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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海 刘永谋:“巨机器”时代人的异化及其救赎

——简论刘易斯·芒福德人文主义机器哲学思想

更新时间:2021-10-16 21:40:37
作者: 赵俊海   刘永谋 (进入专栏)  

  

   我们生活在一个机器时代[1],对机器的哲学反思理应成为人文学者的一项工作。在机器哲学(Philosophy of Machines)这一传统中,刘易斯·芒福德占据着重要地位。芒福德的技术哲学以“机器”为核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技术哲学就是机器哲学。其机器哲学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雏形期、发展成长期与成熟期。从《机器戏剧》(1930)[1],经《技术与文明》(1934)[2]、《人的处境》(1944)、《作为解释者的人》(1950)、《生活准则》(1951)、《艺术与技术》(1952)[3]、《人的转变》(1956)、《工具和人》(1960)[4]、《独裁技术和民主技术》(1964)、《人,发现者》(1965)和《技术与人性》(1966)等,到《机器神话Ⅰ:技术和人的发展》(1967)[5]和《机器神话Ⅱ:权力五角形》(1970)[6],芒福德对以“机器”为核心的机械文明进行了批判。对机器时代中的人机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指出我们人类应该最终迈向“人的时代”(Age of Man),而不是“机器时代”(Age of Machine)。[7]291

   在芒福德的机器哲学思想中,“巨机器”思想是其最大的亮点和特色。作为人文主义机器哲学家,芒福德的主要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指出了机器、尤其“巨机器”对人类的异化,并为实现“巨机器”时代的人类救赎提出了多维度的解救方案。

   一、“巨机器”时代产生的人的异化

   “巨机器”的含义就是“大机器”(Big Machine)[5]189。人类第一台“巨机器”问世于公元前四千纪之初,由金字塔时代的国王们所发明。“巨机器”主要表现为两种功能,一个是负面的、强制性的;另一个是正面的、建设性的,二者相辅相成,没有先后之分。前者,往往指的是军事机器,后者指的是劳动机器。

   古代“巨机器”在14世纪,尤其是16世纪以后以新的形式再度复兴,在20世纪达到高潮。芒福德之所以追溯古代“巨机器”,其目的就在于为了更好地来说明现代技术和现代社会的“机器属性”。“巨机器”无限制地追逐于权力和金钱,却疏远了人格、生命和生活,背离了技术应服务于人类生活的宗旨,最终造成了人的异化,主要表现为“非人”的产生、道德和艺术的腐蚀、知识的垄断和自动化与教育的机械化、大贿赂和生活的堕落。

   1.“非人”的产生:生命的简化和机械化

   所谓“非人”,并非不是人,而是人的各种异化形式的总称。芒福德在不同的文本中,以不同的范畴来称呼“非人”,如组织化的人(Organization Man)[6]267、可替代的人(Displaced Man)[3]9、技术人(Technological Man)[5]22[6]169、自动化的或组织化的人(Automated or Organization Man)[6]192,276、经济人(Economical Man)[2]177。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阐释了“非人”。这种“非人”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所谓的“非人化”(人的矮化和妖魔化)[8]前言、福柯的“不正常的人”[9]有所不同。

   非人化的后果是多重的。其一,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尊严的泯灭与机器人格的形成。人一旦成为了可替代的人(Displaced Man),成为了和冷冰冰的机器零部件一样的东西,那么人的主体性、尊严、人格将不再存在。人在机器面前既是创造者,更是受害者。机械时钟的发明,促使人类的生物钟向机械钟转变,人的生活方式不再是按照人本身的作息规律而安排,而是听命于机械时间的差遣,从而形成了以守时、忍耐、节俭等为主要特征的机器人格。

   其二,人的情感需求和生理需求,尤其性需求,得到了限制和否定。芒福德把性生活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故而多处论述,“忽视身体、剥夺感觉、抑制一时的冲动、强制的行军、中断的睡眠、枯竭的精力……士兵的性生活也很受限制”[2]97。除此之外,人类在机械世界中,也极少有情感的交流,故而变的越来越孤独。

   其三,非人化,简单的说就是“单向度”的人。在《机器戏剧》一文中,芒福德谈到“正如在第一个工厂组织之时,第一台机器的设计将纯粹实用性作为最为重要的考量,而将人格毫不犹豫地抛在了一边”[1]231。“单向度”的人“将一切都听命于系统,不管他是科学家、工程师、专家、行政人员、或消费者和庶民百姓,都同样不可能有任何脱离此种系统的想象,更不会考虑到去另外创造一种较有灵性、活力、目标和人情味的生活方式”[10]190。

   2.道德的堕落和艺术的衰落

   芒福德认为以机器为主要敛财工具的资本主义,造成了道德的堕落,“煤炭资本主义的心理学上的后果是,道德沦丧、期待不劳而获、漠视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以及对灾难和残骸的习以为常”[2]158。以功利主义和权力中心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之下的“巨机器”,它对人类道德一再倒逼,以金钱和权力做诱饵,不断“促逼”人类放下道德的伪装,“超我”已无任何的说服力。

   “巨机器”也造成艺术的衰落。“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人类的精神生活受到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科学和技术那部分的限制:所有其他人的兴趣和活动被压制为‘非客观的’、情感的,并且因此是非真实的。这种决定实际上排除了艺术,因为艺术是人类自主性和创造性活动的必要部分。作为符号、形式、模式和意义的领域,艺术成了现代生活中的衰落领域。”[3]13

