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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布等:社会的重构

更新时间:2021-10-14 11:29:23
作者: 克劳斯·施瓦布   蒂埃里·马勒雷  

   从历史角度来看,大流行病往往最能检验社会核心系统。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也不例外。上一章分析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下一章将介绍疫情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会看到,新冠疫情对社会的颠覆性影响也将持续多年,甚至影响数代人。其中,最为直接、最切实可见的影响在于,许多政府饱受批评,社会公众对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怒不可遏,认为他们未能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的充分准备。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国家能团结和繁荣,是因为人们相信政府各部门能预见灾难,阻止灾难的影响,并让国家恢复稳定。这次的新冠疫情结束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在公众眼中就会变成失败者”。[1]对于富裕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专业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强大的科研与创新实力,但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管理部门却表现得如此糟糕,社会公众自然会发出质疑。由于未能为绝大多数的公民带来经济红利和社会福利,这些国家最核心的社会架构和社会经济体系或许就会成为公众心目中真正的“罪魁祸首”。在贫困国家,新冠疫情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会加剧本已困扰它们多年的问题(尤其是贫困、不平等和腐败问题),甚至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和社会分化(这里的“社交”是指公民个人之间或公民团体之间的互动交流;“社会”是一个形容词,涵盖社会整体)。

   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难以奏效的办法,能够给我们提供系统性的经验教训呢?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特定社会或治理体系的优势和劣势?新加坡、韩国和丹麦等国似乎表现得很好,超过了大多数国家,而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和英国等国似乎在许多方面表现不佳:无论是在疫情预防、危机管理和公众沟通领域,还是在确诊病例或死亡人数等多项指标上,这些国家的表现都乏善可陈。一些相邻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在许多社会体系上非常相似,它们的新冠疫情确诊病例相差无几,但死亡人数差距极大。除了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差异外,是什么导致了这样大相径庭的结果?截至目前,我们仍然面临许多“未知”,仍然不了解这次新冠疫情为何暴发,且为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尤为来势汹汹。但是,总体来看,在疫情中表现较好的国家都拥有下列特征。

   •它们为即将到来的疫情做好了后勤和组织上的“准备”。

   •它们快速果断地做出了决策。

   •它们的医疗卫生体系具有包容性和成本效益。

   •它们的社会公信力较高,公民对领导者及其提供的信息非常信任。

   •它们展现出了真正的团结意识,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需求之上。

   除了第一项和第二项更具技术性外(虽然这种技术性中也嵌入了文化因素),其他几点都可归结为“有利的”社会特征,证明了包容、团结和信任等核心价值理念是大流行病防控工作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我们尚无法准确描述社会的重构在不同国家会有怎样的表现形式,但部分全球性框架已初现端倪。首先,后疫情时代将迎来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实现财富在富人与穷人以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转移。其次,新冠疫情可能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包含一整套思想和政策,大体上倡导竞争,忽视团结;强调创造性破坏,反对政府干预;推崇经济增长,抑制社会福利。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学说一直在衰落,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批评它是“市场拜物教”,但给这种理论以致命一击的是新冠疫情。过去几年中,美国和英国最热衷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在这次疫情中,这两个国家的死亡人数属最多之列,这绝非巧合。财富的大规模再分配和被抛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相伴相生的两大因素将对我们社会的组织产生决定性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平等会加剧社会动荡,政府的作用会日益凸显,社会契约将会被重新定义。

  

   不平等

  

   人们经常将新冠疫情比作“强大的均衡器”,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导。[2]事实恰恰相反。无论何时,疫情所到之处,都会加剧本已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因此,无论是从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新冠疫情绝非一种“平衡力量”,而是会实实在在地“加剧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失衡”。[3]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人口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一现象在缺乏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力或者家庭和社会联系较弱的国家尤为严重,而新冠疫情让这一切暴露无遗。当然,这种情况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存在,但根据我们对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观察,疫情放大了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去认识和承认社会不平等的严重性。在此之前,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已被太多人冷落了太久。

   疫情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它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社会差距以及社会不同阶层面临的风险,从而放大了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宏观挑战。疫情封禁期间,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了一种笼统但发人深省的论调。它描述了这样一个二元世界: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人士能够进行远程办公,并自行对孩子进行居家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且住所越偏远就被认为越安全);工人阶级却不能待在家里,也不能监督子女学业,而是要辛苦奋战在第一线,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拯救生命和经济——为医院提供保洁服务,进行人工结账,运输必要物资,保障我们的安全,等等。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中,约有1/3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或者可以远程完成,各行各业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超过75%的美国金融和保险从业者可以远程办公,而在食品行业,只有不到3%的从业者能够远程办公,而且收入水平要低得多。[4]在疫情强势蔓延的时刻(2020年4月中旬),绝大多数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更加凸显了以下事实:新冠病毒绝不像许多人在疫情初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调平器”或“平衡器”。相反,病毒很快对人类展开了致命攻击,而且毫无公平可言。

