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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生命的反刍与前瞻

更新时间:2021-10-14 16:00:23
作者: 魏敦友 (进入专栏)  
就是要怎么开会,要怎么来有效地动员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来到沙湖之畔,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推进。刚才已经说过了,在20年来的法学道路上我碰到了很多卓越的学者、好兄弟、好师长,那么我就想到如果这些好兄长、好师长能够带着他们的学生来到我所在的沙湖之畔,来展演他们内在的学术,展演他们内在的精神的话,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生命之中又一件幸事。我曾经在学术路上碰到这些好兄弟、好师长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正在形成之中,但是转眼之间,大家都年长了,生命也在成熟,学术也在成熟,现在到了应该结出果实的时候了。

   我就想到怎么开会呢?那就以一个或者两个学者为中心来开会。比如说去年表面上是以孙国东为中心来开会,实际上也有纪念邓正来先生的意思。去年的会议主要讨论的主题是公共法哲学的问题,今天张镭教授也对去年的会议做了一个回应,但是公共法哲学只是一个表皮、一个入口,其根本的问题还是法学的自主性、文化的自主性等等这样一些核心的话题。今天王勇教授试图从“敦煌法学”绽放出中国自主性,这也是自主性的话题,就是我们中国人要如何做一个人,我们中国如何作为一个真正自主性中国而存在。当然也还有李瑜青老师讲到的自由的话题。我觉得李老师有一句话讲得非常之好。我原来还想把这句话放在第一个话题里来讲,结果讲着讲着就漏掉了。李瑜青老师在回应谢晖老师质疑的时候说:“人的结合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人如何来结合,这才是问题。”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很有深意。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个体,我跟谁在一起有很多偶然性,是偶在的是吧?一路之上我会碰到谁,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2002年的那一年碰到了湘平老师和谢晖兄长呢,是不知道的,但是结果就碰到了,我的生命就因此而放光彩了。这种人与人的结合,在我生命经验的记忆之中就永存下来了。而且那一年之后有两个好姐妹今天已经不在了。所以这样一些生命的记忆就会深深嵌在我的生命经验里头,永生难忘。我多想借这个时机让她们重新活过来。我今天特别欣赏湘平老师讲到的,死而不亡为寿。秦平、杨悦新两位老师虽然已经去世了,她们去世时大概50岁左右吧,但是她们永远活着,她们是死而不亡的寿者。虽然她们不可能留在我们中国法学思想史上,但是我想她们的精神跟我们、跟中国的法学学术是永远在一起的。

   我们去年以纪念邓正来老师这样一个内在的精神,以孙国东《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这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开了一次会。那么我想今年的这一次会议,就是要拓展法秩序的思考,因为我是在法哲学研究中心,同时要把哲学因素引进来。原来想的是借谢晖老师的十卷本的系列丛书为契机来开这个会。但是我想同时把湘平老师引进过来,他作为哲学代表,谢晖老师作为法学代表,那么法学和哲学的这种融合,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我自己的预期。所以究竟怎么来开会?我现在的思路慢慢清楚了,就是以我的生命之中碰到的一些重要的学者来展开。我认为,在当今中国思想界居于核心地位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有自己的思想范式的这样一些学者来到我们沙湖之畔,共同讨论一些法哲学的深层问题,是有重大学术意义的。我也可以借此来进一步学习、进一步交流并对他们表达我心中的敬意。今天的会议是以谢晖兄长和湘平兄弟为两个轴心进行展开的,一个代表法学,一个代表哲学。我想以后会继续来展开这样一些学术活动,以老师们为轴心,然后带动他们的学生来参加会议,进一步使学术的薪火生生不息。总而言之,我想以后要进一步推动沙湖之畔法哲学的研究,在推动的过程之中,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参与和支持。这是我讲到的第二个话题。

   三、生命的意义何在?

   下面,我讲第三个话题:生命意义何在?

