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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伯克维茨:文科教育的过去与现在

更新时间:2007-01-20 10:44:46
作者: 彼得•伯克维茨  

  (吴万伟 译)

  

  一家汽车修理厂如果老板或修理工不能辨别车辆的好坏肯定很快就没有生意可作;一座医院如果医生、护士、管理者不能辨有病没病肯定对公众健康带来巨大威胁;一艘大船如果船长和水手缺乏航海技术,对目的地一无所知肯定给他们托管的财产和旅客带来灾难。

  但是对于家长和学生支付了巨额学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减免相当数量的税款支持的美国大学文科教育,管理者和教授却不能连贯地解释到底一个受教育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产生和保持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科学家群体的美国高等教育,或者至少部分内容是当今人们羡慕的对象。不过文科教育却是另外一回事。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教授非常自豪地在研究和教学中嘲笑用来评价受教育者的标准,为他们所在的课程设置中缺乏方向和目标的困境开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出大学背叛了它的宗旨的结论呢?

  当然,大学出版了很多印刷精美、漂亮的宣传册,里面包含大量关于上大学好处的冠冕堂皇的言论。不过这些出版物的目标是未来的学生、家长、和有钱的校友。大多在宣传大学如何推崇多元文化,如何服务社会,如何提高学生对世界各地文化的欣赏水平等。同时还赞扬自己的毕业生获得了在日益复杂和全球化的市场上获得成功所需的各种技能。但是,很少有哪所大学夸耀其课程设置陶冶了学生情操、提高了学生的判断力。这不是因为大学不好意思宣传在课程讲授方面所下的功夫,也不是因为它们精心设计专门强调高等教育好处中最吸引人的方面,以诱惑学生和校友大把出钱。而是因为大学课程很明显,在培养根本不存在的受教育者。1

  大学确实有本科教育的总体框架。而且顾问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掌握错综复杂的课程大纲,院系和众多专业和研究方向提出的具体标准。学生遭遇的必修课、选修课、替换课等拜占庭式大杂烩简直就是草率拼凑出来的东西。笼统地说,确实如此。但与此同时,没有方向和目标的课程却表现出大学的主导思想,表明文科教育的要求和家长、捐款人、教授和学生各方利益之间的巨大差异。

  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没有标志受教育者水平的共同信念、知识、价值观和美德。当然,美国绝大多数大学都采用了普通分布必修课程(general distribution requirement)2这意味着学生必须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选一两门课程,或许再加上少许艺术课程点缀一下。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选择专业。虽然数学系、工程系、自然科学系保存课程顺序和难度梯队意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生常常被要求在本专业里浅尝辄止地选课,一般是概论性的课,加上稍微专业一点的课的混合,最后是学生自己选定的题目写篇论文就万事大吉。但是这样胶合板结构只能给学生非常肤浅的指导。或者给学生清晰和响亮的信息:专家们自身没有值得传授给学生的能够成为受教育者核心知识和素质的东西。

  我们随便挑一所名牌大学的政治科学专业作为例子吧。学生们毕业的时候很可能从来没有阅读过同一本书,或研究同样的材料。一个学生可能选修了地球物理学,生理心理学,都市穷人社会学,经济学概论,美国小说,日本历史等作为普通分布必修课。以政治学中的国际关系为专业,毕业论文写国际管理的困境。另外一个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可能选修生物学,天文学,美国西部社会学,异常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女权主义小说,美国电影史等满足普遍分布必修要求,同时以比较政治学为专业方向,撰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融合国民分离倾向的挑战的论文。两个学生学习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很少有共同的课程。其实他们学习的共性内容才是最具有长远意义的东西。两人都吸收了大学课程隐含的教育,那就是受教育者是不需要学任何一门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课程的。

