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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刘勰是站在汉代经学“古文学派”立场上的信徒么?

更新时间:2021-10-19 09:23:05
作者: 周勋初  

   自从西方的诠释学传入之后,时见有人援用“误读”之说以衡文。所谓“误读”,不光指个别训诂方面的误解,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解读有误,有的正是理解方面的全盘错误。《文心雕龙》内容丰富,文辞艰深,更易造成误读。所谓刘勰专主古文学派,就是学术界广泛传播的一种误读。

  

   考此说首由范文澜先生所提出。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

   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序志篇》说,本来想注儒经,但马融、郑玄已经注得很精当,自己即使有些独到的见解,也难得自成一家;因为文章是经典的枝条,追溯本源,莫非经典,所以改注经为论文。

  

   范氏为早期注释《文心雕龙》的权威学者,故此说一出,随即得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学者的赞同。杨明照先生国学基础湛深,治学恪遵传统规范,对此深表同意,他在《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一文中总结道:

   总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表现的思想为儒家思想,而且是古文学派的儒家思想。

   王元化先生熟谙马恩原著,精于西方思辨哲学,因此他的研究《文心雕龙》,属于新派,但他也认为刘勰的主要倾向应属儒家古文学派。他在《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中说:

   刘勰撰《文心雕龙》,基本上是站在儒学古文派的立场上。这一点他在《序志篇》中说得很明白:“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末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马融、郑玄是汉末儒学古文派大师,刘勰不仅对他们极为称道,而且对于刘歆、扬雄、桓谭等也表示赞美,说明了他对儒学(尤其是古文派)的尊崇。

  

   杨、王二氏是龙学界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对此意见一致,可以认为刘勰站在古文学派立场的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应该说,他们对此也作出过很多分析,例如杨明照先生曾经举出六条证据,“再拿全书来考查,也无不吻合”。因为这些论证文字篇幅过大,无法一一列举。但我对此仍有疑问。这里我只想指出如下一点,杨、王等人论证问题时,只是单方面地举证,排除了刘勰在其他方面的一些论述,例如他对汉代今文学派的赞语与对玄学的称颂,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就不见得全面与公正,得出的结论,不免显得偏颇。

   早在20世纪80年代, 就有一些专家对此提出不同意见,马宏山先生提出《刘勰的儒家思想并非古文一派》,陶礼天先生作《<文心雕龙> 与经今古文学述略》,都曾进行过细致的论证。陶文后出转精,论述尤为具体,足资采信。我则曾作《<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提出刘勰兼崇玄学的问题,也是从刘勰并不固守古文学派立场着眼而进行考察的”。而我觉得这一问题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如欲彻底解决,则尚需将其置于中国经学发展史的背景下加以透视,考察刘勰生活年代的学术环境,再对刘勰的行文脉络进行分析,才能正确把握其原意。今即遵循上述途径试作探讨。

  

  

   重视汉代两次经学会议所起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上承汉代,学术界亦深受其影响。自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左右士子动向的法定准则。经学之中又分今文与古文两大学派,西汉主今文,东汉古文崛起,逐渐取得优势。两大流派之间的竞争,因与仕途有关,故论战不断,冲突不歇。经师之间为了争取不同学派的独尊地位,又有师法、家法之分。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目的都在保持倡始者对某一经典的解释权。

   汉代学术界洋溢着传承儒家经典的热忱,士子通经者即可入仕,经师以此作为私有财产,逐渐形成了一些经学世家,并在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只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变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学术界则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是又有新的学派崛起,力求取得统治者的认可,而去分割部分政治利益。

   由此可见,汉代士人热衷于经学,不光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经学的传承也不只是教育层面的问题,这些都与仕途有关,反映了时代的发展与政治的动向。前人也已注意到了这些方面的复杂情况,但对经学之影响于文学,则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文心雕龙》是一部研究文学问题的专著。刘勰重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时序》篇中顺次叙述历代文学的变化与发展,自然会把王家的政治措施作为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加以考察,文中历叙汉代帝王之推重儒术,影响文风,如云“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词藻竞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到了东汉时期,情况有了更大变化,“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末后他又总结道:

   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

  

   如上所示,刘勰认为汉代的文学创作受到儒家学术的很大影响,而经学的发生作用,则与汉代的“历政讲聚”有关。其中两次重要的经学会议,即西汉宜帝时的“石渠”会议与东汉明帝时的“白虎”会议,二者发生的影响尤为深远。

