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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程果: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演进

更新时间:2021-10-25 09:25:32
作者: 刘守英 (进入专栏)   程果  

   本文刊于《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回顾了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来源和实践演进。集体所有制理论含义由经典意义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演变为斯大林模式部分社会成员占有生产资料。经典意义集体所有制依循改造小农和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主线,通过合作社道路将小农组织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中。依循国家特定目标主线的集体所有制,采取强制的激进集体化方式以及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分配体制,在达成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同时,造成了集体所有制理论含义和制度实践的混乱。应当打破国家特定目标主线下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束缚和制度框定,依循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和社会经济关系变革实际情况,推动要素组合升级,克服小农弊端,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

  

   集体所有制作为一种对中国变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制度选择,迄今并没有得到客观的分析与总结。大量带有意识形态和情感色彩的言论一直影响着这一制度的走向,集体所有制的内涵、性质以及实现形式等基本理论问题时常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和解释。建国以来,在集体所有制建立和变革关键时期出现的集体所有制理论争论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建国初期关于农业发展道路和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焦点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还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结果是中国走上合作化进而集体化的道路。第二次是改革初期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性质和改革道路的争论,结果是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进一步完善和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集体化的改革思路仍然活跃在理论争论中。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第二次飞跃”和农业经营规模的争论,出现了以第二次飞跃否定第一次飞跃、发挥统一经营层次功能的集体化观点,以及家庭经营与统一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的适度规模经营的观点,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第四次是当前对集体所有制改革方向的争论。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等多项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展开,关于克服传统分散小农经营弊端的改革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重回集体化;二是土地私有化;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以组织化、规模化、服务化发展现代农业。建国以来的四次争论,说明集体所有制理论来源和实践演进研究既具有现实重要性,也具有理论必要性,理论认识不清往往会影响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

   实际上,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来源和实践演进具有清晰的逻辑线索,即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在苏联经过了战时共耕制、列宁模式合作制到斯大林模式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实践,其历史值得反思与借鉴。中国集体所有制建立与变迁既受到马克思集体所有制经典理论和苏联做法的影响,也受到中国土地制度传统和国家制度变革方式的影响。本文从经典文献和制度分析出发,厘清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意义集体所有制的含义和实现形式,回顾了苏联实践中列宁模式、斯大林模式集体所有制的制度特征和实施成效,概述了中国集体所有制的建构、形成与演变,最后给出简要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意义的集体所有制及其实现路径

  

   (一)集体所有制的含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和土地问题的研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视阈下展开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社会生产高度发达的同时,也会造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此,应“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他们旨在重新恢复一个生产资料和产品由自由人联合体共同所有基础上的、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力都归个人所有、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充分发展的共有制,最终建立“劳动者个人的共同所有制”(严闻广,1991)。恩格斯将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分为“个人占有”和“公共占有”,并预示个人占有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而公共占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为可能。

   土地作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实现土地的共同占有是实现公有制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此处的“集体”是指“生产者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苑鹏,2015)。因此,马克思意义的集体所有制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提出的,与私有制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相对立,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与全民所有制同义,并不等同于部分社会成员占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不存在剥夺了个人所有权的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张晓山,2015)。总而言之,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意指土地所有权的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而非部分成员占有土地所有权。

  

   (二)集体所有制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强调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但是,在马恩经典意义上,集体所有制的实现路径取决于现有制度状况和生产力水平,而不存在单一的路径。

   1.在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国有化。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才有条件和可能将土地直接变为共同占有的财产,并最终实现土地国有化。在这类以大地产、大规模经营和雇佣劳动为特点的国家,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丧失了其耕种土地的所有权,农民要想脱离贫困,首要任务是将大地主和封建主私有的土地“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变为“集体的、国家的财产”。随着人口增长、人口集中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农场主较小块土地所有者更易萌生采取“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想法,成为促成土地共同占有的可能因素。通过革命等方式实现土地共同占有进而国有化之后,在国家的监督下,全国性、规模化、有计划、有组织的农业经营能解决居民需要与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和个人任意经营引致的农产品产量不稳定的矛盾。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农民和农场主,土地个人所有制及其对应的小生产都不会是最佳选择,“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

   2.在土地农民所有制的国家,走“农民自己经济的道路”。以小土地、资金缺乏、依靠自己或家属耕种为特点的国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农民“仍然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纯粹有名无实的所有权”,“土地所有制的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同时还把耕种者本身变成任何社会进步尤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协作社,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引起地租的增长,从而给占有者提供了靠生产者为生的新的方便”。由此,马克思否认了土地农民所有制国家直接以土地国有化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可能性。

   马克思指出了土地农民所有制国家实现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方式是“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所谓“经济的道路”就是通过一定的利益联结实现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最终实现“集体所有制”。他十分明确地反对改造农民土地所有制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在农民被租佃资本家排挤,直至变为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和雇佣工人的情况下才能废除农民所有制,否则就会得罪农民,破坏工农联盟。二是在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中,不能“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因为这实际上导致土地所有制更加分散和落后,不利于农业的社会化生产。

   此外,马克思还就实行农业公社所有制的俄国,能否以及如何利用“公”的成分向大规模、合作劳动的集体所有制过渡以摆脱俄国农业绝境进行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存在半公半私二重性,既有“耕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的集体所有制因素,也存在“每一个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生产得来的产品留为己有”,“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等私有制因素,俄国是否能够走上集体所有制道路取决于该国历史条件是有利于发挥集体所有制因素还是有利于发挥私有制因素。马克思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俄国农村公社走向集体所有制的有利条件: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导致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集体所有制成为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论述道:“‘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的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第二,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早已存在并延续至今的公社所有制,俄国农民公社可能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基础直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为俄国农业公社实现“集体劳动”奠定了生产力的基础和物质条件,如同俄国采用机器、轮船、汽车等不需要经过机器工业时代一样,俄国有可能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有益成就,直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第三,俄国农民公社本身存在集体所有制因素。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便于它从小土地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而且,俄国农民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集体经营了”,“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第四,农村公社所有制本身处在灭亡和瓦解的边缘,存在变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压迫公社,这种外来的压迫极有可能加速公社的瓦解,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复兴的因素和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因素。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租佃在半公半私二重性的公社所有制的改造中是不可行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租佃同公社所有制中存在的土地公有制和集体劳动是相悖的。马克思提出实现公社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路径是将公社所有制下的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以此克服生产资料不足和技术落后的困境。同时,马克思认为应当给予俄国公社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

  

   (三)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合作社既是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国家在土地国有化之后进行具体生产经营的单位,也是土地农民所有制国家通过“农民自己经济的道路”实现集体所有制的具体路径。第一,对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将导致公有制性质的丧失,因此应当把土地交给无产阶级政权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无产阶级一旦掌权,就应该“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第二,合作社是土地农民所有制国家改造小农的形式。恩格斯指出,小农所从事的小生产会逐渐被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所淘汰。合作社能够在小农消亡趋势下将他们组织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中,“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恩格斯在讨论法国农民问题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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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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