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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美兰 刘永谋 吴林海:物联网风险与现代性的困惑——兼论智能空间的伦理重构

更新时间:2021-10-17 21:34:45
作者: 叶美兰   刘永谋 (进入专栏)   吴林海  
科学技术无疑是计算最好的执行者。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数学因素”[20]。并不是科学技术运用数学,相反它们就是按照数字和计算的逻辑来筹划的。启蒙运动以来,计算理想从来没有停止过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数学化的理想。比如,经典的逻辑实证主义就有将哲学数理逻辑化的理想。

   物联网把计算理性推到了新的高度。互联网将信息数字化,以编码的形式传播。在物联网世界中,被数字化的不仅是信息,还包括由物组成的物理世界。在高级形态中,当人身上嵌入传感器,也被数字化,成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量(比如体温、脉搏、感觉信号等)。被数字化的信息、物和人一同构成一个完全封闭的数字化赛博空间,其中自主的计算中心将是智能的最高点,它数字化一切,计算一切。

   4.作为一体化工具的物联网

   现代性社会蓝图是一体化的。现代社会是整体融合的“有机体”,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进化,而不是个体简单的集合。首先,现代性在理念上设计了知与行的一体化。中世纪的行动服从宗教的指导,充斥着迷信和盲从。现代的行动服从理论的指导,奠基于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认识之上。借助现代科学、现代知识,社会被理解成可以量化、拆分和控制的巨大机器,专家们借助各种社会管理技术运行这台机器,个体自愿接受知识、专家对生活的训诫。其次,现代性在制度上设计了社会的整体性框架。现代社会追求组成社会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军事、文化诸组成部分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同构成当代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如此社会的自我维护、自我调节极其强大,这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得很明显。科学与技术一体化,在社会整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而现代国家普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

   物联网体现了社会一体化观念。首先,物联网兴起要借助技术—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力量。在中国,资本已经对股市上“物联网概念”热炒多年。在美国,物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无疑与急于摆脱金融危机关系极大。因此,全世界范围内,物联网的发展都呈现出国家推动的态势。其次,物联网完美融合了知与行。从信息采集一直到生产方案、指令执行,知识与行动无缝对接。最后,物联网将从信息和物理两方面更深入地联通个人、组织和政府,把社会一体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目前来看,公共管理领域是物联网要发展的重要领域,这从IBM“智慧地球赢在中国”计划提出智慧电力、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慧供应链、智慧银行六大优先发展领域就可以得到佐证。

   三、物联网的两重性与智能空间的伦理重构

   辩证地看,物联网用于社会管理具有正反两面性。从风险的角度看,社会风险根源于未知或不可知。现代社会的未知或不可知的情况剧增,因而转变为风险社会。成熟状态的物联网能提供对世界连续、动态、实时和全方位的感知,减少对于人、物和环境的未知或不可知,因而可以大大地减少社会风险,极大地增进人类福祉。比如,适度的电子监控有益无害。在重点场所(如监狱、重症病房、事故多发地等)、针对重点人群(如罪犯、病人、无自主行动能力的老人等)等电子监控可以提高公共安全程度,及时报告突发事件,已经得到了广泛承认和应用。另一方面,如果对物联网用于社会管理不加控制,有可能演变为对个体的极端控制,物联网有沦为极权和专制的控制工具的危险。物联网的感觉层收集信息,传到计算中心进行计算,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时候,解决方案意味着新的行动准则,如交通出行规范。当物联网覆盖整个社会和生活的各个层面,越来越多的行动方案可能以“按照科学的方式行动”的名义逐步蚕食个体的自由和私人领域。在物联网世界中,违规随时都会被察觉、反馈和处理,更加强社会控制的严厉性。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钱人、权力者、知识阶级、政府组织等更容易从物联网中获益,而穷人、被统治者、低教育者、个体等因难以掌握物联网而被相对剥夺,如“数字鸿沟”可能日益扩大。权力资源因此更加向高层聚集,从而削弱社会的民主性质。

