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清平:作为“认知需要”的“求知欲”和“求晰欲”

更新时间:2021-10-20 08:53:42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我们也把这样的知识当成唯一的自由科学来追求,因为它只为自己存在。”[7]3-5

   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没有否认人们有实用和娱乐方面的非认知需要,反倒明确肯定了它们与好奇心的交织渗透,指出人们会基于实践中的困惑好奇(与非认知需要相交织的求知欲),发明各种既有实用娱乐价值、又充满了聪明智慧的技艺,甚至承认了两类需要的交织效应先于求知欲单独发挥作用的现象,认为人们只有基于这种交织效应发明了各种技艺、充分满足了实利和炫美需要后,才会纯粹基于好奇心从事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研究。尽管如此,他却没有主张“食色是人的本性”,而是强调“求知是人的本性”,从而在人性维度上赋予了求知哲学远远超出吃饭哲学的更高权重,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可以启迪我们深入探究求知欲的产生机制、本质使命及其与非认知需要的复杂关联。

   首先,求知欲直接产生于“无知”或“缺失知识”:当人们面对各种“怪异”的东西感到“无知”的时候,就会觉得“困惑和惊诧”(亦即墨家说的“虑”),从而形成“好奇”的意欲追求,试图了解这些东西的本来面目,以弥补自己的缺失,消除自己的困惑,享受求知的快乐。也是由于求知欲旨在弥补知识的缺失(而不是弥补非认知方面的缺失),它才能成为一种“只为自己存在”的“自由意志”,亦即“由乎自己”而非“由乎他者”的“意欲志向”。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康德曾把“认知的机能”与“欲求(意志)的机能”截然分开[8]11,以致西方学界一直大力彰显它们的分离,求知欲的存在却清晰展示了两者之间的纠结交织,因为它恰恰就是人们在“认知”层面具有的一种“意志”。

   其次,作为认知层面上一种由乎自己的自由意志,求知欲并不拒斥非认知需要的参与作用,相反常常在后者的激发下推动人们从事认知行为,着重说明各种事实对于人们满足非认知需要具有怎样的价值属性,从而以“认识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方式,帮助人们在实践中获得可欲之善,避免可厌之恶。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大多是在两类不同需要的交织效应下从事认知行为的,纯粹基于求知欲地为知识而知识的现象反倒相对少见(主要发生在科学研究领域)。

   再次,但即便在这样的交织效应中,求知欲自身的使命也是如实揭示事实的真相,帮助人们弥补知识的缺失,免于无知的束缚,并且享受到获得知识的自由愉悦。由于这个缘故,求知欲在与非认知需要交织的时候免不了会出现张力冲突,尤其表现在,虽然非认知需要试图让求知欲成为达到非认知目的的从属性工具,它却会由于自身的形成机制,努力成为“只为自己存在”的自律性动机。事实上,如同亚里士多德及其老师柏拉图业已指出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以“欲望和激情”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非认知需要,往往会发挥干扰求知欲的负面作用,诱导人们在非认知利益的驱使下,为了达到非认知的目的而不惜遮蔽事实的真相。更有甚者,即便非认知需要的参与没有妨碍求知欲发挥作用,人们在交织效应中得到的“正确”知识也不再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了,相反首先具有的是“为其他(实利、道德、信仰、炫美)而知识”的“学术”特征(如应用技术、道德学说、艺术理论等),因为它们追求的不再是知识本身之“善”,而是参与进来的非认知需要旨在实现的非认知之“善”。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见解已经指出了科学之为科学的身份定位:通过悬置非认知需要而对非认知价值保持中立的途径,纯粹基于好奇心地追求不夹杂实用娱乐等任何非认知利益的正确知识。[9]不幸的是,部分地由于他自己也落入了下面要分析的异化悖论,后来西方主流哲学严重偏离了他在此指出的正确方向,结果以失之毫厘的扭曲方式,将科学的独特本质归结为合乎理性的逻辑思维,至今陷在泥潭里难以自拔。

