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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愿用遗编续断缘——在武汉大学图书馆读程千帆、沈祖棻藏书

更新时间:2021-10-20 11:19:52
作者: 周荣  
她跟着程千帆赴武汉、奔长沙、上重庆,后又分居成都、乐山两地,真可谓“消尽蓼香留月小,苦辛相待千春”。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又因生计所迫,她和程千帆不得不在苏州和武汉两地任教,直到1956年秋沈祖棻调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两人虽在珞珈山上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却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醉不成欢又将别。在数十年的辗转迁徙中,晏殊、晏几道父子的词集一直伴随在沈祖棻身边,最终入藏武汉大学图书馆。而今,斯人已去,睹物思人,这本薄薄的《二晏词》激起人们无限的历史沧桑之感。

  

   程沈武汉藏书多为他们早年的藏书,较之事后的回忆,这些藏书上留下的记录是难得的一手材料,可以唤醒对那些逝去的家国旧事的记忆,也可以补全年谱等编年资料的缺漏。例如,在程千帆先生捐赠书籍中有一册《陆放翁诗》(中华书局1936),封面有程千帆的一行蓝色钢笔题字:“廿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购于重庆,将于明日赴蓉转康”。

   据《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程沈1938年秋天流寓重庆,江南师友也陆续入川,他们在“乱后渝州”重逢,沈祖棻作《临江仙》《喜迁莺》等词,中有“巴山今夜雨,短烛费新愁”、“重逢何世,剩深夜,秉烛翻疑梦寐”的句子,“写初抵重庆光景”。[ 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8页。]此次重庆相聚十分短暂,沈祖棻旋赴巴县界石场蒙藏中学任教,程千帆则至西康,在西康建设厅当科员。程千帆先生至西康的具体时间,他的自述、回忆录和年谱中都写得比较模糊,而这册《陆放翁诗》的题识则记下了准确日期和行程路线:即十二月十九日由重庆至成都,再由成都至西康。

  

   1944年春程千帆、沈祖棻夫妇双双被金陵大学解聘,其起因是他们反对学校当局贪污政府发给教师的平价米。对此事沈祖棻曾作《鹧鸪天·华西坝春感四首》予以揭露,程千帆后来对此词作了详细的笺注。由此知事情的原委大致为:“一九四四年春,有人在学校总务处抄得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学校致粮食部四川民食第一处名单(发文号为蓉字第2618号),始发现此贪污行为,于是全校大哗。余夫妇乃上告教育部,当局及诸附丽之者则多方掩饰。几经扰攘,卒以退还半年侵吞之米了结,而余夫妇遂被解聘。”[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9页。]在整个事件中,文中提到的蓉字第2618号文件的抄件是重要的物证。这份文件即使到档案馆中也难以寻觅,让我们有点惊异的是,他们的藏书中竟藏着这件材料的摘录件。程沈武汉藏书中有一册洪为法著《古诗论》(商务印书馆1937),该书内封有“千帆购于重庆 七月五日”墨笔题字,前衬页的背面则赫然抄着蓉字第2618号的文头和部分名单。

  