   物联网的两面性根植于现代性的辩证特征。从本质上看,现代性观念均建基于四个最为基本的立场之上。第一,反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传统,贬黜超越性、超验性、先验性和终极诉求,最终发展为否定形而上学。毫无疑问,反对上帝和教会对人的束缚,高举人性旗帜,推崇人的经验和能力,对于破除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走到极端就会适得其反。因为恒常的本体终究不能归结为多变的经验,实用和功利终究不能替代人生意义的终极诉求。最初对神性的否定绝对地发展,最终演变成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当无事无定、万物皆空,世俗生活的雅俗、善恶、理性与迷乱就没有根本的不同。在虚无面前,所有的荒唐、狂乱和暴戾的选择也未尝不可。第二,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界视为征服、改造、支配和奴役的对象。相对于前现代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的弱小、无知和无助相比,人类中心主义在现代之初极大地激发了人的自信心和能力,起到了推动认识自然进而造福社会的效果。但是,随着科技发展赋予人类巨大的力量,自然开始被贬低,认识自然逐渐演变成奴役自然。自然失去了最初的神秘、温情的意蕴和固有价值,沦为可以赤裸裸地逼索、蹂躏和践踏的对象,其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对人有用。相应地,以自然主人自居的人也逐渐丧失了本真的人性,被物欲和暴力所充斥。第三,固守主—客二分的认识框架,以我思为原点来思考世界。主—客二分的观念是现代认识论转向的基础,最初是对人自身力量的肯定。但是,它将世界分为对立的“我”与“非我”,陷入两者纠缠、斗争的泥沼。随着对自然控制的突飞猛进,人们却感到个体没有真正被解放,相反却被前所未有的孤独、恐惧和无助所压倒。对非我的斗争,开始是征服自然,后来是征服他人,最终成为对自我的否定,即要么因极端个人主义而疯狂,要么彻底丧失自我而沉沦。第四,片面强调工具理性,推崇直接的感官经验。启蒙运动提倡积极进取的世俗生活观念,反对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激发了工具理性的热情。最初神被从世俗中驱逐的时候,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分立,人类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力量。此后,世俗生活的意义不再从教义中获得,无需上帝来指导,而只能以世俗本身为目的,不再与终极意义相通。工具理性只问世俗目的和利害得失,迅速在急速城市化的现代世俗社会扩散成广泛的信条。感官的即时感知,身体的直接感受,成为不是唯一亦是最重要的标准和根据。凡是不可感知、无法体验的,皆为虚无的或者至少是无关紧要的。总之,一方面,现代社会是文明演进的伟大成果和历史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晚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凸显了现代性的诸多难题,如社会道德普遍滑坡、自然环境严重破坏、个体的单向度发展等。现代社会的矛盾性正是由于现代性的矛盾性或双重性所决定的。

   物联网将现代性对感觉经验、工具理性的推崇、对自然和人的物化以直接的技术方式表达出来,这既决定了物联网的巨大价值,也注定物联网将催生诸多问题。在物联网世界中,所有的人和物都成为一串一串二进制数字、符号和变动不居的变量。持续监控和海量信息既意味着感知的成就,也意味着物的丰富性和神秘性的彻底丧失,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不可言传的感悟消失了。有用者皆被感知,无用者从世界隐退,成为虚无。在数字虚拟的替代物面前,人与物处于同样的高度,即物联网的感知对象和响应终端。这实际是对人的贬低。在物联网中,除了效率和效益,一切都不再有意义,人生意义由于不能被数字化将被悬置。物联网甚至暗示了一个无人的世界:没有人,终极的物联网照样可以自行运转,万物照样可以在物联网的指令下生灭。至于物联网的巨大价值,多有论者阐发,不再赘述。

   要以辩证的态度来全面看待物联网的发展,既不能因为其负面效应而反对物联网的推进,也不能无视其可能导致的问题和风险,而是要深入研究物联网的社会影响,以切实可行的综合措施引导物联网健康地发展,减少物联网风险,更大限度地造福社会。其中,重构物联网智能空间的伦理基础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首先,物联网伦理应该成为一种能使权利得到公正分配的制度伦理,强调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同时倡导兼顾他人,确保他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在中国传统中,“均贫富”的思想源远流长,但它只是物质公正分配的一种简单理解,没有包含更重要的个人权利、人人平等等现代观念。所以,中国物联网伦理的重构应该更加侧重于个人权利。其次,物联网伦理还应该是一种责任伦理,强调用道义论来平衡功利主义的效益论。道义论和效益论的平衡发展,是物联网伦理得以顺利建构的基本要求,尤其是以责任伦理观念为指导,建立起强调公平与正义的、契约化的伦理底线。在中国传统中,个体生活由繁复的“礼”所规定,个人要对家庭负责、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但是,中国人恰恰没有意识到“对自己负责”、“成为自己”是所有责任的出发点。中国人的责任感是经由家庭、朝廷最后指向所谓“天”的责任感,或者说是“天道”反向强制给个体的而不是基于个体自觉的责任感。在物联网智能空间中,如此责任感对抗不了感知一切的巨大冲动。因此,中国物联网伦理的重构要侧重于唤醒个体性责任感。

   在物联网世界中建构责任伦理的规约体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掌握物联网技术的科学家与专家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他们不能只从技术角度考虑问题,而应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对社会交往方式的巨大冲击,努力促成社会交往方式良性发展。其次,对一般的公众而言,应该提升信息素养和技术素养,掌握一定的物联网知识和信息资源,从而获得和把握自己的物联网信息权利,尽可能地改变自己在物联网信息技术权利结构中的相对于组织的不利处境。最后,政府在物联网伦理重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至少可以做三个方面的工作:(1)在物联网空间建立起立体控制体系;(2)在物联网实践基础上,在不妨碍个体权利和物联网技术发展的前提下,逐渐制定某些制度和规章;(3)大力促进健康的物联网伦理观念的确立,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物联网伦理的研究与教育,提倡个体自律,确立必要的物联网道德,有效地减少物联网伦理问题的发生。

  

   注释:

   ①参见Katz, J. E. & Rice, R. 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 Use: Access, 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Lyon, D., An Electronic Panopticon?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Surveillance Theor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1, issue 4,(1993),pp. 653-678; Lyon, D.,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in G. Ritzer(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pp. 275-280; Spears, R., Lea, M., Panacea or Panopticon? The Hidden Power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21, issue 4,(1994), pp. 427-459.

  

   【参考文献】

[1]CERP-IoT, Vision and Challenges for Realiz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http://docbox.etsi.org/tispan/Open/IoT/20100601%20IoT%20Conference/ALL%20SLIDES/EU_IOT_Clusterbook%20200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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