   这个话题也是我昨天早上还躺在床上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涌现出来的。其实这个话题跟刚才书萍老师的一个困惑有关系,我先讲我的话题,然后再回应书萍老师的困惑。(笑)

   昨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脑海里面突然就想到了两个词,我意识到这两个词很不一样,就赶紧把对这两个词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一个词是“羡慕”,另外一个词是“感动”。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两个词呢?我也觉得很奇怪,可能就是要我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讲出来吧。我想到,羡慕跟感动是有根本的区别的。羡慕好像多他性,他性就是别人的。羡慕可以解释为对他人所获得的名利和权势的关注和觊觎,这个关注和觊觎之中有很多嫉妒的成分,甚至有恨的成分。我昨天早上想到的跟李瑜青老师今天提到的人的羡慕嫉妒恨,有契合处。羡慕,我想这是因为人性之中的幽暗意识会让人想到,为什么不是我拥有权势呢?这是羡慕。但是我马上想到,羡慕中绝没有感动的成分。如果说羡慕属他性的话,那么感动就属于自性的。我们对于一个拥有名利和权势的人,我们会觉得他令人羡慕,我们也会羡慕他,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对他有敬重感。这里我特别想到康德,我觉得康德是研究敬重最令我感动的一个作家。而他也讲道德律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在绝境之中依然还是守住自己的道德律,这样的人是令人敬重的。敬重与感动,我觉得是同一层次的范畴。康德讲,一个人为什么让人感动,为什么让人敬重呢?也就是说他能坚守基本的规则。在一个权势人物面前,我们低头,但是我们的灵魂并不低头。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权势的人物,我们羡慕他,但他绝对不会让我们感动,我们也绝对不会敬重他。因为很可能,他的权势、名利,取之无道,很有可能是厚黑而取之的。歌德也曾经说过,当我们路过一个使我们敬重的人身边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向他脱帽以示敬意。当然这个脱帽,不是我们头上的实在的帽子,而是心灵之帽。

   所以当我在宿舍里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社会是否有必要完成一个心性的转变,也就是完成从羡慕到敬重或者感动的一个转化。我觉得唯有如此,我们的法治中国才有了一个心理的基础。因为羡慕有偶然性,一个人突然当了大官,赚了大钱,有很多是偶然的。对这个偶然性问题,刚才万川老师还讲到了,很多年前的晚上有人还看见马云在长安街上哭,结果后来他突然就成了全国的“马爸爸”了。但是不知道的人还是很羡慕他,但是你知道的话,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所以我觉得敬重跟感动才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人性最内在的、高尚的一个成分。

   最后,我想回应一下我们可爱的书萍老师。实际上和书萍老师一转眼也有六七年没见面了,我们是六七年前在郑州召开的由张斌峰老师主持的逻辑学会议上有一面之缘,当时对书萍老师就有非常好的一种好感。我这次在筹划会议的时候,就特别邀请了书萍老师,但是书萍老师一直到会议召开前的最后时刻才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昨天我见到她之后,她说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才上了飞机。所以书萍老师的到来,其实就像她所说的,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了我们的沙湖之畔,跟我们来相会。书萍老师最后有一个感慨,我觉得她这个感慨跟我刚才所说到的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有关系的。书萍老师的感慨是,大众的生活与学术的人生为什么如此的迥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只要衣食无忧,就可以安所遂生了。但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抑郁的沉重的心理负担,会使他抬不起头来,会使他忧虑重重,做不到安所遂生。

   其实心安的话题,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最忧郁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论语》里面也读到了关于心安的问题。孔子就提到过怎么安心的问题。我最近几年听《金刚经》,至少听了两百遍。我看我的心是越来越不安。(众人笑)蒋勋说,不惊不畏不惧。蒋勋谈到他到加拿大去奔他的父亲的丧,他手里拿着他爸爸送给他的《金刚经》,反复的诵读。读到“不惊不畏不惧”的时候,略有安慰。但他说,一旦碰到事情了之后,心依然是不安的。比如说,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会开到现在我的心才慢慢的安了。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会很有可能会受到意外因素的影响,比如疫情的原因,这个会可能开不成。但是我很高兴的是,我们的会议顺利召开,也马上进入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的心就慢慢安下来了。因此我要特别的感谢大家。就像书萍老师所说到的,普通人安所遂生,但是作为一个学人,他的价值意义在哪里呢?那就是智慧的薪火相传。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作为学人是很不幸福的。我妈妈在去世之前经常跟我说,敦友啊,你读书,读那么多的书,你怎么到晚上还要到办公室去啊?人家都是打麻将,你为什么不去喝酒、打麻将呢?(众人笑)我妈妈她就觉得,你那么辛苦当年考大学干嘛呀。对呀,我说,妈妈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就跑到办公室去,待在那里,看书啊,写作啊。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我们待在办公室里头,拿着一些艰深的著作,好像这个时候才安所遂生吧。(众人笑)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还是有责任感的。我经常喜欢说的话题是,我们是应法治之运而生的人物,所以我们也就安法治之运吧。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祝福大家!(众人鼓掌)

  

   (录音整理:巫小玲;校对:陈诗钰、王景山;全面校核:应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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