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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程千帆先生诗论选集《唐诗的历程》导读

更新时间:2021-10-20 11:24:43
作者: 张伯伟  
都必须坚持把诗当作诗来欣赏、批评和考证。尤其是考证,不要企图用一般历史文献学的方法来解决属于文学自身的问题。

  

   陈寅恪曾经在课堂上指出:“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点——与历史之关系;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著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因为中西诗的不同特点,也导致研究文学的方法有异。比如韦勒克就说:“文学研究区别于历史研究之处在于,它需要处理的不是文献,而是不朽的作品。”但在中国文学中,由于时时关涉时间、人事、地理,就与历史密切相关。研究这样的作品,当然就要处理文献问题,就要使用文艺学和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当陈寅恪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时候,其意义在于“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在于纠正”;而当程先生用“两点论”来研究文学作品时,就会反对过多重视“对客观事物的估量和研究,而忽略了文学本身是一种情感作用”;或者更直接地说:“企图用考证学或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属于文艺学的问题,……议论虽多,不免牛头不对马嘴。”《两点论》是一篇演讲词,在概念的运用上并不十分严格,所以有时会以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代替文艺学和文献学,程先生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重,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要用心灵的火花去撞击古人,而不是纯粹地运用逻辑思维。”

  

   古代诗歌往往涉及时间、人事、地理,所谓“人事”,不仅有时事,也有故事。诗歌在表现上述三点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不实之辞”。程先生说,采用“两点论”,需要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精密”结合。什么叫做“精密”结合?用文献学的方法考证出正确的史实,包括时间、人事、地理,若是历史研究,就会判断某一记载是“错误的”、“不实的”。但在与文艺学“精密”结合的文献学中,史实的考证仅仅是提供理解诗意的背景,而非判断诗人是否实事求是的律条。

  

   例如,在唐代的边塞诗中,往往存在地名的方位、距离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者遇到此类问题,不外乎用两种方法来处理:或通过文献考证指责作者的率意,致使作品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矛盾;或旁搜远绍迂曲论证,以说明作品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并不矛盾。两种结论貌似对立,但使用的方法却一致,都是将文献学的方法代替了文学研究的方法。将文艺学与文献学作精密结合,从作品出发,又归结到作品,就是要尊重诗的特性,学会并坚持对诗说话,说属于诗的话。程先生指出:“唐人边塞诗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记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因而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对于这些‘错误’,如果算它是一种‘错误’的话,也就无妨加以忽略了。”所以,“两点论”不是简单的文艺欣赏加文献考证,而是通过考证,帮助读者将想象的翅膀张得更宽,对作者感情的体验领略得更深。

  

   程先生早年有一篇文章《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从题目上来看,应该是以对王维诗的欣赏、评论为主,但实际上,全文占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在讨论唐代的进士试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习俗,文章结尾处说:“世之诵此诗者,设于李唐一代之贡举制度与其习俗,所知甚悉,则吟讽之际,联想必多,感兴亦自然深厚。反之,设于此事茫无所知,则亦必以常语视之,漠然无动于中。此余所以不惮词费而详说之也。”尽管从篇幅上来说,此文在文献学方面占了绝对的比重,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帮助读者在诵诗之际,引发更多的联想和感兴,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所以,“两点论”并非机械地按照某个固定的比重来划分,也不是由篇幅的广狭来决定意义的小大。

  

   不仅如此,“两点论”还蕴含着更大的学术抱负,就是在文献考证无能为力的时候,尝试以文艺学的方法解决文献考证的问题。在《两点论》的演讲中,程先生以《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年代为例,一说较早,一说较迟,其中之一是围绕《明月皎夜光》中“玉衡指孟冬”的解释,这里就涉及考据问题。“玉衡”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从第五颗到第七颗星习称斗柄,当斗柄指向十二宫中的亥宫时,就意味着季节到了孟冬。李善注《文选》就是这样解释,而且用的是汉武帝太初改历之前的历法,十月相当于夏历七月,所以诗中写的是秋景。这样一来,这首诗的产生时间也就成为西汉初年。后来金克木写了《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认为这句诗写的不是季节,而是秋季下弦月夜半至天明之间的一段时间,所以,不能证明这首诗创作于西汉初。讲考据,“就要有不断的规范它的定位的一些词句”,可是这里没有,所以不妨“利用形象思维来判断这诗的年代,……我们看得出诗人有着极大的忧患意识,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非常忧伤。……我们把东汉的历史一段一段看,只有在黄巾大起义前,桓、灵之时,整个东汉帝国马上就要消亡,农民起义迫在眉睫,敏感的诗人感到一片黑暗。……这样来判断,我们就可以用形象思维来理解来支撑这个逻辑思维,因为这不是用考据能够解决的,这种情况很多。”就此具体结论而言,学术界容或意见不一,但是将文艺学与文献学作精密结合,并尝试用文艺学的方法解决文献学的问题,是应该也是可以继续探索的。

  

