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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曾国藩的学问与格局

更新时间:2021-10-25 22:28:49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所以,他整个的建军思想非常之先进。这个建军的思想当然比不上现代的军事思想,但是他有很多和中国的传统契合的东西,比如说他的宗法关系,比如说他的以礼治军,比如说他训练超过了教育,比如说“扎硬寨,打死仗”,比如说他坚持从长江上游逐步推进这样的一个自主战略——咸丰皇帝对战局发展不满意,很着急,很生气,多次直接指挥,但是他坚持既定战略,他先到江西,后到安徽,控制长江上游,截断对方法的退路,巩固自己的后援;又把李鸿章推荐到杭州,把左宗棠也推荐出去,两个湘军大将作为奥援,最后他终于攻克南京。所以,这种战略定力体现了难得的大格局。

   第三条,曾国藩体现格局的地方就是他屡败屡战、坚忍不拔。“打脱牙”,“和血吞之”,这些都是他的原话。他是几次遇到非常危险的状况,三次在生死之间:一次是在岳阳靖港之战,他蹈水,企图自尽;第二次是在鄱阳湖;第三次是在祁门。他这些时候都是处在危险之中。他是真正的书生领兵,迎战强敌,逆势而行。他说他自己有几次挨骂,有几次失败;打落牙齿的时候,没有哪一次不是“和血吞之“(连血一起吞下去)。为什么?不屈服,然后还要继续前进。他跟家人讲,他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他说他每一次长进都是这样。皇帝猜疑、官场嫉妒、朋友使绊,千难万险,他都把它们作为砥砺自己和修行自己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大格局的表现。

   第四条表现,就是以拙诚聚人,团结众人一起奋斗。这是个大格局。他是待人以诚的,他说“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他非常重视诚的作用,他把它看作和部属处理关系的准则。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程颢说过这个话:诚就是忠信。所以,曾国藩是把“诚”看作跟性命一样重要。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他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他这个话实际上就是说:我湖南人能够鼓舞群伦,历九年戡大乱,就是靠的拙和诚。所以,他的拙诚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思想——“诚”就是不欺骗,“拙”就是不取巧。这是他与人长久相处的法宝。包括左宗棠、李鸿章,曾经和他都有过嫌隙,但是由于双方的诚恳,不仅没有破坏共事的局面,而且保持了终身的友谊。由于他的诚,由于他的善于识人用人,像塔齐布、江忠源、鲍超、曾国荃、彭玉麟、杨载福这些名将,都是对他忠心耿耿。还有刚才我说的,攻破安庆不久他就举荐左宗棠到浙江,举荐李鸿章到安徽招募淮军、到上海。朝廷这个时候也希望湘军内部能够有人牵制曾国藩,所以这两个人都先于曾国藩做了封疆大吏,分别做了浙江的巡抚和安徽的巡抚;这样的话,超过了他,但是在私下还是跟他联系如何共同作战。这两个人是他终身的朋友。所以,曾国藩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不怀芥蒂,能够这样去团结人。湘军集团其实并没有一个组织,他们也没成立什么会,协会之类的都没有成立,但是他们互相奥援,互相支持,同气相求,一直到始终,除了个别人。后来有一个叫李元度的,曾国藩很喜欢他、支持他,但是他后来擅自脱离曾国藩,曾国藩对他不满。

   曾国藩团结人还有一条,就是他以身作则。他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他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这样的话才能够坚持到现在。所以他做官是“不要钱、不怕死”;现在包括我们纪检部门,都把他这种廉洁的事情作为教育材料。他是真正的比较廉洁的一个官员。这是我讲的在战争和洋务运动中曾国藩的第四个大格局的表现。

   第五条,自剪羽翼、急流勇退,是大格局。南京打下来之后,满朝文武和朝廷上这些核心领导人,包括慈禧太后、恭亲王他们,都在看着湘军怎么办。那么,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辞让自己过重的权力,使自己急流勇退。第二件,裁撤湘军,解除朝廷的疑虑。第三件,撤销厘金局,安抚地方的民众,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最后,他在金陵修贡院,开江南乡试,收两江士子之心。同时,他还办了传忠书局,开始出版被太平军毁掉的传统书籍。他这些措施的实行,消弭了朝野众人的猜疑情绪,使他的地位、名声鹊起;他就改变了自己过去那种被大家嫉妒和警惕的一种局面。

