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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作为“认知需要”的“求知欲”和“求晰欲”

更新时间:2021-10-20 08:53:42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  要】在人生五大类需要中,认知需要与另外四类非认知需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构成了人们从事描述事实的认知行为的直接动机,并引发了认识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作为认知维度上的自由意志,认知需要自身又分化成求知欲和求晰欲,分别以事实真相和逻辑明晰作为欲求的目标,对非认知需要的参与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并引发了真理与逻辑、符合论与融贯论的关系等问题。所以,如实揭示认知需要的独特性质和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认知行为的本来面目,而且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些哲学上的老大难问题。

   【关键词】认知需要;非认知需要;求知欲;求晰欲;真理;逻辑

  

   “认知需要”是人们在哲理层面很早注意到的一种基本需要,但后世哲学包括西方认识论传统很少对它展开深入的探讨,甚至没有察觉到其中包含的“求知欲”和“求晰欲”的分化,结果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有关认识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真理与逻辑、符合论与融贯论之间关系问题的解答。本文试图结合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墨家的有关文本材料,对此做一些考察和辨析,通过如实揭示认知需要的本来面目,纠正某些根深蒂固的扭曲误解。

  

一、认知需要的基本特征


   顾名思义,“认知需要”就是人们在“认知”方面发现自己有所缺失后产生的试图弥补这些缺失的“需要”,并且因此与人们在道德、实利(功利)、信仰和炫美这些“非认知”方面发现自己有所缺失后产生的试图弥补这些缺失的“需要”形成了鲜明的区别。[1] 在历史上,它也是中外思想家最早注意到的一种人生需要。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谈到由于“困惑”产生的“惊诧好奇”对于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专心追求知识的推动作用。在先秦,《墨子·经上》说:“虑,求也”;《墨子·经说上》解释说:“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则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说的“困惑”的“虑”说成是人们在追求知识特别是“亲知”方面生心动念的一种特定状态,并认为从它出发会进一步发展出“接”和“明”。[2]94-95

   但遗憾的是,早期哲人的这些精辟见解后来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虽然人们在各门学科中围绕非认知需要展开了大量的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即便认识论以及认知科学也较少从哲理视角出发,深入考察认知需要有别于非认知需要的特征和作用,结果留下了一块亟待弥补的理论空白,并妨碍了学界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解答。

   认知需要之所以很早就被哲人们注意到,并非偶然,而是与它的独特性质和重要效应直接有关。首先,虽然所有的需要进入了自觉心理后,都会作为“想要-意志(will)”构成人们从事各种行为的动力来源(心理动机),从而呈现出“价值诉求”的特征(按照各种东西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标准,分别赋予它们善恶好坏、是非对错的“价值”属性,并针对它们提出或者趋于和接受、或者避免和拒斥的“诉求”意向),但只有认知需要启动的认知行为,才是以“指认”和“说明”各种东西的存在状态作为自己的本质使命,而不是像非认知需要启动的非认知行为那样,主要以“运用”和“改变”各种东西的存在状态作为自己的本质使命。因此,如果说人们从事像道德、实利、信仰、炫美这样的非认知行为(广义“实践”行为)的基本任务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改造世界”的话,人们从事认知行为的基本任务则是以如实揭示真相的方式“说明世界”,从而导致人的存在除了包含“价值诉求”的维度外,同时还包含着“事实描述”的维度,并引发了认识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如果没有认知需要、只有非认知需要的话,人生在世就只有价值诉求的维度,不会有事实描述的维度了,因为唯有认知需要才会促使人们认知各种东西作为“事实”的“存在”,而不是像非认知需要那样把它们当成了人们“意欲”的“对象”。[3]

   其次,虽然认知需要不能像非认知需要那样通过启动非认知行为产生“改造”世界的效应,但它通过启动认知行为产生的“说明”世界的效应不仅是独树一帜的,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问题在于,无论涉及到哪一种非认知需要,当人们试图在实践中得到有助于满足它的好东西、避免有碍于满足它的坏东西的时候,都不得不首先指认这些东西作为事实的存在,然后再将它们的存在与这种非认知需要关联起来,确定它们因此具有的价值属性。不然的话,人们就只能像那些缺乏自觉心理活动的动物那样消极被动地“适应”世界,却谈不上积极主动地“改造”世界了。在这个意思上说,没有认知需要,人们就很难“正常”地满足自己的非认知需要——或者更精确地说,人们就不“知道”如何满足自己的非认知需要。事实上,“自觉意识到自己有某种需要”,也可以说是通过“认知”实现的,意味着人们“知道”自己有某种“需要-想要-意志”,并且因此构成了“自知之明”的原初起点:按照“我欲故我在”的原则,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不能“自觉意识到”)自己有怎样的“需要-想要-意志”,以及怎样权衡它们的主次轻重,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存在”。当然,按照前面的分析,这种自知之明的直接动机,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人们形成了“想要”了解自己存在的认知需要,不然也会变成无源之水。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认知需要的存在和作用不仅独树一帜、而且不可或缺,它在现实生活中又是与非认知需要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集中表现在:一方面,没有了认知需要及其启动的认知行为,人们旨在达成价值诉求的实践行为就会失去事实描述的可靠基础,甚至陷入失败;另一方面,没有了非认知需要及其生成的指向各种善恶对象的价值诉求,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失去从事认知行为的深层动力。正是这种紧密交织,让认识与实践(知与行)、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不仅在现实中成了人生在世谁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且在理论中也成了学术界迄今还是众说纷纭的老大难。