   最后,一旦通过与非认知需要的分离指认了求知欲的本质使命,它以趋于真理、避免谬误作为唯一目的的本来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事实上,在突显了求知欲与实用娱乐需要的分离后,亚里士多德接下来就指出:各门科学的目的都是以为知识而知识的方式探究各类事物的原理,第一哲学这门最神圣科学的目的则是探究所有事物的第一原理“存在自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所以,“把哲学叫做真理的知识是对的,因为理论知识以真理为目的,实践知识则以行为为目的。……每个东西的存在也就是它的真理。”[7]3-7、33、56 不难看出,这些说法不仅确立了真理本质问题上的符合论理念,同时还为它提供了一个很难驳倒的坚实理据:既然好奇心的本性就是揭示事实的真相,让人免于无知的困惑,那就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唯有符合事实的真理知识,才能满足这种特定的认知需要,达成求知欲的自律目的了。因此,对于包括融贯论在内的各种试图否定符合论的见解来说,真理知识的动机源头可以说构成了无法绕过的一道坎:除非对求知欲的产生机制和本质使命给出了有说服力的另类界定,否则源远流长的符合论是很难推翻的。遗憾的是,符合论者在回应挑战的时候,却似乎很少想到诉诸这种追根溯源的方式,依据好奇心的本性证成符合论的理念,结果反倒陷入了左支右绌、节节退让、甚至试图放弃自身立场的理论困境。[10]

   应该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能比墨家更具体地彰显求知欲的本质使命,与当时古希腊文化注重智慧和科学的宏观氛围以及他自己也从事过科学研究的亲身体验是分不开的。但尽管如此,这种彰显似乎主要还是自发不经意而非自觉的,首先体现在,虽然《形而上学》开篇的确花了一些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若干精辟的见解,但总体上看仍然属于零散性的一笔带过,尤其在指出了第一哲学以“存在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后就不再深入了,转而聚焦在如何把握宇宙万物的第一原理等问题上,从而为后来西方主流哲学也不怎么关注惊诧好奇的求知欲,反倒更看重它的成果结晶特别是理性知识埋下了伏笔。

   更能体现这种自发不经意的,则是亚里士多德在把求知欲与实用娱乐的非认知需要分离开,视为各门科学特别是第一哲学的唯一动机后,又漫不经心地把神性信仰的非认知需要引进来,主张第一哲学之所以比各门科学更优越,是因为“存在自身”作为所有事物的第一原理属于“神性的事物”或“神灵”,结果将原本旨在探究“存在自身”的第一哲学变成了旨在探究神灵或神性的“神学”。[7]5-6、222诚然,这种注重神性信仰的意向不仅存在于此前几乎所有的古希腊哲学家那里,而且还深深地植根于古希腊的神话传统中,以致亚里士多德在谈论求知欲的时候,曾声称“神话爱好者也可以说是爱智者”;但考虑到他不仅在生活中摆脱了实用娱乐的非认知需要的束缚,而且在理论上也首次指出了这一点对于科学研究的决定性意义,这种前门赶走了狼、后门又放进虎的做法就有点不够融贯自洽了,会让他落入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如果说实用娱乐的非认知需要会引导求知欲趋于实用娱乐之善、而非真理知识之善的话,神性信仰的非认知需要岂不是也会引导求知欲趋于神性信仰之善,而非真理知识之善?

   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亚里士多德全力推崇的第一哲学暨第一科学,在戴上了“形而上学”的堂皇桂冠,受到众多西方哲学家的高度青睐后,恰恰矢志不渝地走上了他在自相矛盾中指出的这条异化之路:它不再像各门具体科学这些当年的兄弟姊妹那样,以如实描述一切事实的“存在自身”为己任,而是在神性信仰需要的主导下,把求知欲的矛头对准了全能上帝、灵魂不朽、不受因果链条制约的自由意志这类充满了神秘魅惑、却又说不清楚的所谓“第一原理”,结果在偏离好奇心本性和科学目的的歧途上越走越远。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它在这种演变过程中曾经歪打正着地做出过怎样值得肯定的理论贡献,有一点都是很难否认的:假如亚里士多德没有通过引入非认知的信仰需要让第一哲学异化成神学,假如它能一直沿着纯粹基于求知欲的科学定位发展下去,人类哲学作为第一科学的现状一定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的。当然,正像大量的类似现象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假如”预设除了可能(也仅仅是可能)警醒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外,丝毫改变不了西方主流哲学尤其形而上学就是如此异化地演变而来的历史事实。[11]