   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有两部程千帆先生的早年著作《文学发凡》(成都金陵大学1943),它们合函而装。《文学发凡》是程先生文学理论著作《文论十笺》的最初版本,卷前有民国三十二年殷孟伦序,卷末有民国三十二年程千帆跋。该书后来多次更换书名,并由不同出版机构推出新的版本,其最初的版本已十分罕见。晚年从武汉迁至南京的程千帆自己也无此书,1994年,江苏作家薛冰在南京古旧书店偶然淘得一套,程先生欣然为之题识,介绍此书五十二年间六个版本的源流。[ 程丽则:《千帆身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程千帆的《文学发凡》二卷虽然作为“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丛书”出版,但根据程千帆先生在该书卷末的跋语和他晚年的回忆录《桑榆忆往》可知,该书其实是以他初入武汉大学任教时所编的讲义为基础整理而成的。跋语称:“辛巳壬午之间,余承乏武汉大学讲席,始与诸生专治文学者接谈,其言之凌杂浮浅,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书,累害至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典于学。期年,稍稍解悟。旋移教金陵大学,从游所病,亦与向等。辄仍旧贯,共相谈论,征材聚事,经岁遂成此书。”[ 程会昌:《文学发凡·后序》,成都金陵大学,1943年。]《桑榆忆往》对成书的过程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根据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的提议,想把中文系的学生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一周五小时。我就询问刘永济先生用什么样的讲义。他想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编讲义。’……总论就选了十篇文章。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让我试着边教边改进。……后来我到金陵大学,我就要求系主任高文先生,仍然用这个讲义教中文系一年级的国文。在金陵大学的时候,这个书的初稿写好了,金大有些钱,他们就印了出来”。[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程先生所著的这两部《文学发凡》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书库静静躺了几十年,今天,当我们轻轻解开函套、翻开书衣时,发现同一函套中的这两部《文学发凡》并非简单的复本,它们来源于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寻常的故事。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文学发凡》中的一部前衬页的背面有“弘度九世丈诲正 癸未(1943)秋会昌寄自成都”的墨笔题字,此处“弘度九世丈”是程千帆对刘永济先生的尊称。程千帆能两度到武汉大学任教皆源自刘永济先生的帮助,刘家与程家是世交,刘永济年轻时曾向程千帆叔祖问学,是程千帆的长辈。程千帆正是在刘永济先生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入执武汉大学中文系教鞭的。从前述《文学发凡》的《后序》和《桑榆忆往》的记述可知,程千帆在编这本教材之前和教学之中都曾向刘永济先生请教,后来《文学发凡》在成都金陵大学出版,作为晚辈的作者程千帆在第一时间将它寄给刘永济先生指教是情理之中的事。由此可知,这部《文学发凡》是程千帆寄给刘永济先生的,它曾经是刘永济的物品,后来随着刘永济先生的藏书进入武汉大学图书馆。

  

   另一部《文学发凡》与前一部属同一版本,只是封面多了高文的亲笔题签和印章,封面的颜色也与前一部有区别。高文字石斋,是沈祖棻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的同班同学,也是程千帆的校友。程沈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时,高文是中文系主任,他们在工作上是同事,在生活中是朋友,他们时有聚会,沈祖棻与高文还有互相唱和的诗词。程千帆以《文学发凡》的底稿作为授课讲义也是与高文商定的,高文为程千帆的著作题写书签自然也顺理成章。目前,有高文题写书签的《文学发凡》在别处未见,因此,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这一部当是程千帆和沈祖棻的私人收藏。

  

   两部分别属于刘永济先生和程千帆先生的《文学发凡》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神奇聚首、合函而装,不禁让人联想起1941年程千帆夫妇与刘永济一家在乐山嘉乐门外的学地头比邻而居,以及1966年之前两家在珞珈山的特二区十多年以德为邻的情景,这种“物以类聚”已远超出了图书分类的意义,可谓良久有回味,余韵尤深长。

  

   1952年至1956年程千帆和沈祖棻分居两地任教,这期间,程千帆经常利用寒暑假到沈祖棻所在的城市去探亲。程千帆探望沈祖棻,除了夫妻团聚之外,另一大乐事便是去访书、淘书,其中尤以苏州、上海两地为多。程沈武汉藏书也忠实地记录下了他们的这些情缘和书缘。1954年沈祖棻在江苏师范学院任教期间,程千帆两次到苏州探望,其访书成果亦颇丰硕。是年寒假,他在书肆淘得一本汪静之编的《白雪遗音续选集》,该书1930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此本为1933年第三版,内封印有定价“每册实价六角”。该书曾经徐秉鲁收藏,内封次页有徐秉鲁印章并钢笔墨色题字:“三十三年四月四日以五十元代价购于苏州玄妙观旧书店”,1944年江苏的通货膨胀情形由此可见一斑。程千帆购得此书后,用蓝色钢笔续题:“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得于苏州 千帆”,并于内封首页签名、钤印。

