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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孟和:宽容与互让

更新时间:2021-10-25 13:28:50
作者: 陶孟和  

  

   在任何国家里,无论是在政治上、信仰上、思想上、权利上或利益上,磨擦是不能避免的,冲突是少不了的,争夺是永远进行着的。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求安定与和平。要完成这个任务,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用力镇压一切,不使国里有磨擦、冲突、争夺发生。另一条路是在磨擦、冲突、争夺之中求得和平与安定。现代国家,特别是欧美民治国家,都走第二条路。它们所以能成功,是靠着两种德行——宽容与互让。最不幸的,我们中国人向来缺乏这两种可贵的德行。

  

   什么是宽容?宽容就是容纳异己,对于与己不同的,持异议,执异见,怀异志,行异行的人们,不予以歧视,不施以压迫,不加以伤害,而畀以相当的自由。我们中国被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支配了一千多年,向来不认识宽容。儒家思想本来是排斥异己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它所提倡的家庭制度,将父母推崇到神圣的地位,做子女的对他们只有追随依顺,不能立异。儒家的政治思想——也就是儒家为巩固政权或为阿谀执政者而整理出来的儒家政治理论——是独裁,是专制。在独裁政治之下,便只有圣旨,没有民意,只有政府操威权,不许人民伸张权利。中国的社会向来充满了压迫的,保守的空气。柔顺在中国成了美德。特立,独行,标奇立异,永远为拥权有力的人所怀疑仇视。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不宽容的社会,中国的国家可以说是一个不宽容的国家。(注一)

  

   这个不宽容的心理是容易了解的。要求人人顺从自己的意志,乃普遍的人性。没有人高兴自己的意志被人拂逆,没有人愿意看见自己所做的榜样不为人所遵奉,没有人欢喜自己的言行受人批评指责,这是人情之常。事实上没有人能够事事顺意,时时顺意的。然而有些人却可以他们所特有的资格——年龄,辈份,地位,权力——要求人们,强迫人们顺从他的意志,而不许有所歧异。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便是拥护那些特殊资格者,用敬老、尊长、事上、从俗等等概念,维护既成的情况,限制越轨的思想行动。

  

   这个不宽容的态度,当然也有它的功用。它防止变更,保持社会国家的安定。然而这个安定的背后乃是压迫,威胁与武力。这个安定是强制的,不是用和平的技术安排的。强制的安定早晚必引起爆发,必导致骚乱。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是不宽容确是致乱的重要原因的一个。

  

   宽容就是容让立异,允许不依从。(注二)立异或不依从,乃一切变化的基础。人类社会,它的一切物事,如制度、思想、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等,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变化可好可坏,要在人如何选择与努力。无论如何,变化是必然的。有变化终胜于无变化。无变化等于僵死,有变化尚可有改进的希望。而变化必须由立异开端。欧洲自宗教革新以来,可以说是立异的发达史,形成数百年来思想、学术、政治经济,诸方面灿烂的进步。立异之风,也被带到美国。最近一位美国医学家,关于美国人的立异精神曾自夸的说:

  

   无论美国人民具有其它什么品质,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根据他们的历史,并适合他们所选定的目标,以运用立异权利,当然是许多品质之一。美国国家的广大与复杂,使这个品质的发展得有充分的机会。

  

   欧美人民可以立异,可以使立异发生作用,因为他们有宽容的风度。

  

   只有宽容还不能得到社会国家的安定与和平,还必须有互让。(注三 )宽容只是予异己者以自由,对于异己者不压迫,不妨害。一旦异己者得到思想行动的自由,便要在社会里发生影响,便要对于允许宽容的发生磨擦、竞争、冲突等情事,引起社会的不安宁。在以宽容为风气的国家里,要维持或恢复社会的安宁,不是用威权或武力来镇服一切,压制一切,乃是采用互让的方法,将磨擦变为协调,将竞争变成合作,将冲突消弭为相安无事。在磨擦、冲突、争夺之情状下,双方都在要求遂行自己的意志,争求自己所需求的权利,或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长此以往,任何一方都不能得到完全的满意。于是不得不双方让步,求得和解。两方让步的程度当然未必相同,但至少必须真正的,诚意的,而不是虚伪的,欺骗的让步。代替互让的,只有威权与武力。但威权与武力至多只能消弭冲突于一时,绝不能有效于永久。