   人作为一种脱离于动物世界的物种,道德和艺术是其独特性特点之一,“艺术代表了人类的特殊需求,并且它们依存于人类的一个独特性的特征:符号化的能力,”[3]17也是其生存的基本能力。因此,芒福德认为“如果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去呈现这些艺术家所影射的质量,这个技术世界本身必须转变;救赎,并不在于人类人格对机器的实用性适应,而是在于使作为人类对秩序和组织需要的产品的机器,再度适应于人类人格”[3]14。

   3.知识的垄断和自动化与教育的机械化

   “巨机器”对知识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佐证SSK对知识产生过程的分析。如果说拉图尔对知识的分析是微观的实验室观察研究,那么“巨机器”对知识产生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宏观层面的权力研究。

   在机械化的世界图景中,知识的生产也似乎自动化起来。虽然在19世纪自动机器出现之前,科学在其内部就有了一种分工体系。但直到科学论文的出现,科学知识才以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形式产出。这种新的科学方法,使孤立的观察和实验报告可以立即在科学杂志上流行,故而芒福德把它看作是“知识有系统自动化的有效起点”[10]175。科学论文的产量和货物的产量在某种程度上有交相为用的关系。自从1665年第一本杂志诞生以来,随着各种不同的印刷和复印机器的大量生产和运用,科学杂志已经突破了十万。知识通过科学论文和印刷机器,终于形成了一个循环性的知识体系。

   知识的形成,在“巨机器”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利。在旧“巨机器”时代,被宗教所控制的知识成为了古代君王统治天下的利器。脱离了这种高级知识的加工、组织和运用,任何君王也无法安全行走,无法有效行动。正由于他们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对于知识采取的是封闭式的管理,只对个别的统治阶层开放。在西方中世纪,为确保知识的有效利用,这种知识就必须由僧侣阶层来垄断和管理。印刷技术发明之前,保密知识作为精神财富和治理手段,一直由统治阶级所垄断。[11]418-419

   即便在新“巨机器”时代,对知识,尤其是关乎一个国家命运的特殊知识,一定会管理地更为严密,保密制度也更为严格。在这一方面,冷战时期美苏双方给人类留下了宝贵而又丰富的文献资料。甚至在今天,由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所披露的“棱镜计划”(PRISM)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新“巨机器”时代,对于特殊知识的获取和垄断愈来愈猖狂。在新时期,权力五角形不仅没有收缩其势力范围,而且越来越朝着全球性、隐匿性的方向发展。

   教育的机械化与知识的自动化密切相关,知识的自动化造成了学校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正如波兹曼对技术垄断时期的教育的批判,“现代世俗教育的失败……因为它缺乏道德、社会或思想的核心。因为它没有一套贯通教学计划各部分的思想或态度”[12]185,芒福德对教育的批判主要体现在教育系统、教育目的、教育媒介、课程安排等。

   芒福德认为,今天大多数的高等学府却都已经像一家钢铁厂或一部电话系统一样彻底地自动化了:学术论文、发现、发明、专利、学生、博士、教授和宣传,都以相当快的速度做大量的生产;只有与这个权力体系相一致的人才能够获得升级、大量的研究补助、政治权力和金钱奖励。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大学变成了权力综合体中的一个部分。然而这样的教育系统所产出的知识却是像垃圾堆一样,好坏不分,香臭莫辨。“巨机器”时代的教育目的不是培养完整的人,而是完全适应纯技术环境的人性动物(Human Animal)。为了适应大技术的要求,人类必须要像机器本身一样完全一致、整齐划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之下,教育和学校犹如一个模型,各种性格的学生从它这里塑造,最后走向市场。

   4.“巨机器”的大贿赂和人的堕落

   芒福德认为“巨机器”造成人们生活堕落,丧失斗志。人类生活于“巨机器”所提供的环境当中,由于巨大的贿赂(安全、享受等),他们没必要选择,不需要自由,一切听命于“巨机器”。人和“巨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寄生关系,人类放弃了自动、自力、自治的生存方式,好比寄生虫一样,寄生在整个“巨机器”内部。作为寄生虫的人类,毫无生活之忧,几乎所有东西不劳而获,故而也不再努力和忍受艰苦。芒福德引用了李希特(C.P.Richter)有关家鼠和“福利国家”的对比研究——丰富的食品,没有危险,不紧张,整齐的环境和气候等——来阐释“福利”所隐藏的危害。在这种优越的环境当中,家鼠的器官发生了明显的退化,助其抵抗紧张、疲劳和疾病的肾上腺缩小了,而且调节新陈代谢的甲状腺也不活跃了,头脑也缩小了,心智也降低了;然而性腺却早熟了,导致较高的繁殖率。家鼠如此,人能逃脱此劫吗?

   故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人类的身体器官也开始退化,人的思维能力也会逐步遭到削弱,甚至退步到婴儿的层次。由此而导致的是人老的特别快,死亡也越来越临近,“这种集体寄生主义也就会成为现实……就会走向心理自毁的途径”[10]275。另一面无忧无虑的生活会滋生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活于半寄生性文化中的年轻人没有理想和抱负、无所事事,然而他们有需要找发泄的途径,例如无知的暴动、任意的破坏和找死的赛车等。

   当然,由于“巨机器”所带来的经济富足程度还不够,所以对人类的影响还不至于那样严重。但芒福德认为。我们在高度发达的经济来临之前,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认真思考一下将会面临的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

   二、如何在“巨机器”时代进行人的救赎

   对于如何实现“巨机器”时代人的救赎,芒福德提出了四种向度的解救方式,即心灵的觉醒、艺术的救赎、技术的转变和政治的控制。

   1.心灵的觉醒:从机械世界观到有机世界观

对于芒福德来说,“巨机器”的涌现,归根结底是从有机思维到机械思维的心灵革命[11]391。因此,若想纠正现阶段的机器文明,首先,并且最为根本的便是进行心灵上的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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