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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布等:环境的重建

更新时间:2021-10-14 11:39:43
作者: 克劳斯·施瓦布   蒂埃里·马勒雷  

   乍看之下,新冠疫情和环境似乎是一对远房表亲,但实际上两者比我们预想得更加亲近、关联更加密切。它们已经并将继续以不可预测的独特方式相互影响,比如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加剧传染病的暴发、新冠疫情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等,凸显人类与自然之间危险而又微妙的平衡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

   此外,从全球风险的角度看,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崩溃(两大关键的环境风险)之间存在最直接的关联。这三者天生会在不同程度上给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冠疫情让我们窥见或提前体验了全面暴发的气候危机和生态系统崩溃将如何影响经济:同时冲击供需两端,颠覆贸易和供应链,并能产生连锁反应,扩大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等其他宏观领域的风险(有些情况下是机遇)。如果说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崩溃和大流行病是如此类似的全球风险,那么它们之间有何异同呢?可以说,它们之间既有许多共同特征,又有许多明显的差异。

   它们之间存在以下五大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已知的系统性风险(即白天鹅事件),在高度互联的世界中快速传播,并且在此过程中放大其他各类风险;第二,它们都呈现非线性特征,在超过一定界限或临界点后,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比如像新冠疫情那样,先在特定地区出现“超级传播”现象,然后迅速摧毁该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第三,它们暴发的概率和影响力分布情况难以测量——它们总是在快速变化当中,因此相关的假设必须不断调整,这让政策管理变得极为困难;第四,它们都具有全球性,因此只能通过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才能有效应对;第五,它们都能给最脆弱的国家和最弱势的群体带来巨大影响。

   那么,它们之间又存在哪些差异呢?它们之间存在的几点差异大多数属于概念和研究方法层面的(比如新冠疫情是一项传染性风险,而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崩溃属于累积的风险),但还是有两点显著的差异:时间范围的差异(这会对政策和风险减缓行动产生重大影响)和因果关系问题的差异(这会让公众难以接受风险减缓策略)。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大流行病是一种近乎瞬时的风险,其突发性和危险性为人所共知。疫情暴发威胁到我们作为个人或一个生物物种的生存。当面临风险,我们会迅速、坚定地做出反应。相比之下,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是不断发展、长期积累的,其影响大多要中长期才能显现(尽管与气候相关的事件和“非同寻常”的自然损失事件日益频繁,但许多人并不相信气候危机正在逼近)。由此可见,大流行病与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的时间范围存在巨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应对大流行病的风险需要即刻行动,并且很快就要产生效果;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虽然也要求立刻采取行动,但其效果(经济学家称之为“来自未来的奖励”)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英国央行前行长、现任联合国气候行动和融资特使马克·卡尼指出,这种时间上的不同步性会带来一场“地平线上的悲剧”:和即刻产生的、容易观察的风险不同,气候变化的风险看起来非常遥远(从时间和空间层面来看),因此应对这种风险的力度往往不足。比如,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会给某一实体资产(比如海边度假区)或一家公司(比如一个酒店集团)带来实质性风险,但投资者可能不一定认为这属于实质性风险,因此就不会将其算入市场价格。

   第二,因果关系的问题很容易理解,相关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在本次大流行病中,病毒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楚:新型冠状病毒引起了新冠肺炎。除了一小撮阴谋论者,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而在环境风险中,很难将结果直接归因于一个具体事件。科学家通常无法指出气候变化和某一具体天气事件(比如干旱或严重的飓风)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同样,他们通常也无法就人类的一个具体活动会如何影响到濒临灭绝的某物种问题达成共识。这使得减缓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风险变得异常困难。当一场大流行病来袭时,绝大多数民众会认为有必要采取强制措施,但当面临证据仍然值得商榷的环境风险,他们倾向于抵制强制性政策。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防控一场大流行病无须彻底改变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日常消费习惯,而应对环境风险则需要改变这一切。

  

   新冠病毒和环境

  

  

   自然和动物源性疾病

   动物源性疾病是指由动物向人类传播的疾病。大多数专家和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都认为,近年来这类疾病急剧增加,主要原因在于森林砍伐问题(这个现象也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有关)增加了人类与动物亲密接触和传染疾病的风险。多年来,研究者一直认为热带雨林等自然环境及其丰富的野生生物对人类造成了威胁,因为这些地方聚集的病原体和病毒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疾病,比如登革热、埃博拉和艾滋病。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实际上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溢出效应:动物感染与下一次大流行病》的作者戴维·奎曼认为:“在热带雨林和其他野生生物环境中,生活着丰富多样的动植物,同时也隐藏着许多不知名的病毒。但是我们入侵了这些环境:我们砍伐树木;掠杀动物或者将其装入笼中,然后送往市场。我们破坏了生态系统,我们让病毒离开了其天然的宿主。这些病毒需要一个新的宿主,于是就找到了我们。”[1]目前,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已经表示,实际上正是因为人类活动破坏了生物多样性,才导致产生了新冠病毒这类新的病毒。这些研究人员共同开启了新的研究学科——“地球健康”,专门研究人类健康与其他生物物种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会增加大流行病的数量。