   先就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看,虽然中外哲学早就围绕这个问题提出了种种看法,像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说、知难行易说、知易行难说,亚里士多德有关理论、实践和技艺的学说,康德有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学说等,但主要集中在认识与实践两类不同行为指向的对象和达成的结果上,很少挖掘两类不同需要作为激发两类不同行为的心理动机在背后发挥的深层效应。像“认识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看法,就只有回溯到两类需要的紧密交织那里,才能得到追根究底的论证:人们往往是为了成功地从事满足非认知需要的实践活动,才会生成认知需要,努力揭示那些与自己满足非认知需要有关的东西的存在状态和价值属性,然后运用所得到的知识成果,指导自己在实践中趋于有助于满足需要的好东西,避免有碍于满足需要的坏东西,最终达成实践行为的非认知目的。所以,离开了两类不同需要的互动关系,我们尽管可以举出大量的实例证明“认识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看法能够成立,却未免还是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上。

   再就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看,虽然从休谟提出“是”与“应当”的质疑以来[4]509-510,许多哲学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争论,但也因为没有发现需要的枢纽效应以及两类需要交织的缘故,一直未能找到答案,反倒在二元对立架构中陷入了泥潭。问题在于,即便我们诉诸需要的中介作用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搭起了联结的桥梁,但如果忽视了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区分及其在交织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就还是难以揭示“事实之是”与“价值之应当”在概念上的泾渭分明中形成的种种纠结渗透现象。例如,作为认知需要的对象,认知行为旨在描述的“事实之是”就不可能做到完全彻底的“价值中立”,反倒必然包含着认知维度上的“价值之应当”,所以才有“这是一个真值命题”、“你应当纠正那个错误结论”的说法。再如,源于非认知需要的“价值之应当”,一旦成了认知需要的对象,也会像日月山川、花鸟虫鱼等自然现象那样,转型成有待认知行为加以描述的“事实之是”,所以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伦理价值、炫美价值等才会成为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的研究内容。麦金太尔虽然提到过需要的中介作用,却由于未能辨析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才一会儿主张“蘑菇是有毒的”属于“纯粹的事实性论断”[5]231-232 ①,一会儿声称从“他的收成比其他农夫好”的“事实性前提”能够推出“他是个好农夫”的“评判性结论”[6]71-76,没有看到这三个命题其实都是基于两类不同需要的紧密交织,在认知维度上针对“有毒”“好收成”“好农夫”等价值性事实做出的价值性评判。

   因此,无论对我们深入探究认知行为的本来面目来说,还是对我们解答认识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棘手难题来说,揭示认知需要在与非认知需要的交织中呈现出来的独特本质和重要作用都是至关紧要的,值得我们付出必要的努力澄清这方面的一些扭曲成见,否则就会重蹈西方主流哲学至今还是一筹莫展的覆辙。

  

二、追求事实真相的求知欲


   求知欲(或好奇心)构成了认知需要中最有代表性的因素,同时也是中外哲人最早注意到的认知需要。其中,先秦墨家说的“虑”比较简单,除了指出人们会在思虑困惑的推动下追求“接”的表观知识和“明”的理性知识外,没有展开更细致的论述。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围绕“惊诧好奇”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讨论,甚至试图把它与实利(实用)和炫美(奢侈)的非认知需要分离开,从而为我们今天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提供了颇有启迪意义的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形而上学》开篇并未讨论什么“形而上”的话题,而是直接给出了一句名言:“求知是人的本性。”[7]1表面上看,它似乎与另一个也能回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如出一辙,都聚焦于人在认知层面的本性或本质,但两个命题之间其实是有着微妙差异的:前者强调的是人对知识的追求,把人视为拥有求知意欲的主体;后者强调的是人的理性能力,把人视为从事逻辑思维的主体。于是,按照第一节的分析,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前者必然先于后者:如果人压根没有追求知识的意志欲望,他就不会形成和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了。不幸的是,部分地因为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推波助澜,后来西方主流哲学看重“人是理性的动物”远远超出了“求知是人的本性”,主要把关注点放在了理性认知的成果结晶上,却相对遗忘了求知欲的动机源头,甚至将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结果生成了一个典型的异化悖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紧接着就诉诸求知欲与实利需要的区分来论证这句名言,认为人们追求感性知识的意欲及其产生的快乐可以与实用的考虑没有任何关联:“我们乐于运用感觉就是一个证明;哪怕与实用无关,我们也喜欢感觉,尤其喜欢观看。”[7]1在称赞了当时人们发明的种种富于实用娱乐价值的技艺后,他又指出,像哲学和数学这类“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世俗快乐为目的”的知识“出现在人们有闲暇的地方”,因为“古今人们开始哲理思索,都是来自他们的惊诧好奇。……感到困惑和惊诧的人总认为自己是无知的(所以神话爱好者也可以说是爱智者,因为神话也是由各种怪异构成的);既然人们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摆脱无知,他们研究科学显然也只是为了知识,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一点能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人们总是在获得了几乎全部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后,才会追求科学知识。所以,我们追求知识不是为了其他任何利益。如同我们把一个只为自己存在、不为他人存在的人叫做自由人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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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白学刊》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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