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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正确理解共同富裕

更新时间:2021-10-25 10:17:53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导语

   2021年9月5日,辛庄课堂首期班专享大课在北京举办。辛庄课堂导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分享了主题为《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课程。

   姚洋教授以条分缕析的方式解读“共同富裕”的概念,认为共同富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提高全体人民的生产能力上。他与大家交流了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的“三次分配”的理念,即从市场分配到市场参与者能力的提升,及至社会的慈善事业。姚教授指出,市场参与者能力的提升是提高老百姓收入能力的关键,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手段,是教育。在当今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起点是接受良好的教育。

   本文是姚洋教授课堂内容的整理,经过姚教授审阅定稿。

  

   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关于共同富裕这个话题。张维迎老师和黄怒波先生创办的辛庄课堂是了不起的创举,把企业家的培训项目放在黄土高原来做,寓意非常深刻。张维迎老师请我做辛庄课堂的导师之一,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正确理解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话题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最近这一年多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有的人解读认为政府有方向性的大变化。我个人更多的是把这些事件看作是一些比较孤立的事件,从蚂蚁金服到整顿校外辅导,在自媒体上的一些解读恐怕是过度了。

   十八大以来我们看到执政者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先是反腐,把党搞纯洁了,把政商关系搞纯洁了。大家知道,“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最近浙江在提这个事,亲清关系我的印象中是2014年就提出来了,事实上是针对反腐过程中发现的政商勾结造成的情况提出来的一个想法。后面又搞了扶贫,消除绝对贫困,现在搞共同富裕。我觉得这是一以贯之的。

   共同富裕怎么去做,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关注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什么是共同富裕,杀富济贫肯定不是共同富裕。

   我们都经历过“大锅饭”时代,你干多干少是一个样的,干与不干是一个样的,所以我们才没效率,没人干活。我看了小岗村的调查报告,那是我们周其仁老师调查小岗村做的报告。小岗村包产到户之后第一年的产量是相当于实行人民公社25年产量的总和。如果我们今天说共同富裕是要杀富济贫,把富人的财产没收了分给穷人,我估计中国经济“一夜回到解放前”。当然这有点极端。如果你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至少我们说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俗话说的“授人以鱼”。

   如果哪个经济学家告诉你一些不符合常识的东西,别管云里雾里,最后他不符合你的常识那肯定是错的。现在常识告诉我们,以结果为导向的所谓的平等,最终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要“授人以渔”,要关注渔具。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的手段,一定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产能力,而不是把收入高的人的收入直接转移给他们了事。

   比如说我们扶贫,我们清除绝对贫困,如果只看一年的数据那很容易,给他补贴,但是第二年他又返贫了。共同富裕,最终我们是希望要有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但是公平的社会并不是说人人都拉平的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回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个人的解放是全体人类解放的前提”。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是什么?你首先要生活,要有生产能力。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提高全体人民的生产能力上,这样才能够让共同富裕走得远,可以持续。

   中央的财经委员会的会议,提出来“三次分配”的概念。这里也跟大家交流一下“三次分配”,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原则是什么,侧重点在哪里?

   首先看一次分配,一次分配就是市场分配。

   这里稍微补充一点,讲一下苏格兰启蒙运动,最近我和我太太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特别感兴趣,几年前为这个我们专门跑一趟苏格兰去看苏格兰启蒙运动,去寻访亚当·斯密。

   苏格兰过去是独立的国家,在1709年和英国合并,成为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苏格兰人特别务实,一开始不想跟英国人合并,他想跟英国人竞争。那时候竞争什么呢?竞争贸易。他最后一次努力搞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筹集的资金相当于苏格兰当时一年GDP的一半,举全国之力要干倒南方的表兄弟,搞这个公司到南美去搞贸易,那时候贸易搞烟叶,结果输的一塌糊涂。搞不过人家英国人,他就投降加入。经过激烈的辩论与投票,在1709年最终加入了。加入英国之后苏格兰开始发展起来了,赶上了启蒙运动,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

   苏格兰人很务实,所以他们的理论也特别的务实,不像欧洲的比较理性。他们都是从经验出发,从直觉出发。直觉告诉他们,人是有自利心的,这个自利心要疏导起来而不是成为破坏的理念。

   亚当斯密住在格拉斯哥,但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爱丁堡,他每个月坐邮车到爱丁堡去参加讨论。在讨论里他获得了很多的灵感,他跟休谟也成了忘年交。两个人都没有结婚。

   他最终觉得市场是可以疏导人的自利心,今天就是看不见手的理论。每个人的自利心最后加总起来会为全社会提供好处。在他的年代没有经济学的概念,他是道德哲学家。他最后还是想论证,市场是符合道德的,即市场最终可以增加全体人民福利。

   回到今天来说,我们提出来的是要按要素分配,这和我们计划经济时代按劳分配是有差别的。按要素分配意味着,不管你是劳动还是资本,只要你有投入,你有贡献,那你就应该得到回报,我们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你的回报应该等于你的边际产出:你的工资等于边际贡献率,资本的产出应该等于资本的边际贡献率。按要素分配应该成为一次分配我们牢牢掌握的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我们是会犯巨大错误的,而且可能是灾难性的,就像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看到的那样。