   这两次会议,在史书上有完整的记载,后代研究经学的专家也无不叙及,《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云:

   (建初四年) 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

  

   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这里首先介绍的,是有关《五经》博士的设置。每一种经典往往有博士数人分别传授,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异同,于是汉宣帝在甘露三年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如何统一思想。《汉书·宜帝纪》云:“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

   有关记载,尚见于《汉书.施雠传》等文献,可知参与讨论者有韦玄成、梁丘贺等人。这些都是著名的今文学者。西汉之时本来就是今文经学垄断一切的年代。

   白虎观会议的情况有所不同。会议规模宏大,仅据《后汉书》中的记载,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其中也有主古文经学的学者,但多数学者仍主今文家说。二者之间虽有争论,然而今文经学仍占尽上风,故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

   惟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为旷世一见之典。《石渠议奏》今亡,仅略见于杜佑《通典》。《白虎通义》犹存四卷,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国朝陈立为作《疏证》,治今学者当奉为瑰宝矣。章帝时,已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以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皆今学大师也。

  

   刘勰在《时序》篇中首先强调“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而以汉代而论,自文帝、景帝之时兴起经术后,一直延续至东汉之末,中间产生的不少杰出作家,他们的作品“华实所附,斟酌经辞”,文学上受到经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巨大。这段文字从头到尾,刘勰都是以赞颂的口吻叙述的。《时序·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刘永济释之曰:“东汉中兴以后,顺、桓以前,稍改西京之风,渐靡经生之习,由丽辞而为儒文,此四变也。”这一总结符合刘勰原意。

   行文至此,似可作出如下概括:刘勰纵论两汉文学,着重考虑武帝之后历代帝王倡导儒家学术所起的作用,而又关注这——学派的核心一经学所发生的影响。情况表明,两汉文人之所以取得优异成绩,与“历政讲聚”密切相关,而其中的两次重要会议——石渠、 白虎,正是今文经学占尽上风的主要场合。刘勰大力宣扬今文经学的效应,后人又怎能视而不见,把他看作完全站在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呢?

  

  

   白虎观会议中出现的新变

  

  

  

   先秦两汉时期,尚还处在历史的早期阶段,迷信之风甚为浓厚。西汉之初,刘邦起而抗秦,就有赤帝子杀白帝子的传说;东汉之初,刘秀起兵时,又获赤伏符,而大增成功的信心。光武信谶,明帝、章帝继起,情况类同,这些必然会在学术上有所反映。

   今文经学好言灾异,如京房之言《易》,夏侯胜之言《尚书》,董仲舒之言《春秋》, 都有凭托天人感应之说而议政的作风,于是孔子逐渐被人神化,学术界就有一些配“经”而行的纬书出现。东汉之世,学者以通七纬(《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为内学,以通五经为外学,谶纬地位的重要,由此可见。白虎观会议中,必然会有图纬之说掺入。这种以纬配经,乃至发生其独特作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

   皮锡瑞在介绍白虎观会议中的情况时,认为“《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实际上也承认其中已有古文经学的掺入。

   自西汉后期起,古文经学就在慢慢地传播与发展。哀帝之时,刘歆请立《左氏》博士,说明古文经学已有起而抗衡今文经学之势。这是因为今文经学取得垄断地位之后,大家视之为利禄之所在,于是学术上的求真与探索精神迅速消退,随之转变成了一种庸俗神学与烦琐哲学的杂烩,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学术界的鄙弃。刘勰在《论说》篇中也说:“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古文经学有古代典籍为依据,有传为先圣周公拟制的礼乐文化为号召,又有周代体系完整政制为理想,自然也会引起统治者的关注,因而东汉之后,古文经学迅速崛起,且在政治上和学术界取得重要地位。学者队伍中也就出现了一些兼治二者的人物。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学者中,班固、贾逵二人声誉甚高。班固为奉旨撰写《白虎通义》的作者,他主今文经学,但也通古文经学;贾逵之在后代,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但也通今文经学。《后汉书·贾逵传》曰:“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冤抑积久,莫肯分明。’”与此相应,东汉帝王开始正式接受古文经学,东汉学者的著述中也就经常出现今古经学上的杂糅现象,从而古文经学也就慢慢地取得了与今文经学并列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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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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