   打下南京后他不居功不自傲,迅速裁撤湘军,让朝廷放心,让非议闭嘴。因为他拥有扭转乾坤的功劳,占据着“忠君”的道德高地,所以湘军集团的势力、实力、声名不可阻挡。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有一句话,叫“中兴将帅,什九湖湘”。数百名高级文人和军事将领构成的庞大的湘军集团占据省、部各路要津,后来又衍生出淮军集团;互相呼应,影响朝局,贯穿晚清历史。这些事情为政权重心后来转移到主张改革的汉臣手里打下了基础;后来曾国藩发动洋务运动,湘军在中法战争中、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在建立水师方面,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巨大贡献。湘军后来能够善始善终,还为国家做这么大的贡献,和其战后急流勇退而积蓄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所以,曾国藩急流勇退,这是一个大格局。

   第六条,从购“制器之器”到“师夷智”,是个大格局。他开展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始就是买兵船、买大炮;后来曾国藩说,买的靠不住。当时有一个阿思本舰队的事:从英国买来了军舰以后,清廷委任的英国人就插手。曾国藩说我们要自己造,自己造就要买制造大炮、军舰的机器,所以叫购买“制器之器”;这是他的一个进步,比“师夷长技”进一步。第二点,他提出“师夷智”,那么“师夷智”就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而且在科学知识上,甚至于一些人文知识上对西方开了方便之门;这是洋务运动中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比如,谭嗣同在维新时期能够有那样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和他到曾国藩他们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图书馆看了很多西洋的书有关系。

   曾国藩被认为是中国近代保守主义的鼻祖、维护传统王朝的士大夫。他为什么会发起引导、推动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原因很多,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开始时是战争的需要。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后期,朝廷有一个方略,叫做“借夷助剿”,就是让英国、法国、美国这些人帮助我们来打太平军。太平军那个时候也用了洋人,也用了洋枪洋炮,所以清廷就借夷助剿。在借夷助剿的问题上,朝廷中有两派:一派是主张安内,那就是,为了打太平军,就可以借夷了;一派主张攘外,那就是说要对付洋人。多数人只看到安内的需要,但是曾国藩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安内与攘外并重。他在开始办安庆军械所的时候——1861年,这个时候,离战争胜利还有好几年——他已经开始规划一个很大的学习洋人洋枪洋炮的运动。他网罗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对外贸易的这些专家,都在他的麾下;他有一个500多人的幕僚团,那么这些人帮他规划。所以,太平天国平定以后,他很快就转向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他还培养了很多人。

   这是我给大家谈到的在太平天国战争和洋务运动过程之中,体现曾国藩格局的他六个方面的事情和作为。这是第三个问题。

   曾国藩如何以学问支撑格局

   第四个问题,曾国藩的学问是怎么样支撑他的格局的?

   前面是一些铺垫,现在就说到了我们的正题:他的学问怎么样支持他的格局?这里边我讲几点。

   (一)曾国藩为什么要做圣贤?如何做圣贤?

   大家都知道,曾国藩这个人,他是立志要做一个圣人、要做一个圣贤,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追求、一个目标;这个追求和目标对他的格局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为什么要做圣贤?有三步。

   他的经历其实分为三大段,一段是在家里做小孩子、考科举,他25、26岁才考到北京去。第二段是在北京,将近10年时间,26到37岁这个时候,他是在北京做京官,这段时间他上得挺快。第三段就是他做一个儒将,带领湘军打仗;然后做两江总督,做高官。他的人生经历可以分为这么三阶段的生活。

