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伯伟:程千帆先生诗论选集《唐诗的历程》导读

更新时间:2021-10-20 11:24:43
作者: 张伯伟  

   本书收录了程千帆先生的若干诗论,全书分三辑:一是体现其诗学研究方法的代表作,二是有关古典诗歌的历史和诗人、诗作的解析,三是对20世纪文学史上新诗旧诗的评论。

  

   程千帆,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四十以后,别号闲堂(取意于陶诗“虚室有馀闲”)。千帆本为其笔名之一,后通用此名。祖籍湖南宁乡,1913年9月21日(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出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程先生生长在具有深厚文学传统的家族,高祖父惠吉,字炳堂,有《迪贻堂文集》;曾祖父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曾有“无诗死后耻”之言,著《顾庐诗抄》;伯父士经,字君硕,有《曼殊沙馆初集》。程颂万曾编辑《宁乡程氏丛书》和《十发庵丛书》,辑录宁乡程氏作品。九江吕传元编《三程词钞》,抄录程霖寿、程颂芬、程颂万的词作。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也录有“天暴星两头蛇解珍”程颂藩,“天哭星双尾蝎解宝”程颂万,以及“地辟星摩云金翅欧鹏”程康。母亲姓车,名诗,字慕蕴,江西南昌人。外祖名赓,字伯夔,侨居湖南,以书法知名当时。程先生幼承庭训,自云“我生十岁即学诗”,其作品呈请叔祖子大和伯夔外祖批改,曾得到诸如“诗笔清丽,自由天授”、“有芊绵之思,可与学诗”等批语。这些对他后来致力于诗学研究,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初中三年级以前,程先生接受的主要是私塾教育,授课老师是其伯父君硕先生。因为军阀混战,在长沙谋生不易,十岁时全家迁往湖北武昌。其时君硕先生流寓汉口,在家里办了一个名为“有恒斋”的私塾,其地先在汉口模范区蔼吉里,后在特二区三教街。湘乡曾氏教人读书,无非一“耐”和一“恒”字。君硕先生以“有恒”名斋,或有得于其乡先辈的启示。

  

   根据程先生的晚年回忆,有恒斋教学的主要特点,一是起点很高。在君硕先生看来,蒙学流行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甚至《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都是不知义法的俗学,所以从来不读。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程先生学习了《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等,除《礼记》《文选》外,都是通读的。有恒斋教学的另一特点是注重写作训练(都是文言文),比如每天要写日记(这也从另一个方面锻炼了“恒心”),记录日常生活和读书心得。又每周作文一篇,君硕先生都详加批改,奠定了其文言文写作的坚实基础。如“隔江灯火,下垅牛羊”,“烟波荡我心胸,晨昏异其观感”等句,皆颇受君硕先生的赞赏。君硕先生的讲授是文辞义理并重,所以讲《礼记》时,对《曲礼》《少仪》《內则》等篇讲得很详细,对《礼运》《大学》《中庸》等篇尤为重视,这些对程先生一辈子为人做事,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正常课程之外,君硕先生还鼓励他们多读课外书,所以,程先生从《日知录》初知考据门径,从《近思录》《呻吟语》《松阳讲义》初识理学面目,从《小仓山房尺牍》略知应酬文字写法。除此之外,写字也是每天的必修功课。一是写正确,二是写漂亮,必须做到一笔不苟,由此而培养起面对学问世界的“敬”的态度。宋儒程明道有言:“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学。”总之,有恒斋的教学是要求做到能知能行,写、作俱佳。程先生中年在成都,已是副教授了,为了锻炼自己的恒心,还用打好格子的纸抄写文章,曾有过抄写七千而无一错字的记录。而写字端正,也成为程先生指导研究生时的基本要求之一。

  

   1928年秋天,程先生从汉口来到南京,成为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的插班生,从此开始接受现代教育。1932年8月升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南京高等学府,云集了众多名师,让程先生获得了亲承音旨、转益多师的机会。他从黄季刚(侃)先生学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古文字学。他也选修历史系的课,在博览群书方面,受到陈登原先生的影响。同时,还向中央大学的老师林公铎(损)先生学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先生学诗词。金大是教会学校,管理有秩序条理,形成了严谨的校风和学风,使程先生终生受益。

  

   除了传统学问之外,程先生还与友朋一起,努力学习外国文学,并从事创作实践,包括小说和新诗。1934年9月,他与汪铭竹、孙望、常任侠、艾珂、滕刚、章铁昭、绛燕(沈祖棻)等人组织了“土星笔会”,创办新诗期刊《诗帆》。被称为法国象征派诗人的魏尔伦(Paul-Marie Verlaine,1844-1896),其第一本诗集就是《土星之诗》,其中引及古代智者的说法,与土星相应而出生的人注定要经受不幸和苦恼,《诗帆》曾刊登滕刚翻译的魏尔伦诗作《忧心篇》,所以,“土星笔会”之名当取义于魏氏。程先生在《诗帆》上刊登的作品,多达45首。同时,他也撰写新诗评论,在在表现了他总是追求知能合一的境界。在“土星笔会丛书”十五种之中,就包括了程先生的诗集《三问》和诗论集《无是集》。

  

   转益多师的精神,在其后的工作环境中,也一直保持在程先生的身上。在四川和武汉,如赵少咸(世忠)、庞石帚(俊)、刘弘度(永济)等,都是他所“极为尊敬而事以师礼的”。

  