  生产、购买、消费高等教育的不同群体的利益也成为改革当今课程设置的障碍。大学教育是一种很特别的商品。一般来说,尤其是那些接受名牌大学服务的学生不需要为此花钱。相反,本科教育的成本是由家长、富裕的捐款人、纳税人(通过政府给大学研究的拨款或者税收减免)来承担的。家长把孩子送到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每年大概要花5万美元,或者一个学士学位需要20万美元。对于这样沉重的负担,家长们显然是想让名牌大学学位帮助孩子找到好的工作,赢得进入有价值社交圈子的门票。但是孩子的性格培养和教育质量如何呢?我们看看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回忆1988年对一群哈佛毕业生发表的即席开场白吧。它最清楚不过说明了美国的景象:

  你知道,我来自纽约的一个小镇,那里的家庭就是根据孩子是否进入哈佛来分等级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家长,哪怕一个家长表现出一丁点的兴趣,关心一下孩子一旦进入哈佛以后到底在那里做什么,或者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会成为什么样的人。3

  因为相距遥远,居住分散,家长对孩子学业上的监管只能通过考试成绩来了解了,不过即使他们关心孩子的学习,要评价,更不要说来影响课程设置的结构和内容时,地位很弱。教授和管理者才是专家啊。

  在最好的大学,学生的学费很少能占据教育成本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他三分之一开支的大部分来自校友的新捐款或者老捐款作为投资带来的收益。校友设立教授岗位,资助盖大楼,举办全校范围的项目或者倡议。和家长的情况类似,校友的利益不一定和文科教育的要求是一致的。因为在世界上功成名就,校友眼中的大学弥漫着对自己无忧无虑大学时光的美好回忆。他们可能是出于对基础研究和文科教育的承诺而捐款,但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不同的原因而捐款。比如回报帮助他开始成年生活的学院,重新与青年时代接上关系,或者更多的是向校友显示自己在世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大学自然迫不及待鼓励校友大量捐款,但是往往不愿意让捐款者过分干预捐款到底怎么花费,因为教授和管理者才是专家。

  企图确保捐款按自己的意图花费的校友,尤其是企图推动文科教育的校友的能力非常有限。比如,1995年耶鲁大学被迫返还了1991年收到的两千万美元的捐款。捐款者贝斯礼(Lee Bass)想支持为本科生创建西方文明课程。人们可能觉得这样的创意非常容易吻合耶鲁的宗旨。但是在耶鲁拿着人家钱的四年时间里,校方不能就项目的收益和实施达成一致协议。学院许多人认为关于西方文明课程应该狭隘看待,有人觉得影响根据学术需要制订课程设置决定的权力和责任是政治性的。教授们向学校当局高调抱怨捐款人的要求,后来的争议中,还质疑捐款人在大学决定聘请因捐款而设置的教授岗位过程中发表意见的权力。因为他们才是专家。

  这让我们看到教授们对改革当今课程设置方面制造的障碍。实际上,尽管家长和捐款人的利益不能和文科教育的要求吻合,教授的利益越来越和这些要求相脱离。因为当今学术界的进步与学术成果和著作发表记录密切相关,讲授范围狭窄,高度专业化的课程对教授是有利的。这里,教授指派支持自己途径的研究任务,考察本领域的最新进展,甚至讲授自己研究方式最关键的工作。这样的课程是本科教育一个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一般来说,占据院系开课量相当部分的课程多数是服务于教授自己的科研任务的,是培养专门的学者的。但是未来要当教授的学生只占毕业生很小的比例。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学生的利益。一方面,常常是刚刚离开父母的家,还不用承担养活自己的重担,学生们对学习充满新鲜感和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和父母一样,他们对大学文凭非常关心,希望通过上大学开创自己的事业,结识合适的人建立合适的关系网,这是可以理解的。典型的学生事例显示优先选择或者利益和实际利益是有可能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做出对文科教育结构和价值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取决于文科教育,或者对下面科目的知识:历史,文学,哲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广义的政治学,宗教,这些在过去至少150年以来一直处于核心的内容。美国大学的许多学生在毕业前非常留恋地感慨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有能力从大学提供的课程大杂烩中挑选最有价值的课程。但是即便这样的情景可能也会成为昨日黄花。因为大学已经越来越无法给予学生具有独特形式和积累性连贯内容的文科教育了。4

