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利用吠陀文献中关于土地为死者提供休息之所，“就像母亲对孩子所做的那样”，以使死者得到新生的记述，解释安德罗诺沃文化墓主侧身屈肢、双手在胸前的葬式；利用《梨俱吠陀》中关于丧葬仪式的记载，解释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中马、牛、羊殉牲的复杂性——其并不是为死者提供来世的食物，而是作为礼物献给祖先和其他神灵，或是作为交通工具帮助死者渡往天国；利用《摩诃婆罗达》《撒迦》等文献中记载的丈夫去世后妻子自愿躺在丈夫身体右侧，与其一起埋葬以期进入天国的情况，将安德罗诺沃文化男女合葬、男左女右的葬俗解释为夫妇合葬而非女性作为奴隶殉葬，等等。这些均是所论精彩之处，为我们理解安德罗诺沃文化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五

　　

　　

　　 《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的“任务是对语言学和考古学资料进行全面的比较，以及评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族群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分析安德罗诺沃文化材料本身——“安德罗诺沃文化在八十多年前就已经被确认了，但是没有任何论文把它作为主题。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对整个安德罗诺沃分布区资料的收集、完整资料库的建立来部分地填补这一空白，并且重建其物质文化、经济以及文化类型”。

　　

　　 虽然库兹米娜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遭到部分学者的强烈批评，但她关于印度—伊朗人起源的主张却是目前学术界最重要和最流行的观点，且被波斯民族所认同，该书也因此在二〇〇九年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授予“年度最佳图书”的国际奖项。另一方面，虽然库兹米娜在对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认定（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内涵无限扩大），以及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与印度—伊朗语言学和文献学信息对比（面面俱到而过于牵强）等方面显得“过于执着”（В. И. 莫洛金院士语），但她对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进行的百科全书式的梳理，却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对我们来说，《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地了解安德罗诺沃文化，并以此作为参考，解决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发现日益增多的安德罗诺沃式遗存的有关问题——当然也可以利用中国的考古材料去解决安德罗诺沃文化研究中所面临的类型划分和年代等紧要问题。此外，书中对印度—伊朗语言和文献学材料中战车神话的论述，对我们理解殷墟文化中可能源自欧亚草原、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马车的宗教和文化意义十分重要。这是因为，殷墟的马车显然不仅仅具有田猎、战争等实用意义（与大型墓葬相配套的车马坑便是说明），但是甲骨文中涉及马车的材料极为有限，并不能提供关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直接信息，而这些方面（显然亦非常重要）正是以往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殷墟马车问题时所忽视和力有不逮的。当然，对一部九十余万字、一百多幅插图，兼具资料性和研究性的大部头著作来说，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和不同的收获。

　　

　　 综上所述，虽然《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的主要内容形成比较早，所用考古资料也略显陈旧，但其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对于今日为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过程而越来越关注欧亚草原考古和东西文化交流问题的中国读者来说，却并未迟到。

　　

　　 （《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俄〕爱莲娜·库兹米娜著，邵会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