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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斯:关于交换的交易费用理论

更新时间:2021-10-19 09:07:06
作者: 道格拉斯·诺斯  

   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形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也就是说,它是制度框架的函数。对于任意产权结构,由于交易费用为正,权利就从未被完全界定与实施过;对于在公共领域的某些有价属性,人们得花费资源来获取它们。统观历史,由于交易的费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且它在当代不同经济中也同样变化很大,对权利的正式保护和个人企图获取这些权利之间的组合及将资源用于保护自己权利方面的变化也很大。我们只得通过比较本世纪80年代贝鲁特的产权与美国现代小城镇社区的产权来概括这一方面。在前者,大多数有价值的权利都是公共的,由那些成功的潜在违规者所把持;而在后者,法律结构确定和实施了大部分权利,而且那些公共领域的有价权利一般也按传统的行为规范进行了分配。这两者的差异是各自制度结构的函数。

   制度所提供的交换的结构,加上所用的技术决定了交易费用与转化费用。制度怎样才能很好地解决合作与生产问题,这是由行动者的动机(他们的效用函数)、环境的复杂性及行动者辨识和安排环境(衡量和实施)的能力决定的。

   为了完成经济交易,制度必须根据它们的复杂性而变化,它们从那些解决简单交换问题的制度,扩展到跨时空和无数人的制度。经济交易的复杂性程度,是承担各种专业化程度的经济交换所必需的,它们是合约水平的函数。当交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很高时,非专业化就是一种保险的形式。专业化及有价属性的数量与可变性越大,投人可信制度的权重就越大,它们能使个人从事复杂合约时的不确定性最小化。在现代经济中,交换是由许多延伸了很长时间的许多可变属性构成的,它们必须要有制度的可信性,而这些制度在西方经济中是逐渐形成的。在这里我们并不认为,现代成功的经济不具有从简单的合约与交换形式向复杂形式演进的特征。

   在一个形式多样的经济中,由制度建立的经济交易可分成与交换的交易费用模型相一致的一般模型。在大多数经济史中的交换形式,都具有人格化交易的特征。它包含着小规模生产与地方交易、重复往来、文化同质性(具有共同的价值)及缺乏第三方的实施(确实很少需要它),这些曾是其典型的条件。在这些情形下,交易费用是很低的,但是由于专业化和劳动的分工是基本的,它们的转化成本却很高。在这种交换形式下,交易合伙人的节约或收集量一般很小。

   随着交换的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交易双方试图使交换具有委托或人格化关系的交换特征。但是交换的种类和数量越大,他们就不得不议定更复杂的合约形式,因而达成交易就越困难。由此,我们衍生了交换的第二个一般模型,即非人格化的交易模型,在此模型中双方都受亲属关系、契约、交换抵押或商人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参加交换的各方常常是在宗教仪式和宗教观念约束下进行交易的。长距离与跨文化交易的早期发展以及中世纪欧洲的集市就是建立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的。它们使得市场扩大,从而使在更为复杂的生产与交换中获取收益得以实现。在现代欧洲早期,这些制度导致国家在保护商人时的作用增强,并利用商人的规范来使这类财政收入的潜力增加。不过在这一环境下,国家的作用是最为不明确的,因为当它作为产权的保护者与实施者时,同时又往往使不稳定性和交易费用增加。

   第三种交换形式是由第三方来实施的非人际交换。在一些现代经济取得成功的经验中,有一个关键点是,复杂的合约是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第三方的实施从来就不是理论上的,也从来就是不完全的,交换的双方仍会将资源用于企图建立托庇性的关系。但是,不论是合约双方的自我实施,还是他们的相互信赖都不完全成功。因此,意识形态或规范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在复杂的社会,机会主义、欺骗、偷懒的报酬同样也会上升。一个强制性的第三方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现代高收入社会如处于无政府状态,就不会创造生产率。第三方的有效实施确实只有在创立了一套规则后才能实现,它们又使各种非正式的制约变得有效。不过,由第三方来实施合约,或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所利用的规则也是不完全的,它只能得到相当不完整的理解。

   因此,我们应十分明确地发展一个制度模型,必须更深刻地揭示非正规制约、正规规则、实施以及它们的严谨方式的结构特征,然后我们将它们放在一起来揭示整个政治经济规则的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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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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