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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智能治理社会的蓝图:丹尼尔·贝尔的技术治理思想

更新时间:2021-10-15 01:15:28
作者: 刘永谋 (进入专栏)  

   此文引用信息:刘永谋:《智能治理社会的蓝图:丹尼尔.贝尔的技术治理思想》,《晋阳学刊》2021年第3期。编辑之后正式发表的版本略有文字方面的差别,并略去了摘要、注释等。

  

  

   丹尼尔.贝尔是20世纪末名噪一时的未来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从技术治理的角度看,他所预测的后工业社会实质上是以他所称之“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技治社会,可以称之为智能治理社会:一方面,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运行和治理当中,另一方面掌握智能技术的专家和机构拥有更大的权力,因而使得后工业社会将完全成为不同于工业社会的信息-知识社会。今天回过头来对照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他的大部分观点尤其是关于智能技术与技术治理的观点,还是相当准确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智能革命方兴未艾,极大地推进技治社会全面深入地发展,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基本特征。因此,回顾性地研究贝尔的技术治理思想,对于理解当代社会发展趋势非常有帮助。

  

  

  

   一、智能预测的技治原理

  

   贝尔研究当代社会的最重要方法有两个:一是社会预测方法,核心理念是运用智能技术预测技术以及奠基于其上整个社会的发展;另一个方法他称之为“概念图式2方法”,核心理念是将社会分为社会、政治和文化三大平行结构,进而通过分析三大结构的变迁来判断整个社会的变迁。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就是社会预测和结构变迁分析两种方法结合的产物,即通过预测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提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叶开始进入智能治理社会。

  

  

   1.技治社会的动力系统

   贝尔不断强调,后工业社会理论并非局限于对技术-经济基础的分析,而是对新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分析。他认为,社会的三大结构之间并不是一致的,变化节奏也不同,而是按照不同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来运转的。所以,中轴原理是某一社会领域运行的基本动力和首要逻辑,中轴结构是其中基本组织结构,对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剖析是研究社会最好的方法。

   在贝尔看来,社会、政治和文化三大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不同。社会结构即生产性的技术-经济系统,它的中轴原理是功能理性,即最小成本最大产出的效用化和经济化原则,而它的轴心构造是官僚等级制度,同时满足社会分工和协作统一的要求。政治结构主要调整权力的分配,它的中轴原理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表现为民众授权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它的轴心构造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而文化结构主要指的是表达象征和含意的领域,它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轴心构造是各种以想象形式开掘、表达人类生存意义的活动。

   贝尔预测的后工业社会是技术治理社会。首先,后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理论知识的集中与具体化推动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他所指的知识以可以编码的技术性知识为主,因此理论知识中轴原理大致意味着以科学技术的原理、方法和知识来推动社会运转,这符合技术治理的科学运行社会原则。其次,贝尔进一步指出,大学、研究所和公司研究部门成为后工业社会的首要机构,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而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或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科学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问题,社会等级是以专业技术能力来划定,而提升社会等级的基本途径是教育。显然,这些新趋势意味着在后工业社会尤其是其经济结构中,专家阶层处于领导地位,这就符合技术治理的专家运行社会原则。总之,科学运行社会和专家运行社会是技术治理核心立场,故而后工业社会本质上是技治社会。

  

  

   2.智能技术的基础作用

   贝尔所谓的“智能技术”主要包括: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效用论,随机过程,线性规划,统计决策链,马科夫链式应依法,蒙特卡洛随机过程,极大极小解,概率论,集合论,决策论,博弈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等。之所以将它们称为智能技术,原因有两个:(1)智能技术是一种“社会技术,”以规则系统(解决问题的规律)代替直观判断;(2)智能技术用于社会预测和实践应用,是因为出现了计算机这个技术工具,否则上述数学理论只有学术价值。因此,智能技术以计算机为基础,研究复杂技术-社会问题的技术,尤其是进行社会测量和预测,不同于纯粹的工程技术。

   智能技术在技治社会中扮演关键性和基础性角色。贝尔认为,对社会变化的自觉以及努力控制变化,是现代性的根本标志,但是这只是在智能技术兴起后才真正可能实现。一方面,理论知识成为社会战略中心,知识部门成为社会核心结构,国家不能再忽视技术发展,开始大规模地预测、规划和控制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技术快速发展导致社会不确定性,技治社会希望运用技术方法来对社会发展进行预测和控制。因此,智能治理社会运行依赖于对不确定性的消除,这必须运用智能技术才能实现。这也导致技治社会在智能技术的研发上投入大量人财物的力量,将使之迅速勃兴。显然,当代技术发展支持这一预测。