   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中丧生最多的是非裔美国人、低收入群体以及无家可归者等弱势群体。在密歇根州,黑人人口占比不到15%,但在死于新冠病毒并发症的人中,黑人人口的占比高达40%左右。新冠疫情给黑人群体带来的巨大影响正反映了背后的社会不公问题。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非裔公民更加贫困,失业或就业不足的风险更高,住房和生活条件往往达不到标准水平,更容易受到肥胖、心脏病或糖尿病等健康问题的困扰。对他们而言,新冠病毒自然就更加致命。

   新冠疫情以及随后的封禁状态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它暴露了人类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和内在价值与其经济报酬之间的深度脱节。换言之,社会最需要的人才获得的经济报酬却最低。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是,护士、清洁工、物流驾驶员、食品厂工人、护理人员和仓储工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抗疫、照顾病患和维持经济运转,但是他们的收入最低。实际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价值远未得到认可。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为严重。在这些国家,贫困往往和失业问题相伴而生。上述群体不仅工作报酬最低,而且失业风险最高。比如,在英国,大多数(近60%)的护理人员签署的是“零工时合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时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收入也就难以得到保障。同样,食品厂的工人通常都是临时工,享受不到正常雇员的权益,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物流驾驶员则大多数情况下被归类为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是按照送货的次数获得报酬,没有病假津贴,也没有带薪休假——英国导演肯·洛奇在其最新的电影作品《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描绘了这一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该影片阐述了这些工人非同寻常的生活境遇:只要一场不幸降临,他们就会在身体层面、心理层面以及经济层面彻底陷入崩溃,压力和焦虑充斥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后疫情时代,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会加剧还是会得到缓解?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观察性证据告诉我们,这种社会不平等可能会继续恶化。如前文所述,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人群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他们更有可能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扰,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患上严重的感染症状。在疫情暴发后的几个月内,这一现象会持续。和以往大流行病(如鼠疫)暴发期间一样,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人们也不会获得公平的治疗机会和接种疫苗的机会,在美国尤其如此。与安妮·凯斯合著了《死于绝望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指出,“制药企业和医院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和富有”[5],这不利于社会上最为贫困的群体。另外,世界各国实行的超级融通性货币政策尤其会推高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从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可能会逆转,并引发相反的后果,即缓解社会不公。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富人阶层专享的特殊待遇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并激怒了足够多的群体时,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抵制。在美国,大多数群体或者影响力很大的少数群体会要求由国家或集体控制医疗体系。而在欧洲,医疗体系投资不足的问题可能在政治上再也无法被接受。当然,此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最终会促使我们反思那些真正重要的职业,并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给予那些职业的从业者的报酬方式。当前,一个善于做空的明星对冲基金经理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值得怀疑,但他们的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美元;相比之下,护士对社会福利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但其收入和前者相比微不足道。将来,社会还能否接受这种状况呢?在乐观的情形下,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许多报酬低、缺乏保障的从业者为整个社会福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就会调整相关政策,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薪酬水平。这样一来,企业利润会降低,物价也可能上涨,但工人的工资会提高。面对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毫无保障的雇佣合同和剥削性的政策漏洞就会被永久性职位和更优质的培训取代,社会不平等状况因而可以得到缓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上述乐观的情景恐怕难以实现。

  

   社会动荡

  

   后疫情时代面临的重大危险之一是社会动荡,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社会解体和政权倒台。无数的研究、文章和警告都强调了这一特别的风险,它们都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人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生活的希望时,他们就会诉诸暴力。下述引文就描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这一引文是针对美国提出的,但其结论适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那些失去希望的无业无产者很容易对抗富裕阶层。目前,30%的美国人没有任何资产,甚至还负债累累。当前这场危机过后,如果有更多的人失去了收入和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服务,他们就会变得绝望而愤怒。意大利最近爆发的越狱事件和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发生的抢劫事件等场景就会变得司空见惯。当政府动用准军事力量或军事力量来镇压这些财产抢劫或攻击事件时,社会很可能就会开始解体。[6]

早在新冠疫情席卷世界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已呈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可见,社会动荡并非新生事物,只是疫情放大了它的风险。定义社会动荡的方式有许多种。在过去两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100多起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7],穷国和富国概莫能外,其中包括法国爆发的“黄背心”运动,以及玻利维亚、伊朗和苏丹等国爆发的针对强人政治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活动(尤其是后一种活动)遭到了残酷镇压。随着各国政府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强行禁止人口流动,这些抗议活动(就像全球经济一样)进入蛰伏期。然而,随着人群聚集和街头集会的相关禁令解除,民众旧有的怨愤和临时遭受压制的社会不安情绪定会卷土重来,而且很可能会形成更为浩大的声势。在后疫情时代,失业者、焦虑者、悲惨者、憎恨者、生病者和饥馑者的数量预计会大幅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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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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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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