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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布等:环境的重建

更新时间:2021-10-14 11:39:43
作者: 克劳斯·施瓦布   蒂埃里·马勒雷  
后疫情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可能会走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正如上文所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后果如此严重、错综复杂和难以解决,以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可能会决定“暂时”搁置全球变暖的问题,专心推动经济复苏。如果情况是这样,相关决策制定者将会通过提供补贴的形式,支持和刺激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和碳排放的行业。他们会逐步降低严格的环境标准,消除经济快速复苏会面临的这块绊脚石,并会鼓励企业和消费者尽可能生产和消费更多的“东西”。第二个方向则源于完全不同的愿景:大多数社会公众会重新意识到,生活可以有所不同,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会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动力。同时,环境激进主义者也会助力这一转变:必须抓住当前时刻,充分利用这一独特的机遇期,重新设计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好地造福整个社会。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展望上述两个方向会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最终的结果会因国家和地区而异。没有哪两个国家会采取同样的政策,也没有哪两个国家能同样快速地展开行动,但归根结底,它们会迈向更加低碳的未来。

   有三大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切不会自动实现,以及为什么当新冠疫情开始消退时,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可能会减弱。

   第一,政府可能会认定,不计任何“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以缓和疫情对就业问题的影响,最符合集体的利益。

   第二,企业可能会在这种压力之下努力提高收入,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气候问题的考量,可能会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低油价(这一状况可能会持续)有可能鼓励消费者和企业更加依赖碳密集型能源。

   这三大原因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但也有其他因素能成功推动趋势走向另一个方向。具体来说,有四大因素能让世界变得更加清洁、更可持续。

   一是开明的领导。一些领导者和决策者已经身处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线,他们希望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推行长期、广泛的环境变革。实际上,他们会“利用”这次疫情,不浪费疫情带来的良机。从威尔士亲王到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各界领袖发出“重建美好未来”的劝告,就是这种方式的例证。同样,国际能源署与丹麦气候、能源和公用设施大臣丹·约根森均发表声明,指出向清洁能源转型有助于重启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领袖们已做好准备,制订了大规模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些计划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短期推动力,而有些计划能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基础设施。我们相信,如果清洁能源能成为这些计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就能在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建立更加现代化、更具韧性和污染更少的能源体系。”[9]在开明领袖的领导下,政府能够将刺激计划和绿色发展承诺绑定。比如,他们可以为实行低碳商业模式的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融资条件。

   二是风险意识。新冠疫情发挥了“唤醒意识”的巨大作用,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共同面临的风险,并提醒我们当今世界已紧密相连。新冠疫情表明了忽视科学和专业会给我们带来风险,也证明了开展集体行动将能产生巨大影响。我们从疫情中获得了一些教训,从而更好地了解了什么是生死攸关的风险。现在,希望我们能借鉴这些经验,重新认识我们面临的气候风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做出改变……我们必须意识到,将来还会有别的大流行病,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一项更加严峻的威胁,它从未走开,它同样紧急。”[10]几个月来,我们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及其对我们肺部的影响而殚精竭虑。不久之后,我们将开始对清洁的空气念念不忘。疫情封禁期间,许多人亲身体验了空气污染减少后的舒适,这可能会让我们共同认识到,我们只有几年时间来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坏后果。如果情况是这样,社会(包括集体和个人)变革就会接踵而至。

   三是行为变化。如果上述情况发生,社会态度和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将会超过此前的一致看法。疫情期间,我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因为我们被迫关注必需品,而且别无选择,只能体验“绿色生活”。这种趋势可能会延续下去,促使我们对一切多余物品实行“断舍离”,建立起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同样,我们可能会认识到,(在可能的情况下)居家办公既有利于环境,又能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通勤是幸福生活的“破坏者”——通勤时间越长,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危害就越大)。工作、消费和投资方式这些结构性改变还需假以时日才能形成普遍之势,从而真正改变社会和生活。但正如前文所述,真正重要的是趋势和力量。中国古代诗人和哲学家老子很有智慧地指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社会经济复苏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今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对许多人而言,追求可持续发展看起来非常奢侈,但当一切有了起色,我们就能回想起空气污染和新冠疫情之间的因果关系。随之,可持续发展将不再是次要的事情,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紧密相关)就会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如此,社会学家所指的“行为传染”现象(态度、思想和行为在全体人群中进行传播的方式)就会发挥真正的魔力!