  

   互让在我们中国是一个陌生的观念。儒家所提倡的伦理观念,只有让与忍。在中国,幼年、弱者、女子、被治者、地位低下者一类人所应有的美德,便是容忍与谦让。忍就是不论你受压迫或受苦到什么程度,不许你哼一声,不许你喊一句。让就是对有势力、有地位有种种特殊资格的人们,惹不得,惹不起,只好对他们退让。忍与让乃片面的,消极的,只是对于弱者的要求。至于强者,却可岸然不动。中国以容忍与谦让两种的德行维持了家庭,维持了国家,保障了强者及有力者的权利与利益,却牺牲了多数的福利与幸福。幸而容忍与谦让是有限度的。过了限度,便招致变乱。中国历史上累次的变乱,是到了人民无可再忍无可再让的阶段。

  

   互让是双方面的。两方面的主张或利益相冲突,须使两方面共同让步,寻求一种折衷的,比较各方所希望的虽然略逊一筹,但是任何一方都可差强满意的办法,由双方接受遵守。互让是积极的,因为它不像容忍与谦让所要求的去压制或消灭一方的意志或利益,而设法使双方的意志或利益都多少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或予以保存。在忍与让为美德的社会里,强者或特权阶级说:“来,你听我的,你来服从我。”在互让成风的国家里,双方说:“好不好咱们共同寻求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互让是现代政治上重要原则的一个,遵行这个原则,国内政治,国际政治才可以得到安定与和平。互让也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原则的一个。人的一生永远是一己的欲望与意志对现实的相互让步。

  

   不宽容与忍让,在中国为害真不浅。因为不宽容,不知道有多少思想制度,人的行动可以有益于民族福利的,竟遭抑制,毁灭,使我们社会停滞不进。比起今日欧美的社会落后五百年。因为忍让,不知汩没了多少奇才异能,斲丧了多少可宝贵的生命,摧残了多少次的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生机。一直到今天,除了一些极可怜的物质的设备(如铁路公路)——比起欧美的物质进步实在是原始的不足道的——以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依然受着不宽容与忍让的毒害。假使我们在政治上有宽容,则如闻一多先生那样难得的学者可以不致于遭惨死。假使我们在政治上有互让,则今日国共之争总可以寻得一个折衷的方案,致国家于安定和平。

  

   接受并实践宽容与互让的精神,现在不容再缓了。对于不宽容的反动,必然是继续的不宽容,如此则演成恶性的循环。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模型,便是这个恶性循环的表现。现在不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踏上新的途径,则我们的民族将永远在这个循环中兜圈子。人民的疾苦且不必说,如何可以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立国呢?

  

   (注一 )中国没有宽容,可以在它的种种物事上看出。就是中国音乐,也显出不宽容的态度。参看《大公报》十月十六日科科果夫所写《单调鼓声永无和谐》一文。

  

   (注二 )立异,不依从,在欧洲发端于宗教运动。立异英文为Dissent,不依从英文为Non-comformist,都是指不依奉英国国教而言。基督新教英文原字为Protestantism ,也是违抗之意。中国文字上,这种字眼极贫乏。

  

   (注三)互让英文为Compromise。章行严先生曾绍介此旨于我国,译为调和。想起行严创办《甲寅》杂志时,会绍介白芝浩、戴雪、哈布浩、莫雷诸大家政治理论(莫雷曾著有《互让》一书),启导国人政治意识不少,今已三十年矣。后以奔走政治,杂志中断,殊为可惜。设行严能继续从事此有用之事业,使国人认识并修养现代政治所应具备之德行,则今日的政治也许可以改观。


原载《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11月24日“星期论文”,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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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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