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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走出“乡仇” 走进“乡愁”

更新时间:2021-10-25 10:34:39
作者: 刘奇 (进入专栏)  

   自1958年城乡二元制度实施以来,乡村成了被社会轻视、歧视甚至仇视的“谈农色变”之地,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人人都想逃离。从制度设计看,既想从乡村索取剩余,又厌恶乡村是个包袱,有些人恨不得把乡村一脚踢出地球,他们认为是乡村的拖累才使中国发展得这么慢。一股浓浓的“乡仇”弥漫在中国社会长达半个世纪。他们没有看到正是由于乡村的支撑才使中国发展这么快!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农养政的结束,代之以工养政、以商养政的开始,加之二元制度的逐步瓦解,中国的乡村正发生着深刻剧烈的变化,资源单向流入城市的时代已告终结。一些环境优美、风光秀丽的乡村,正成为社会追捧的养生之地、旅游胜地、投资兴业的热土,尤其在人类财富积累已进入第五阶段的健康养生阶段和即将问世的汽车无人驾驶时代,乡村将成为井喷式消费之地。坊间戏言:现在是穷人进城,富人下乡;忙人进城,闲人下乡;为生存的人进城,为生活的人下乡。“乡仇”成了“乡愁”。

  

   乡土文化正在随着乡土社会的转型而转型,呈现四大特征

  

   一是后喻时代。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把文化分为三阶段: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就是农业社会时代,文化是稳定的,生产和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农业文化传承就靠先辈的经验积累,然后向后辈传递。到了工业时代,叫并喻文化,就是技术可以在同代人里传播,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到了今天的信息时代,叫后喻文化。科技高度发达,年轻人比老年人思维敏捷,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现在的乡村已经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人发挥了主导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年轻人利用电商平台,嫁接各种服务于乡村的资源,促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高度融合发展。

  

   二是多元时代。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民工潮”是一个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人口大流动。乡村人口的大流动打破了村与村、县与县和省与省之间的区域界限, 改变了农民传统僵化的思维方式,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他们这样渴望看到外面,他们在多少地方打工, 就浸染多少种文化,给乡村社会带回多元、开放、丰富的文化要素。

  

   三是非参与时代。长期以来, 乡村文化依靠的是农民自我参与、自娱自乐的民间歌舞、民间戏曲、民间技艺、民间说唱以及民间工艺等形式得以世代沿袭和传承,高跷队、秧歌队、玩龙舞狮等过去仅春节活动就长达月余。现在的农民整天面对的只是无法置身其中的电视、收音机,儿童所关注的不是电视就是游戏机,甚至是VR(虚拟现实)。新的故事叙述形式和新的娱乐载体让乡村的居民栖息于此,生活却在别处。

  

   四是逆乡土时代。长期以来,我们公共资源的配置一直是重城市轻乡村,特别是在公共教育上,十多年的撤点并校导致了农村学生的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不能就近上学带来的额外负担比要钱的教育还贵,到镇上借读一年至少要多花八千到一万元,到县城借读一般要花一万五到两万元。绝大多数孩子不在本乡本土读书,远离乡土生活,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同时远离乡土,被城市化,乡土文化传承后继乏人愈演愈烈。

  

   乡土社会的转型带来乡土文化的再生转型,但不论如何转, 怎样变,以乡为基点的活动范围不会变,以土为基础的生存依托不会变。只要人类还需要吃饭,就需要农业;只要农业存在,就需要农民;只要有农民,就会构成彼此相连的乡土社会,生成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需要重建,重在抓好六个方面

  