   四是激进主义。一些分析人士谨慎地指出,新冠疫情会导致激进主义过时,但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根据美国和欧洲一个专家小组的研究,新冠疫情强化了变革的动力,触发了新的社会激进主义工具和战略。短短几周内,这个研究小组搜集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激进主义数据,明确了近100种各具特点的非暴力行动,包括现场的、线上的以及两种形式混合的行动。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突发事件往往会成为一个锻造厂,能够锤炼出新的思想和机会。虽然我们不能预测这种不断提高的技能和意识将会产生哪些长期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人民的力量没有减弱。相反,世界各地开展的运动正在积极适应远程组织形式,不断夯实基础,精准聚焦价值主张,积极规划战略,应对未来的社会形势。”[11]如果他们的评估是准确的,一旦疫情封禁措施解除,那么在疫情期间被各种必要的社交隔离措施压制的社会激进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并且充满活力。受疫情封禁期间他们所目睹的形势好转(没有空气污染)触发,气候激进主义者将加大行动力度,向企业和投资者进一步施压。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将会看到,来自投资者的激进主义也是一股需要应对的力量。它将会助推社会激进主义者的事业,为其增添强大的力量。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设想下述场景:一群环保活动家在一个燃煤发电厂前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其实施更加严格的污染防治规定;与此同时,一群投资者在工厂的董事会上提出同样的要求,声称要终止为该厂提供资本。

   分散在上述四大因素中的一些事实证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绿色趋势终将占据上风。这些证据来自各个领域,但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可以塑造一个更加绿色的未来。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我们下面提供与这四大因素相互交叉的四个观点。

   第一,2020年6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石油企业”之一,英国石油公司大幅削减了175亿美元的资产。英国石油公司认为,新冠疫情将加快推动向清洁能源的全球性转变。其他能源公司预计也将采取类似的行动。[12]在同样理念的指引下,微软等大型全球性企业已经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负值”。

   第二,欧盟委员会发起的“欧洲绿色协议”是一项大规模计划,也是公共机构迄今发布的最切合实际的宣言,旨在充分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大好机会。[13]该计划承诺投入1万亿欧元,致力于降低排放和发展循环经济,同时让欧洲在2050年之前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大陆(按照排放净值衡量),并摆脱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依赖。

   第三,多项国际调查表明,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的民众希望经济能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同时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优先目标。[14]在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内部,多达65%的民众支持经济的绿色复苏。[15]

   第四,首尔等城市对气候和环境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政策承诺。它们自行实施“绿色新政”,以此减缓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16]

   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但要最终实现系统性变革,还需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袖利用新冠疫情经济刺激计划,快速启动自然受益型经济。这不仅仅需要公共财政投入。要筹集私人资本,创造新的自然受益型经济价值,关键在于将重要的政策杠杆和财政激励措施纳入广泛的经济重构议程。各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采取下列举措:开展更加有力的行动来改善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监管制度;实行公共财政和补贴制度改革;采取创新政策,将自然资本视作一项关键的经济资产,推动其拓展、部署、研发、混合融资和科学评估。许多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但还需采取更多措施,来推动能源系统向自然受益型模式转变,并让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认识到这不仅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且代表着一个重大机遇。Systemiq公司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布的一份政策文件[17]中预测,发展自然受益型经济能够创造新的机会,降低经济成本,在2030年之前每年创造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短期来看,投入2500亿美元左右的刺激资金能以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创造3700万个自然受益型工作机会。我们不应将环境重建看作成本,而是应当将其视作一项能够催生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的投资。

   理想情况下,新冠疫情的威胁不会持续太久,它终将离我们而去。相比之下,在可预见和更遥远的未来,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的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威胁将始终伴随着我们。与新冠疫情相比,气候风险显现得较慢,但其后果更为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气候风险的严重性取决于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旨在恢复经济活动的每项举措都会立刻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会影响碳排放,最终对世界各地和子孙后代产生环境影响。正如前文所述,这些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

   [1]Quammen, David, “We Made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The New York Times, 28 January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28/opinion/coronavirus-china.html.

   [2]“Coronavirus and Wildlife Letter: Stimulus Package”, 24 March 2020,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819003-CoronavirusWildlifeLetterSti mulusPackage.html.

   [3]World Economic Forum, “COVID-19 – Food/Nature/Climate”, Internal document, May 2020.

   [4]Cui, Yan, et al., “Air pollution and case fatality of S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ecologic study”, Environmental Health, vol. 2, no. 15,2003, https://ehjourna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1476-069X-2-15.

[5]Friedman, Lisa, “New Research Links Air Pollution to Higher Coronavirus Death Rates”, The New York Times, 7 April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7/climate/air-pollution-coronavirus-covid.(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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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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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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