   在影响千帆先生的众多学者中,有一位虽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却因家族世交而终生追慕向往的,他就是陈寅恪。在为纪念陈寅恪百年诞辰的论文附记中,程先生写道:“鲰生与丈三世通家,尝陪杖屦,山木之哀,久而弥笃。”所谓“尝陪杖屦”,其实只有1944年春秋数月中的短暂时日,燕京大学内迁成都,陈寅恪借华西大学之地讲授唐史、元白诗等课,程先生和孙望先生曾去旁听并坚持到最后。但程先生对陈寅恪学术方法、宗旨、趣味、表达的理解,远胜一般,即便与陈氏及门弟子相较,也毫不逊色,如果不说超出的话。

  

   我们先从有迹可寻处说起,陈寅恪有一篇《韩愈与唐代小说》,原以中文撰成,后由魏楷(J. R. Ware)译成英文,1936年4月发表在《哈佛亚细亚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一卷第一期,中文原稿从未刊布。程先生在1947年春将此迻译为中文,发表在《国文月刊》第57期(1947年7月10日),而格式“皆准寅丈平日行文之例”,突出表现了其心摹手追的用意。1945年12月,程先生撰写《〈长恨歌〉与〈圆圆曲〉》,开篇即提及1944年春陈寅恪讲课论及白居易《长恨歌》与陈鸿《长恨传》,且评论云:“其极深研幾,发千古文心之覆,非洞悉文章体制之老宿,殆不能为是言。”有关《长恨歌》《传》之关系及性质,程先生在1949年春也曾与孙望先生有所讨论,程先生颇韪陈言,而孙先生不取陈说。再如1948年所写《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讨论唐人言“仙”和“游仙”的特殊含义,以及“会真”二字作何解释,也特别表彰“近日陈寅恪丈始发其覆”,并根据其说以为全文讨论的基础。1938年8月19日,在周青云《秦妇吟笺注》一书的扉页上曾题写数行云:“寅恪先生《读秦妇吟》一篇,刊《清华学报》,于诗中主角行旅轨辙论列甚详,当参。”晚年提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也说受到“寅恪先生谈唐朝行卷的文章”的影响。

  

   但陈寅恪影响之最深刻处,并不在这些形迹上。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是非常强调学术研究方法的,这当然不止他一人,同时代的新派人物大都强调用“科学方法”,也就是西洋人做学问的方法来整理国故。与之相对的旧派人物,则往往固守传统。在陈寅恪看来,这两派可谓“田巴鲁仲两无成”:旧派“有学无术”,新派“有术无学”。而他要努力追求和实践的,用其自我评价的话来说,就是“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众说纷纭,但解释得最为贴切的,是程先生的意见,就是指其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如果不是对陈寅恪学术有真切的理解,是无法作出上述精辟阐释的。而事实上,陈寅恪学术特色的形成,就是中国传统与西洋学术嫁接后的成果。

  

   在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程先生是一个方法论意识极为自觉而强烈的人。从早年的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到晚年强调的“两点论”——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精密结合,这种学术特色是始终一贯的。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程先生也有运用陈寅恪方法的例证,比如《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就是陈寅恪“以诗证史”法的实践。但在实践中又有所转换,将重心由“史”转移到“诗”。陈寅恪的方法主要的还是史学研究法,他把“元白诗证史”直接看成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而程先生所努力探索和实践的则是诗学研究法。在这一研究法中,“诗”不仅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归结点。各种史料的运用不一定是用来“证诗”,更多是提供读诗的参证和联想的凭藉。因此,在具体问题的结论上,有时也就必然会对陈寅恪的断语有所补充或修正。

  

   三十年前,我为先师编纂《程千帆诗论选集》一书,在“编后记”中曾经对程先生的研究方法有所提炼,概括为“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方法”,并围绕这一方法作了较多的阐释。当时先师尚未提出“文艺学和文献学精密结合”的“两点论”,这一观点的明确提出是在1996年10月12日,南京大学中文系“素心会”第二次活动时的讲演题目。二十多年来,这句话在许多人已是耳熟能详,但即便是一句真理,若缺乏进一步阐释,很可能渐渐流为一句“口头禅”,最后也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既然称作“两点论”,看起来自然是两者并重,但研究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如果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的结合比作一杯鸡尾酒,那么,两者的剂量是否有固定的比重,“两点论”的精髓是什么,可否简单地理解为“考证”加“评论”,怎样的研究才堪称“两点论”的典范。这些问题,都还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

  

简单地说,“两点论”是程先生在探索研究方法过程中的最后结果,它不是突如其来的灵光一闪,而是与以往的研究和探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只有结合其一贯的研究特征,才能把握“两点论”的精髓。程先生自己说,他是“通过创作、阅读、欣赏、批评、考证等一系列方法,进行探索”的。我还是认为,在这一系列方法中,中心环节是围绕文学作品。创作的成果固然是作品,阅读、欣赏、批评、考证的对象也是作品(主要是诗),这就意味着,要学会并坚持始终对诗说话、与诗对话、说诗的话。阅读的对象是诗,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发生欣赏、批评和考证的活动,其中前二者属文艺学,后者属文献学,经过这样一番活动,最终导致的是对作品更新、更深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文艺学和文献学相结合所指向的起点是作品,终点是作品,重点也还是作品。程先生曾说:“方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认识作品真正的美。……我们无论用哪种方法从事研究,都必须归结到理解作品这一点上。”无论是文艺学还是文献学,在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范围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916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