坚固修习、精进用意,则其功德能与日俱增;具信解而敬礼上师,则由其加持力而进入心田,如此修法,定有裨益。弟子应具备此三相也”[15]。同样要求当代中国佛教院校的学生都具备这种根机或曰素质和依止条件也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知道班级授课萌芽于16世纪西欧一些国家,17世纪时一些宗教团体举办的学校中得到实行。夸美纽斯总结了班级授课经验,并对此进行了完善和改进,而后在他的教育学巨著《大教学论》中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班级授课制。因此,夸美纽斯常被视为现代教育学的奠基人。实际上,班级授课制反映了工业社会对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是工业化社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体现的是工业化生产(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对具备同一知识和技能批量人才和培养效率的追求。“以《大教学论》为教育学独立的标志,强调的是夸美纽斯奠定了工业化教育的基础,特别是他所创立的班级授课制,显著地区别于此前作坊式、个别化的教育,具有了集约化、程序化的特征,使教育顺应了即将蓬勃兴起的工厂制度发展的需要。”[16] 而传统中国佛教教育包括宗门教育、教门教育基本上就是“作坊式、个别化的教育”。

   当代中国佛教院校教育的现代(西方)教育模式及班级授课制决定了独立人格、平等理念等现代性要素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师生以平等的身份相互尊重、共同交流、沟通、切磋、探讨在现代教育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如果法师、高僧大德的权威不容置疑、不容争辩,一切以师父、教师、高僧大德为标准,以师父、教师、高僧大德的是非为是非,缺少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不敢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但无法达到教学相长的教学效果,而且妨碍对真理的探求。况且自由、独立、理性、平等诸现代性精神的核心本就是佛法的要素。

   缺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在人格上、知性上对师父、教师、高僧大德的依赖、依附在当代中国佛教教育中依然存在。同时因寺院管理模式而得到强化并且痼疾难除。“虽然僧团制度是世界上较早的民主议事制度,但僧团制度进入中国后,由于屈从于中国固有的宗法制,寺院僧团内普遍形成了一种类家族关系。”[17]

   汉传佛教由于“制订了以住持为中心的家族组织形式,僧徒按身份处于子孙地位。禅院的上下关系,类似封建家族成员的关系。这一特色,使得禅门清规被称作“丛林礼法之大经”(至大清规序),从此百丈清规成为天下丛林律仪的蓝本。”[18]由于当代中国佛教院校普遍存在的丛林化的现象,这种家族组织形式所具有的等级意识渗透进师生关系中。一些学生在知性上不敢违背法师的知见、不敢有违高僧大德所言,更缺少与教师、与高僧大德进行平等交流、对话,通过自己独立的分析、思考、批判以获取真知的精神和勇气,而佛教院校也缺乏这样的现代意识、机制和氛围。

   (三)入世意识不浓,现代性水平不高

   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外显是市场化。而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既可能使宗教在物质主义的浪潮中衰退,但也可以为社会成员的宗教需求提供物质保障。佛教浩瀚的典籍、系统严密的修行次第等均需要物质保障,而市场化所增进的物质财富为佛教弘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

   现代性在社会空间的外显是城市化。而城市化产生的“大流动、大分散、小聚居”的人口迁移态势,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宗教主体常年聚居而形成的信仰稳定结构。但是随之出现的多元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的交流、融合、冲突、流动乃至竞争,也可能带来各种宗教的整合、新生与繁荣。佛教必须于此中寻找到新的增长点。

   现代性在人际领域的外显是个体化。个体化意味着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特殊性向人的独立性、主体性、平等性和人际关系的普遍性转变。这对传统的制度化宗教组织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理念构成冲击。但是这对于每个人单独、直接、当下面对自己神圣存在的个体性宗教的发展确实是难得的契机。对于一贯持众生平等、自净其意教义的佛教而言,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现代性在生活方式上的外显即“世俗化”,彼得·贝格尔认为宗教世俗化是“神圣性质的匮乏” [19],戴康生、彭耀等多数学者认为“世俗化是由神圣化到非神圣化的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宗教社会功能的淡出及它的理性化,也包括宗教自身从形式到内容由神圣逐步走向世俗,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20]

   但是,无论是神圣性的匮乏还是社会功能的淡出及它的理性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或现代化了的社会中,宗教并未衰落或衰弱,宗教信仰和实践并未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下降,宗教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也并未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减弱。”而“宗教社会学新范式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根据,指出科技、教育、多元、分化都不会必然导致宗教的衰落或宗教影响的减弱。新范式不否认科技发展和教育普及会带来宗教的变化,这些现代化发展导致了宗教的理性化变化,但是宗教的理性化不能等同于宗教的衰落或宗教影响的衰弱。理性化了的宗教也可以是更强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其对于社会和生活的影响也可能是更加强化的和更有效果的。”[21]

   现代性在知识的形式和传播手段领域就是“符号化”、“信息化”、“网络化”,等等。“符号化”、“信息化”、“网络化”在价值多元、文化多样的现代社会对于传统宗教的冲击在所难免,但是同样也为传统宗教的传播创造了空前难得的机遇。对于典籍浩瀚的佛教而言,与传统社会的知识的形式和传播手段相比,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更是殊胜无比。