   在近期致美国国会的一封信中,100个野生生物和环保组织估计,动物源性疾病在过去50年中增加了三倍。[2]自1970年以来,相对而言,土地用途的变化对自然产生了最大的负面影响(并且大约造成了1/4的人为排放)。仅农业就占据了1/3以上的陆地面积,这也是最影响自然的经济活动。最新的学术研究发现,推动农业发展的各项因素与半数以上的动物源性疾病相关。[3]随着农业(以及矿业、伐木业和旅游业)等人类活动入侵了自然生态系统,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为传染病从动物向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自然界中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和野生生物贸易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因为已知和某种特定疾病相关的动物(比如携带新冠病毒的蝙蝠和穿山甲)一旦被带离自然环境并进入城市,就相当于向人口密集的区域植入了一个野生动物疾病的集散中心。今天的大多数科学家都会认为,人口增长越快,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就越多,损害生态安全的农业活动就越密集,暴发新流行病的风险就越大。目前,我们为了遏制动物源性疾病传播而可以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并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了有效采取行动,我们所有人均应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问问自己:人类为什么会与自然疏远到了如此地步?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们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希望有助于实现“自然友好型”社会经济复苏。

   空气污染和大流行病风险

   多年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主要由各类排放引起的空气污染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从糖尿病、癌症到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不一而足。各类排放问题还导致了全球变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世界90%的人口所呼吸的空气都未能达到安全标准,这导致每年有700万人过早死亡,并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将空气污染列为一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现在知道,空气污染加剧了任何一种冠状病毒(不仅是当前正在肆虐的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早在2003年,在“非典”疫情肆虐期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空气污染的状况能够解释这种病毒致死率的差异。[4]该报告首次指明了下列规律:空气污染越严重,冠状病毒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就越高。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呼吸肮脏的空气让人更容易感染冠状病毒。在美国,近期发表的一份医学论文认为,在空气污染更加严重的地区,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率更高,因此在一些空气污染更严重的美国郡县,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入院治疗的人数和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也会更多。[5]医学界和社会公众已经达成的共识是,空气污染暴露水平和新冠病毒感染概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当病毒真正来袭的时候,结果就会更加糟糕。这项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进展非常快,目前虽无法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明确展示了空气污染和新冠病毒的传播性、严重性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空气污染,尤其是具体的颗粒物浓度,会损害呼吸道——肺的第一道防线。因此,生活在高污染城市的居民(无论什么年纪)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更高,死亡率也更高。这或许可以解释,伦巴第(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市民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率几乎相当于意大利其他任何地区的两倍。

   疫情封禁和碳排放

   要确定2020年的全球二氧化碳减排量,目前还为时尚早,但国际能源署在《全球能源论评报告2020》中预测,今年的碳排放量将降低8%。[6]虽然这一数据可能代表着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但相对于二氧化碳减排问题的严峻性来说,这仍属杯水车薪。此外,联合国认为,要想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需要在未来10年每年减排7.6%,因此和这一目标相比,今年的减排成就仍然不值一提。[7]

   鉴于各国采取的严格封禁措施,8%的减排数字看起来非常令人失望。这似乎也表明,相比电力、农业和工业(除了部分行业,这些排放“大户”在疫情封禁期间仍然运行)的大量排放,个人开展的微小行动(大幅减少消费,不开汽车,不坐飞机)似乎微不足道。这一数据还揭示了一个事实:碳排放方面最大的“出格者”并不一定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罪魁祸首。近期发布的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为了给电子设备提供电力并维持其数据传输功能,电力生产行业的碳排放总量约相当于全球航空业的排放总量。[8]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们虽然残酷地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封禁措施,将世界1/3的人口限制在家长达一个多月,但对于实施有效的去碳化战略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即便如此,世界经济仍然源源不断地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那么,真正的去碳化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要想解决这项牵涉广泛的艰巨挑战,唯有综合采取下列措施:第一,对能源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系统性的变革;第二,对我们的消费行为进行结构性变革。后疫情时代,如果我们还是遵循以往的消费方式(开同样的汽车,飞往同样的目的地,吃同样的食物,以同样的方式为我们的房子供暖,等等),我们就浪费掉了利用这次新冠疫情来实施气候政策的大好机会。相反,如果我们能将在疫情期间被迫摒弃的一些习惯转化为消费行为的结构性改变,就有可能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减少一些通勤,增加一些远程办公,用骑自行车或步行来代替驾车出行,让城市空气和疫情封禁期间一样清洁,去离家更近的地方度假,等等。所有这些行为如果能汇聚起来,就能聚沙成塔,实现持续减排的效果。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冠疫情最终是会推动还是会抑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政策?

  

   大流行病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政策的影响

  

   新冠疫情必定会深刻影响未来多年的政策环境,其带来的重大危险在于它会遮掩环境问题。据可靠消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原定于2020年11月在格拉斯哥会议中心举行,但该会议中心在4月份被改成了医院,专门收纳新冠肺炎患者。许多气候谈判被延缓,许多政策计划被延期,这就传递出一个信息:在相当长时期内,政府领导者会只关注新冠疫情给各领域带来的直接问题。但与此同时,另一种说法也开始浮出水面,一些国家领导人、企业高管和意见领袖也对此加以详述:决不能浪费新冠疫情带来的大好机会,现在正是制定可持续环境政策的绝佳机会。

实际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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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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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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