  

三、追求逻辑明晰的求晰欲


   主要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以往人们谈到认知需要的时候,大都聚焦在“以真理知识为目的”的求知欲或好奇心上,很少注意到它同时还包含着“以逻辑明晰为目的”的求晰欲或好明心。其实,笔者此前的文章也有这个缺陷,只是最近批判性地分析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时,才察觉到认知需要的这种分化及其对于解答真理与逻辑、符合论与融贯论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意义。[12]

   这里把求晰欲界定成认知需要,是指它像求知欲一样,也是认知领域的一种自由意志;但与求知欲有所不同,它的目的不是追求知识与事实的符合一致(真理)以弥补“知识缺失”,而是追求知识在逻辑上的清楚明晰(融贯)以去除“模糊混乱”。这种产生机制和本质使命就让它对于求知欲也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存在,并且能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尽管此前中外哲人并未自觉讨论过求晰欲的问题,但当他们在彰显知识符合事实的真理价值之外,又以各种方式彰显了知识在逻辑上的明晰价值时,已然潜在承认了它的特定功能了。毕竟,既然在人类生活中,所有的正面价值都有意欲志向作为动机源头,要是人们原本没有追求清楚明晰的意欲志向,他们何以会把清楚明晰当成知识的正面价值来肯定呢?

  

   前面提到,在指出人们以“虑”为动力追求知识的时候,墨家已经把运用感官接触外物获得的表观知识“接”与通过分析推论获得的理性知识“明”区分开了。尽管相关的论述也有概而言之、语焉不详的缺陷,但结合墨家注重逻辑思维的哲理意向看,它专门选用“明”字概括理性知识,无疑是先秦哲学中最有力地肯定了知识的清楚明晰价值的自觉见解。可惜的是,墨家在这方面的宝贵贡献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而是像它的其他许多理念一样湮灭不见了,以致“虑”和“明”在后来中国哲学的语境里,主要具有非认知特别是道德方面的语义内涵。

   讨论了求知欲后,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我们乐于听到自己熟悉的语言”时也指出:“有些人如果不用数学的方式说话就不听,另一些人则要求举例,还有些人希望以诗为证。有些人要求一切都精确,另一些人却讨厌精确,因为他们或者跟不上思想的推演,或者觉得精确有点烦琐。”[7]35-36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否认了追求精确是所有人的本性,从而自发指出了求晰欲有别于求知欲的一个特点。在后人编撰和取名的《工具论》里,他又通过探究逻辑问题具体论述了清楚明晰的重要意义,认为“一个三段论如果除了它陈述的东西外不再需要任何东西就能明确得出必然的结论,它就是完美的”,强调“科学或证明三段论不会涉及不明确的东西”,“意见是不确定的……而知识是关于必定如此的命题的”,并指出“定义不正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使用了含混不明晰的语言。[13]85、113、306、472于是,通过把逻辑学视为“证明的科学”[13]83,亚里士多德就将理性思维的清楚明晰看成是合乎事实的真理知识具有的一种重要价值了。[14]

不幸的是,随着形而上学进入现代后以异化形式完成的首次“复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还是被当成了获取真理的有效“工具”的清楚明晰,也开始以异化的形式被提升为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了。笛卡尔在《谈谈方法》里,开篇就把“辨别真假的认知能力”归结为追求“清楚明晰(net et distinct)”的“理性”,宣布他坚持的第一条规则是:“凡是我没有清晰认知的东西,我决不会当成真理来接受。……除了清楚明晰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中、以致无可怀疑的东西外,不允许其他东西进入我的判断。”[15]3-4、16-18 并非巧合的是,他接下来就凭借这条规则探讨了上帝的完满存在和灵魂的永恒不朽这类“第一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9150.html
文章来源:《长白学刊》2021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