  

   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库有一部清人余治编的《庶几堂今乐》,为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该书曾为残本,它们得以成为完璧,全赖程千帆先生1954年暑期在苏州的访书和求书。程千帆先生在该书封面所题的《叙录》中对其过程交待十分明白。该《叙录》分两次题写,第一次题:“一九五四年夏访书吴门,以两残本相配,犹缺四种,竢更求之”。第二次题:“景埏先生所蓄亦一残本,闻余所得未全,遂慨然举赠,卒成完书,为可感也。七月十八日复题”。可知此部《庶几堂今乐》由三部残本配补而成,其中程千帆购得两部,凌景埏先生赠送一部。这种变残为全的配补工作,既要眼力,又要机缘,还须书友忍痛割爱,实属不易。

  

   在访书和求书的过程中,程千帆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他在《桑榆忆往》中回忆了1949年初与赵景深先生订交的过程:“有一阵沈祖棻在上海开刀,我住在亲戚家里,那时我教元明清文学,想找些书看,我也不认识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先生,就直接上门,说我是程千帆,他说我晓得你这个人。他这个人真热情,并且对自己的材料非常公开。我从他那里借了许多古书,很罕见的各种抄本。他说你拿去,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还我”。[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页。]自此之后,程千帆和赵景深先生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赵先生陆续给程千帆寄了很多书籍和资料,程沈武汉藏书中有几种就是赵先生赠送的。例如赵景深先生的著作《读曲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6)、《小说闲话》(上海北新书局1937)封面皆有程千帆朱笔题字:“景深所赠 千帆”。吴梅先生的《风洞山传奇》(风雨书屋1938)内封有赵景深钢笔题字:“千帆教授惠存 弟赵景深赠 一九五六、三、二四”。

  

   03

  

  

  

   静心鉴赏程沈藏书,会发现一些不易察觉的细微痕迹,这些无意间留下的印痕成为我们进入程沈二人生活空间和情感世界,品味他们的情趣爱好,见证程千帆、沈祖棻琴瑟和鸣、鹣鲽情深之美好爱情的绝佳“信物”。

  

   程丽则女士常回忆起父母之间的一些趣事,她说父亲的性子急,做事情雷厉风行,母亲性子慢,做事情一丝不苟。就拿写字来说,父亲自幼习字,一生都没有放弃用毛笔,他的毛笔字娴熟潇洒,买到新书,喜欢在上面题字留念。而母亲很少在书本上留字,其实她的小楷很漂亮,尤其在抄写自己的词作时非常认真,字迹工整娟秀。今天还有少量沈祖棻抄写的诗词和信件幸存,可以看出字如其人。可惜她体弱多病,常觉精力不济,上世纪50年代之后就没有再用过毛笔。因此,她将自己的诗作抄赠友人时,也常由程千帆代劳。程丽则女士曾戏称父亲是母亲的“御用文书”。这些生活细节恰好印证了程沈夫妇之佳偶天成、比翼双飞。程千帆和沈祖棻伉俪之间的这种文字乐趣在他们的藏书中也能见到蛛丝马迹,前述自1937年起一直伴随沈祖棻的《二晏词》,上面的签名和题字,经程丽则女士和方家辨认,实为程千帆先生代笔。1937年南京遭受日军突袭时,程沈尚末结婚,这份题签表明,程先生的“文书”角色从他们恋爱时已经开始了。武汉大学图书馆亦藏有一册《涉江词稿》的油印稿,含《涉江词》甲、乙、丙、丁、戊五稿,内有程千帆先生1978年3月的跋语,这本《涉江词稿》是程千帆先生在沈祖棻遭遇不测后怀着巨大悲痛整理的。此后,沈祖棻先生的诗词、小说和学术著作等经程先生的整理都陆续出版。可以说,为了让沈祖棻先生的成就能嘉惠学林,也为了让亡妻能立世扬名,程千帆这位称职的“文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提起“玄览居士”,人们一般会想到郑振铎先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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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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