  当然,如果家长、校友、教授、学生皆大欢喜,还担心什么呢?如果大学因为缺乏标准无法表明其毕业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呢?大学学位仍然是热门的商品,进入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的门票,是向雇主显示毕业生获得了对付概念,进行运算,和同伴相处等方面一定程度的水平的标志。如果大学继续为家长提供良好的投资回报,为捐款人提供做慈善事业的快感,为教授提供良好的研究机会,为学生提供吃喝玩乐四年时间为事业做准备,干嘛要自找麻烦呢?不过,假如有些危害可能产生在学生身上,通过接受一些愚蠢的思想或者敷衍的思想习惯,事实是本科教育只是持续4年时间而已。那样短暂的时间的大学教育能对学生产生多大的危害呢?不管怎样,一旦学生离开校园,毕业生就会遭遇工作、配偶、银行按揭、抚养孩子等现实问题。难道他们新的责任不能通过集中自己的思想和约束自己的习惯来克服大学教育留给他们的糟糕影响吗?

  对大学教育质量漠不关心是普遍的、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得知汽车修理厂没有给汽车留下永久的伤害,我们就该心满意足吗?医院没有系统地让病人的病痛更严重,船长和水手没有让轮船沉没,我们就该感到高兴吗?我们为什么仅仅因为大学没有给年轻人造成永久伤害就感到庆幸呢?

  实际上,大学能够造成永久性伤害。在很多情况下,学生养成的思想习惯和在大学里吸收的观点巩固了他们作为成人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他们如何理解经验,判断是非,区分公正与偏颇,在不同的主张和价值观中做出选择。如果大学不能教给学生良好的思想习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将严重损害毕业生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如果方法得当,文科教育还能够为学生和国家带来无法估量的好处。对于多数学生来说,它提供了广泛深刻读书的最后机会,让他们了解影响自身和国家甚至其他文化的重大事件和观点,这样的读书习惯或许延续到退休,让他们终生受益。国家也能获得好处,因为自由民主的前提就是能够区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知识公民,能够评价后果,鉴别政治上的合理主张和机会。在美国这样一个多样化的民主社会,公民信奉不同的宗教,或者根本没有宗教信仰,个人的家庭背景可以追溯到每个大洲,国家的外交事务越来越与世界各国的地方政治紧密相关,公民的自由教育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毫无疑问,自由教育的价值来自它鼓励独特思想品质和性格的特征,从各种不同角度探索道德和政治问题的能力。这就涉及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辨别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枝节问题,想象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性,在不失掉对事件真相和公理的情况下积极思考。有力地推理。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中相信“多面性”(many-sidedness)5美德的培养是文科教育的核心。穆勒在一篇人们了解不多,但是非常重要的著作里全面和有力地阐述了这个观点。最初的标题是“1867年2月在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6的就职演说”,穆勒当时60岁,刚刚被选为大学的荣誉校长(honorary Lord Rector),他担任这个职务从1865年到1868年。(在此期间他还是议会独立议员)虽然从来没有在大学教书,甚至没有上大学,穆勒是当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之一,或许是英国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也是现代自由思想的领袖人物。另外,由于他在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三十多年的经历,对商业和外交非常熟悉。所以他非常合适承担起探索文科教育能够为自由社会的多维度生活做出贡献的艰巨任务。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文科教育宗旨和益处的经典论述不是穆勒的“就职演说”,而是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的《大学的观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这是他1852年到1858年间在都柏林爱尔兰天主教平信徒(Irish Catholic laymen)的演讲集,里面有些观点当然值得推崇。不过,其受推崇的程度仍然是让人吃惊的。纽曼认为文科教育在获得宗教真理处达到顶峰的观点是建立在知识和信仰的假设基础上,这些假设和当今美国大学教育的观念不同的。当然我不否认纽曼从文科教育角度分析的价值,也不是说穆勒的短文建立在当今许多大学都赞同的知识和信仰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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