   我觉得,市场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奖励“能力”和“努力”。你的贡献大,得到的多,这不仅仅和努力有关系,和能力也有关系,也就是和你的智力有关系。市场是奖励高智商的,这在很多人都是不同意的,很多政治哲学家、道德哲学家是不同意的,激进的左翼会认为,靠智商获得的回报是不道德的。

   按要素分配是奖励能力的,这点跟中国文化和古老的道德信念是相吻合的。亚里士多德很早的时候就提出来比例原则。什么是公正的原则?就是按比例,能力越高,努力越多,你就应该获得更多。我们的孔子、孟子包括墨家都提出来要奖励贤能,中国过去两千多年间都是贤能政治,科举考试是具体方式之一。当然,科举考试未必能选择有能力的人,但是它的确是想做这件事情。中国人流淌在血液里就有精英主义的原则。

   比如我们现在搞教育改革,许多教育界的人认为精英学校就应该存在,聪明的人就应该上这种学校。比如美国湾区高中不允许择校,反对最激烈的是中国人。中国人觉得这是应该的呀,我的孩子读书用功、聪明,应该上精英学校,而白人和黑人强烈的反对,要求平均。中国人血液里头就有这种贤能主义的传统。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点点贤能的因素,这个国家注定要失败。美国现在搞成这样子,我们看到美国的学者也受民意的左右。我看到一本书是耶鲁大学的一个人写的,他认为,美国的精英贤能主义走得太远了,所以老百姓不干了,反精英主义的思潮起来了。恐怕这个思潮会在美国蔓延很多年。而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我和合作者去年完成了一本书,讲儒家政治,就是从儒家出发来谈贤能政治。

   第二个是要形成价格。

   价格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经济学家说,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价格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出,从消费品的角度来看等于边际效用。根据价格,我们能够知道资源的分配该流向最有效的地方。没有价格,那怎么知道哪个地方应该去投资呢?就没有指向了。所以说,市场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从这两方面来说,按要素分配应该是“一次分配”的原则。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讨论,一次分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垄断行业,等等。不排除垄断造成收入差距,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哪怕是金融行业,除了美国那种金融高管收入太高之外,金融行业收入高,恐怕也是有原因的。

   现在网上经常看到“剥削”这样的字眼,我觉得这是危险的。按要素分配其实有按劳分配的成分在里头。资本是不是劳动的成果?当然是。你要往回倒,最终倒到爷爷辈的爷爷辈,我们家的房子从哪儿来?我爷爷的爷爷花了劳动盖成了房子,房子我现在出租,我好像是不劳而获,我只用资本获利了,但难道你不承认继承吗?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继承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在中国搞不成遗产税,因为全国人民都会反对。中国人的心目里头,儿子和老子就是一家人,而且老子为儿子买一栋房子天经地义,你现在要给儿子征遗产税,这不合理,这跟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不相符的。我们不要被西方的东西给忽悠了。

   再有是关于企业家的高收入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我们值得考虑。

   一个是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都是像黄怒波先生这样成功了的企业家。但是,黄总的财富后面是无数失败的房地产商,而这些失败的房地产商我们根本看不到。我们光看到马云今天成功了,但在1998年他到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参加会的时候,谁能想到他能成功啊。成千上万的人都搞失败了,投资者的钱都打了水漂,我们没有看到。企业家的回报里头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他承担风险的回报,对投资者承担风险的回报。

   另一个是要有社会眼光。我们要正确的看企业家的回报,一定要有一个社会眼光来看。比方说孙正义投资马云,我算了一下他的回报率是2900倍。你光看孙正义一个人的确不合理,他给了两千万美元给马云,什么事没做马云一上市他赚了2900倍,好像不合理。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就是合理的,因为马云这样的企业成功的概率就是2900分之一。对于全社会来说,收益和成本刚好打平,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回报,一开始就没人投资。

   我非常相信张维迎老师说的,企业家都是赌博的人,投资也是赌博。赌赢了就是两千九百倍的回报,赌输了颗粒无收。社会上对于企业家的看法从这两方面来说都是有误解的,第一没有看到企业家承担的风险,第二没从社会的角度看到企业家的贡献。事实上,2018年以来去杠杆我们死了一大批的民营企业家,我知道好几个,一夜之间成了负翁。企业家怕被征个人所得税,盈利不从企业拿出来 --- 拿出来又得交45%的税,我们的边际税率太高 ---企业一破产这些资产全部打水漂了。我们没人去讲这种事情。一般企业家也不愿意说,因为他失败了,不好意思说。我估计没人算过,从1992年到现在把所有企业家投下去的钱和赚到的钱算一起,我估计是打个平手。如果没有打平、企业家干赚的话,恐怕会有超多的人想做企业家,打平了才是对的。这是我想说的一次分配。

   二次分配是关于共同富裕要着重讨论的事情。

市场是关注效率的,市场也会对于社会的价值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人类的价值是多样的。“红眼病”不是中国人才有的,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你看看美国,很多美国人也觉得美国分配不平均,最高的1%的人拿走太多。平等是任何文化都秉持的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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