   其实,这一类型的方法,在古人是常用的。比如严羽《沧浪诗话》中有一篇《考证》,他解决文学考据问题的方法就是文艺学的。他说晁迥家藏的陶诗有《问来使》一篇,虽然写得好,“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又说《文苑英华》所收李白的几首七律和五律,“其家数在大历、贞元间,亦非太白之作”;又说世传杜甫“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绝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等等,都是用文学鉴赏的判断作诗歌真伪的考据。多年前曾听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说,林庚先生读诗,往往首先从整体上“望气”。我想,在这一“望”之中,也包含了对诗的体制、气象、家数等判断在内,是“目击道存”、“目机铢两”的。尽管这种方法是传统的经验型的,里面却有很多值得挖掘和汲取的思想资源。

  

   但传统观念的自身局限,窄化了通向传统文学批评的道路。从曹植开始,就明确说“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只有诗人(甚至是优秀的诗人)才是唯一合格的批评家。从孙过庭的《书谱》到方东树的《昭昧詹言》,都引用过曹植的这段话。所以初唐的卢照邻就嘲笑锺嵘之论诗,是“人惭西氏,空论拾翠之容;质谢南金,徒辩荆蓬之妙”;直到晚清的陈衍,也还在批评锺嵘“以一不能诗之人,信口雌黄,岂足信哉”。按此标准,一般人就没有对诗的发言权,在今日世界也几乎无人具备评论中国古诗的资格。所以传统的道路就会越来越狭隘,最终窒碍难行。为了走出这一封闭圈,从经验型的风格研究走向历史和理论,实际上就是走向了西方,并冠以“科学”的美名,这成为20世纪以来最流行的“知识时尚”。于是理论压倒了经验,逻辑抹煞了形象,历史取代了文学。这就渐渐导致了一个令程先生痛心疾首的现象:“写论文好像一个严格的法官,把杜甫往这里一摆:根据历史条件,根据哲学,根据人生观,根据开元天宝年间的时代背景,现在宣判杜甫符合现实主义的三条,违背浪漫主义的七条。杜甫要哭的呀!我们不能如此冷酷地对待我们的艺术大师,因为文学艺术是个感情的东西。”把这番话里的因素分析一下,历史、哲学、人生、背景等等,可以归为文学以外的文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是文学本身的术语,这样的研究能不能说是“文艺学和文献学结合”,当然不可以。所以,“两点论”不是简单的考证加评论。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叫“目想”,后来也用在了文艺批评上,萧统用以选文——“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姚最用以评画,说谢赫的作品“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张怀瓘用以论书——“虽彼迹已缄,而遗情未尽,心存目想,欲罢不能”。这是典型的将形象思维(目之所见)与逻辑思维(想之所及)相结合的表述。所以,“两点论”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现代表现之一。

  

   在我看来,程先生在他同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学者中,是最具有方法的自觉和不懈的努力的,这可以作为他区别于其他学者的重要标志。1954年4月,沈祖棻先生在她和程先生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中说:“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只有将理论和经验相结合,才能使批评有内容(空洞即无内容),考据有方向(烦琐即无方向)。程先生在晚年还批评说:“今人之为考据,其弊大要有二:一则考其所不必考,则陷于支离破碎;二则据其所不能据,则流于牵强附会。”不难看出,从“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到“文艺学和文献学精密结合”,其学术思路是一贯的。他付出的种种努力,意在探索文学研究的方法(当然不是排他性的),为中国文学研究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东亚学术先后不等地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人们十分注重研究方法的探寻。但总体看来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方法不属于东亚学术传统所固有,要顺利完成这一转型,只有学习西洋的科学方法。在当时的东亚,日本学者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意见也影响到中国。桑原隲藏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中,强调西洋的科学方法“不仅可应用于西洋学问,中国及日本之学问亦非藉此不可”,推而广之,印度学、阿拉伯学和整个东方学,也无一而不是如此。胡适在1917年7月5日的日记中,写了他对该文的读后感,高度认同曰“其言极是”。为什么非用西洋人作学问的方法,为什么不用中国传统的方法,那是因为在当时人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中缺乏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研究而言,虽然有丰富的批评文献,但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这些材料零碎散漫,不成系统,即便如《文心雕龙》,也还有人以“杂乱破碎”视之。程先生对此甚为不满,而要为中国文学研究找回尊严,就需要证明:1、文学研究是有理论、有方法的,决非随心所欲便能信口雌黄;2、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传统中是可以找到其资源的,无需一味向西洋乞灵。1941年到1943年之间,程先生任教武汉大学和金陵大学,讲授古代文论,选前人论文之作十篇,为之注释诠解,编为《文学发凡》二卷。他在《自序》中说:“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明显有针对“稗贩西说”的弊病。书名《文学发凡》,也有建立一个基本系统的目的在。十篇文字,卷上为“概说”,分别为文学之界义、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地域、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性情;卷下为“制作”,分别为制作与体式、内容与外形、模拟与创造、修辞示例、文病示例,显示了以中国文论资料建立文学理论系统的用心。可惜在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时,叶圣陶先生将书名易为《文论要诠》,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再印此书,又改题为《文论十笺》,愈来愈淡化了其建立系统、颉颃西洋的色彩。尽管程先生晚年谦虚地说,“这部书不是很完整的体系”,但也说“十篇文章,有注解,有按语,还成个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程先生同样立足本土资源。沈祖棻先生说,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并非自创,“伟大的古典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论述文学原理和文学历史,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这也是该书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不要误解,以为程先生就是一个学术上的“民族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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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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