   做圣贤的第一步是功名的追求,这主要是在他人生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他有23年的儒家经典的学习。这些年的学习期间,他有两段时间是分别在涟滨书院和岳麓书院求学。那么,他的这种学习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学习、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实际上已经被涵养了士大夫的人格。这段时间,他的学习动力是什么?他的学习动力就是追求功名,参加科举考试。他考秀才考了9回,考举人考了3回,最后才考上进士,只考了38名,受赐的是“同进士出身”,所以他一辈子都觉得自己还是不太满意的。但是,功名追求和他家庭的培养、湖南湖湘文化的影响,使他初步具备了一个士大夫的品质。

   做圣贤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在他人生的第二阶段。第二步,就是在北京期间,他有一个思想的转变。在北京10年,他升迁得很快,境遇也有很大的改善。他这个时候喜欢词章,喜欢做诗填词,写胼体文、写散文,已经在桐城派里小有名气。他这时可以在京城像其他人一样享受自己寒窗苦读带来的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由于他多年知识的积淀和受到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这些浮名不能使他满足,这个时候他有“澄清天下”的追求,因为天下这个时候比较乱——这时正值道光到咸丰年间,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了。他也希望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唐鉴,镜海先生,长沙人,大学者,既是同乡,又是老师。他向唐鉴请教学问,最后唐鉴就告诉他要学程朱理学、学宋明理学。他跟唐鉴老师的这番谈话,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回来在日记里边写到,他说:这简直就是启蒙,在这之前我就是在黑暗中、在懵懂中。他看到了一条光明的大道,这条路也是他在彷徨中要寻找的道路。

   那么,要怎么走这条路?他就拜见了倭仁。倭仁也是朝廷中很大的理学家,这位理学大师向曾国藩传授了在学习程朱理学的过程中如何修身,如何让理学与自己的日常行为、与自己的思想观念结合起来的方法。倭仁自己做得到,每天对自己从早到晚的言行做一个记录;记录下来以后给自己评价——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每天对自己进行判断、批评。所以,不仅仅是“吾日三省吾身”,可能要不停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视,挑出毛病——倭仁说这样才能成为圣人。曾国藩见了倭仁,回来以后就写了一段日记,他说这样做还是蛮辛苦的,但是他下决心做下去。

   他为什么要做圣贤?第三步,他把理学作为了信仰,这是他在京城很大的收获和很大的转变。他是长期严格地修身,不懈地追求圣贤人格。如果说20多年前求学那个阶段,对于圣贤这个概念,他心目中指的是别人,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曾国藩决心自己做圣贤。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不做圣贤,便是禽兽。他有很多这样的话。他就是说,如果不去做圣贤,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他做圣贤的决定就是这样定下来。那么,如何学习圣贤、追比圣贤呢?曾国藩的主要途径是读书。每一天读多少书、写多少字,以及对自己的言行,他都要进行登记,要写日记。他有时候心里很躁动——当时他也才30多岁——别的朋友们都在那儿玩,吃喝玩乐,喝花酒,诗词歌赋,然后花天酒地。为了防止自己内心躁动,他规定自己晚上不出门;他做到了——他每天晚上都不出门,吃了饭就在家看书。他规定自己有多少书要看、多少字要写;我看他一天是要读80页,一天要写200个字,所以他本身也是个书法家。这样刻苦的行动,他叫做“克己”;他专门讲了一段“克己”。他用惊人的毅力把烟戒掉了,他说:戒了烟以后自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抽水烟袋,每天要抱着个水烟袋到处走,自己抽了也不舒服,身体不好,他就把烟戒掉了。规定晚上不出门,把烟还戒掉,又是单身一个人在北京,这时候他毅力还是很强的。从这时候起,他一直写日记;日记记到什么时候?记到1872年,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写了日记。

   所以,他从词章转到义理,转到宋明理学这个过程,是他树立信仰、树立人生目标的一个转变。这个时候,他已经接近不惑之年,但是他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去世,都是“一宗宋儒”,也就是说按照程朱理学来修饰自己。

他的目标和动力是什么?这个时候他其实接受了立德、立功、立言“三立”而不朽这样的一个人生目标;他还接受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人生规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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