   将智能技术运用于公共治理活动,可以称之为智能治理,是当代技术治理最新的技术手段。[1]智能技术如今主要指的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一些最新进展,因此贝尔的智能技术概念更宽泛,以社会测量和预测角度来界定“智能”,类似于整个社会获得某种“自觉”,而智能治理属于贝尔主张的技术治理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智能治理只是技术治理的战术新工具,可以在技术治理各个战略措施运用,但智能治理就是技术治理本身,技治社会等于智能治理社会。他的论证逻辑是:现代社会依靠不断创新以及创新管理来运转,必须对创新持有必要自觉,即要预测和控制创新,才能计划整个社会活动,因此:(1)理论知识变得重要,因为普遍抽象理论可以预测未来,(2)技术预测变得很重要,因为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3)社会预测不可避免,预测技术是社会预测尤其是对社会结构进行预测的基础,(4)智能技术必然性兴起,因为它是一种社会“自觉”的技术。总之,智能治理社会之所以是“智能的”,是因为它能“自觉”自身状态。

  

  

   3.反思“智能”与预测

   智能治理社会必然是预测主义社会。贝尔所指的社会预测,包括对社会现有状况测量、未来状况预测和发展过程的控制3个方面。他投身于社会预测研究,长期主持美国“2000年委员会”。他研究了技术预测、认可预测、经济预测和政治预测等各种不同预测形式的问题,指出智能技术的兴起改变了社会预测的根本面貌,还归纳出12种社会预测的模式。[2]不过他认为,不存在绝对可靠的社会预测方法,各种惊人的预言往往是为了吸引注意和资源。[3]

   当前热议智能革命和智能社会,未来学相关的议题如人类未来、大历史、后人类、新技术预测等,再一次吸引学界关注,但在方法上并没有本质创新,主要突破在于可资利用的运算能力和数据库容量的提高。智能技术运用于技术预测和社会预测,并没在本质上改变预测效力。首先,智能技术尤其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理论上可以达到对物理学可测量物的完全测量,但对社会中如思想和情绪等不可物理学测量物仍无能为力。其次,社会预测必须以社会规则运行为前提,不规则运行的社会因极其偶然而无法顺势预测。再次,社会预测亦是社会运行的一部分,社会预测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实现性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最后,对社会进行总体控制,更是被哈耶克等人嗤之以鼻。[4]但是,局部、小范围、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不仅可能,而且人类社会一直在实践。

   贝尔认为,智能技术既用于制定社会运行的目标,又用于来实现和控制这一目标。他给作为工具的智能技术赋予强大的意义,甚至说:“后工业的转变意味着工具力量的加强,超越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越人的力量”[5]。如果工具超越自然和人还是工具吗?显然,他对如何定位智能技术矛盾而迷惑,但仍认为智能治理给人类提供新希望。他过于拔高智能技术作为新工具的力量,智能技术的“智能”归根结底源自人,因此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工具是否“翻身”做主人,而是人类如何更好地运用智能技术,更具体地说,人类有没有决心、愿不愿意为控制智能技术运用付出努力和代价。

  

  

   二、智能治理的公正理想

  

   贝尔认为,科学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等技术统治论者(technocract),将会在智能治理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他指出,技治社会的特点在于对事的管理替代为政治而作出理性判断,但技治社会的权力并不完全由技术统治论者掌握,尤其在政治领域,权力仍然集中于政客手中,政客与专家、平民与专家时有斗争和冲突。因此,因此,他主张所谓“公正的精英政治”,以平衡技治社会各方政治诉求。

  

  

   1.专家的领导地位

   在智能治理社会中,人们的权力、财富和地位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成长最快的社会集团是技术和专业阶层,快速成长的社会集团试图谋求相应的社会权力。其次,强调行动领域的技术决策,要求专家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强调用技术精神或技术理性来治国,而非将治理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最后,技术决策在权力斗争中的关键地位,导致社会权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专家手中。或者更精确地说,技治权力与知识密不可分,是某种知识-权力。

   在贝尔看来,权力向知识转移,意味着:(1)人们获得权力的手段转向知识,即声望、地位最终以知识为基础,教育是获得权力的方式,最杰出的人物是科学家,人才培养、教育问题成为社会的首要问题,成就原则取代归属承袭原则成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2)知识成为权力的源泉,同时意味着知识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理论知识成为社会中轴,成为社会发明和经济增长的基础,而经验知识退居其次,所以知识是后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源,改变传统的经验论式的政治决策,而转向政治的技术决策。简言之,知识及其促成的计划包括军事计划、经济计划、社会计划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切有组织行动的基本必需。

   因此,在智能治理社会中,技术问题很难与政治问题分开,踏上政策舞台的专家既是政治家,也是技术顾问。贝尔认为,此时统治权的大部分掌握在技术-知识中坚集团(包括专家、公司经理和政治领导人)手中。知识促成政治决策向技术决策转变,技治社会的政治必须考虑科学阶层的意见,科学的精神气会影响科学的行动方式,从而改变政治形态。对此种精英主义(meritocarcy)政治,贝尔十分赞成他指出,“我感到,才能、成就和普遍性的原则是一个有成效的、有教养的社会的必要基础。”[6]他区别了精英主义(meritocracy)和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1)前者所谓“精英“不仅是专家,而后者主张的是科技专家和经管专家掌权;(2)后者的专家认定以证书为基础,即取得高级文凭和专业资质就成为专家,而后者的精英认定以同行认可的成就和能力为实质性认证标准。但是,两者都反对权力的血缘世袭、暴力占据、金钱购买或神授,而是依据某种专业能力而获得,均属于专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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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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