   1.坚持三个守住。一是坚守原点。农业文明是中华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不要一提乡土就是落后的、腐朽的、应该抛弃的。18世纪之前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华民族一直是人类文化的引领者,几千年的积淀要坚守。国家文化自信的基础是老百姓的文化自信,不可妄自菲薄,乡土文化是根是源是灵魂, 坚守这个原点就守住了中华文化的灵魂。二是坚守初心。乡土文化是以适应乡土为基本特质的。所谓文化就是“人化”和“化人”。首先是“人化”,即以本土人共有的意志形成的生活样式。西部山区的农民告诉贾平凹“北京好是好,就是太偏远了”。中心和边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应以当地人观念和认知为基准。其次是“化人”,即不论你来自何方,多么文明,到了这个地方都要遵循这个地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外来的文化或文明能不能被当地接受,为当地所化, 主动权在本土,而不是外人,外人不要轻易干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所欲”也不能强加于人。赶农民上楼就违背了初心。三是坚守自我。每个人既是乡土文化的载体,又是传承者,也是创造者。作为载体,要注意学习掌握传统;作为传承者,要注意宣传发扬光大,主动“化人”;作为创造者,要不断自觉地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现代文化。在乡土文化建设中,每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都不可以置身其外,都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义务。

  

   2.从传统中传承。文化是刻在心里的信条,制度是写在纸上的约束,制度当然也是文化。不能穿拖鞋背心上班是文化,必须穿西服打领带上班是制度。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制度、器物构成文明的三个维度。传统中有精华有糟粕,传承传统,要分清二者。我们讲孝,开展回家运动,但24孝图中的愚孝要剔除。我们弘扬世家大族优秀的家风家教家训,但严酷的宗祠惩罚制度要废除。

  

   3.在发扬中发展。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必须在传统中不断发展,随着科技的发达、社会的进步、人们需求的日益升级,不发展就会被淘汰。传统需要“活化”, 《清明上河图》在上海世博会重新被赋予生命。活化要注意不能过度商业化,是建设性破坏,还是破坏性建设要分清。私有制时代农民是无偿劳动,大锅饭时代农民是无效劳动,今天毁坏资源破坏环境就是有害劳动。吸收外来和新鲜的文化,则要注意别什么都要,要有扬弃升华,有一种审美的高度。

  

   4.重塑新乡贤。贵族精神的特点就是“三自一担当”,自尊、自明、自律,敢于担当。贵族子弟云集的英国伊顿公学,两次世界大战学生参战死亡率40%多,整个英国参战600多万人,死亡率只有12%,足见贵族的担当精神。实际上在中国的乡村,延续上千年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比较朴素的贵族传统。其中乡贤就处于核心的作用,他们是乡土文化的精灵,是标杆,是方向,是牵引器,是动力源,没有乡贤的社会就没有活力没有动力没有主力。今天,重塑新乡贤要着重这几类群体,一是离退休人员叶落归根,二是大学生村官,三是城归农民工, 四是接受优秀家风家教家训熏陶的世家大族、名门望族的后裔,五是新富贤能者。应培养他们的勇气、慷慨、正直、自尊、担当等品质, 促使他们投身到乡村的扶贫事业、乡村公益建设等方面。

  

   5.创新五大制度。一是创新新农村产权制度。调查和摸清农村集体资产的家底,创新多种形式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益。二是创新农村经营制度。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完善“三权” 分置制度,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的适度流转。三是创新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把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同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区分开来,发挥市场主体在农产品价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利用市场价格的信号指示与资源配置的作用,把支持保护政策扭曲价格的效应最小化。四是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积极利用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以及特色小镇等新产业、新载体和新媒介,畅通公共资源、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通,实现资源和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城乡的融合发展。五是创新乡村治理制度。理顺传统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方式的关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6.四生五意契合。四生五意就是生产、生活、生态和生意。所谓生意有两层含义,即市场的繁荣和由“四生”孕育出的新的文化创意。重振乡土文化,生产不能脱离生活,生产、生活不能脱离生态, 生意不能脱离生产、生活和生态。四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这样才能打造出高品质的生活、高效率的生产、高文明的生态、高收入的生意以及高水平的文化。

  

   我们不能阻挡乡村的变化,但是我们必须留住乡土文化!有文化的乡土才能留得住乡愁。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转自:《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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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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