   总之,佛教必须面对现代化及其结晶现代性并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变。无视、漠视现代化及其结晶现代性必然导致佛教的衰败,而敌视、抗拒现代性则无异自寻死路。而佛教教育特别是佛教高等教育院校必须成为佛教现代性转变的策源地、思想库、动力站和人才培育中心。因此,佛教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面向现代化具备较高现代性水平。

   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认为现代人与传统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下列核心价值观念上:(1)超越家庭联系:即认为和非直系亲戚联系的减弱并不会产生严重破坏性后果的观念。(2)世界视野:即认为全国性、国际性事务的重要性高于本地区事务的观念。(3)感知与接受变革:即认为创新行为可以导致积极后果的观念。(4)性别平等:即认为在小家庭中传统的男性主导角色的弱化并不会产生严重破坏性后果的观念。(5)个体效能感:即认为人有能力在较大程度上对其周围环境进行控制的观念[22]。其中,(1)超越家庭联系对佛教来说就是超越寺院及师徒关系。(4)性别平等对佛教而言是本有教义。而(2)世界视野、(3)感知与接受变革及(5)个体效能感均为现代僧伽所必须。

   物质上依附于师父;精神上依赖于师父、法师(教师)、高僧大德;眼光视域上局限于寺庙;学习思考上固守一宗一门;知见上满足于“实用”、“实际”,缺少全国观念、世界视野、不思变革、因循守旧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教育的每况愈下,“可谓是彻底的失败”[23]。闽南佛学院前院长妙湛法师对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间中国佛教教育也深表失望,“近十几年来,各地佛学院办了不少,成才者寥寥无几,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24]

   现代性的不足和匮乏使中国佛教教育无法在现代社会获得长足进步。“任何一种宗教,都在不断地调整、革新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25]近现代中国“佛教非但不关心人生,介入社会,而且与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会自社会。”[26]其结果便是佛门凋弊,众生失怙。今天如果依然采取“中国佛教自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教育自佛教教育”、“全球化自全球化”“现代化(现代性)自现代化(现代性)”那就无异于自掘坟墓。“一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环境下要不被边缘化、不被同质化、不被解构乃至消散,就必须实现它的现代转换。对当代中国而言,主张以全球化走出现代性困境自然虚妄,主张以后现代走出现代性困境也属一厢情愿。西方的现代性固然不能用做普遍标准,但现代性本身却具有不可移置的内核(精神理念)。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和根本性的文化精神,构成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个体的灵魂,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机理和结构,它所具有的内在反思性和超越性使其成为开放性的、包容性的文明发展模式,其普遍性的价值远未展现出来。我们不能因西方资本对现代性的侵蚀或资本现代性对人类社会和自然造成的危机而对现代性建设瞻前顾后。中国现代性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积淀和博大精深完全可以开创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前景光明的现代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价值,完全可以也必须积极参与到世界的现代性建构中。虽然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但西方的现代性由于资本的侵蚀导致了资本现代性的危机,需要其他文明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智慧来共同展开现代性未尽的价值,克服资本现代性的缺陷和危机。[27]

   现代性虽然揭橥于西方,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思想已经丰富而深刻地蕴藏于佛教思想之中。也唯有如此佛教才有可能实现其现代转换,也为有如此佛教才能两千多年来生生不息,常存常新。现代性思想的内核如自由、理性、平等、博爱、人权、民主自始至今都在佛教的视域之中。“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不同时期的经典重译、对经疏的再注、不同时代佛教大藏的刊刻与广布,都不仅是佛教进行不断现代性转变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性转换的物质性力量和思想性成果。现代性的思维和转向一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动力。正是在对佛教经典和思想义理的不断重新解读中,中国佛教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当下性的转向,进行着其内在的现代性进程。”[28] 今天我们还有这样的动力吗?因此,我们不必忌讳现代性叙事的权威及其支配地位;不必忧虑发掘佛教的现代性资源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乃至把它视为对现代性理念碎片的简单攀附;不必回避佛教的现代性自我认同途径,乃至把它视为寻求存在合法性的“思想大逃亡”;不必拒绝现代性成为佛教的叙事范型和叙事策略。

   当代中国佛教教育必须直面回应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对资本操控的现代性对全球造成的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性危机有属于自己的清醒的认识。如此才能在文化、价值、宗教多元化的时代确立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才能为世界人类走出困境贡献佛教智慧,也唯有如此方能走出自身的困境。

  

   注释:

   [1]邓子美:《20世纪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之回顾》〔J〕《佛教文化》,1999年第6期,第8-22页。

   [2]太虚:《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J〕《海潮音》,1934年第1期。

   [3] 叶青春:《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境遇与使命〔J〕《法音》, 2011年第7期,第20-24页。

   [4]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版,第323页。

   [5] 李泽厚:《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320页。

   [6] [7] 〔德〕MAX W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M〕.tans.Hans. H.Gerth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236。

   [8] 王雷泉:《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J〕《法音》,2001年第10期,第7-15页。

[9]《相应部·16.13经》(S ii 225,8);《增支部·5.201经》(A iii 247,20);《增支部·6.40经》(A iii 34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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