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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荣: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争与宣统朝权势新局

更新时间:2021-10-13 08:14:15
作者: 李欣荣  

   摘要: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突然驾崩,临终懿旨令载沣以摄政王监国,“重大事件”向隆裕太后请旨。其时中外舆论环境颇有利于载沣,清廷通过合议方式制订摄政王监国礼节,载沣与隆裕达成分别处置国家政事与宫内事件的权力妥协。在台谏势力的推动下,意在掌控国政、兼具立宪特征的钤章署名制得以实施,禁城防卫乃至全国兵权亦收归摄政权力。另一方面,载沣甘居臣位,谦逊处置居所、召对、班见等礼仪问题,淡化皇权威严,符合舆论的立宪期待,同时亦引发礼节不肃的担忧。监国摄政王体制的核心是臣掌君权,易受慈禧遗旨以及皇室权力斗争的影响,载沣后续又未能及时推行立宪政制以消除隐患,宣统朝的亲贵政治与政出多门由此发端。

   关键词:载沣;隆裕;摄政礼节;钤章署名制;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清廷宣告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光绪帝之死因久为学界疑案,而慈禧太后的突然离世则影响更大,尚来不及做出权力交接的妥善安排,即撒手人寰。慈禧先后颁下六道懿旨解决未来皇权的继承问题。懿旨的核心内容如下:(1)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2)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3)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4)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5)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慈禧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6)慈禧病势危笃,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1

   第一、二旨在二十日,第三、四、五旨在二十一日,第六旨在二十二日慈禧临终前颁发。这六道懿旨大致确立了未来皇朝的权势结构:溥仪入嗣皇位,其父载沣位居王大臣之首,以摄政王监国,但“重大事件”向太后请旨(何谓“重大事件”却未言明)。

   年仅26岁的载沣作为两宫驾崩以后的皇朝掌舵人,并非慈禧临时起意,提前已做布局。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成婚,三十二年正月长子溥仪出生以后,载沣作为未来执政者的地位日益显现。2慈禧着力栽培载沣,于次年令其进入军机处,3派差查办杨翠喜案,意在考验载沣的政治能力。可惜载沣历练时间太短,不足两年便要掌控朝廷大局。其皇族辈分、政治经验和年岁威望均有欠缺,如何做到上承太后、下驭群臣,并使皇朝顺利过渡到宪政的彼岸,确非易事。

   至于未来皇朝的另一要角隆裕太后(即光绪帝的皇后)4,慈禧弥留之际授之以“重大事件”的最后裁决权。且隆裕拥有皇帝溥仪的嫡母名义,地位至尊。隆裕与载沣的关系,既为君臣,又是嫂叔,在皇朝礼法中占尽优势。刚过去的同治、光绪两朝,又是太后垂帘听政、训政的体制,历史惯性利于隆裕参与政权。在王大臣方面,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结合,构成绝大势力,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张之洞乃至台谏清议亦各有盘算和话语权。

   溥仪继位时未足三周岁,如何妥善安排监国摄政王载沣与太后、皇帝乃至群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名分礼节,成为清廷亟待解决的难题。随着溥仪十一月初九日提前登基,监国摄政王体制势必迅速建立。为此,隆裕、载沣和诸王大臣、司员利用一月之期,通过合议方式制定摄政礼节,初步达成宣统朝政治权势的分配与利益妥协。本文通过重建监国摄政礼节条文形成的前后语境,分析各方势力的政治思虑和得失利害,希望能推进对于政出多门的宣统朝政治的认知与理解。5

   一、“监国摄政王”新制的出台

   清代在宣统朝以前,存在过三种非皇帝亲政的临时体制:亲王摄政(顺治朝睿亲王多尔衮)、顾命大臣联合辅政(康熙初年鳌拜等四大臣、咸同之交肃顺等八大臣)和太后听政(同治、光绪初年慈禧、慈安共同听政,慈安逝后慈禧单独听政、归政以及戊戌后训政)。6按照慈禧懿旨的权力安排,载沣作为皇帝本生父,以摄政王监国,似近于亲王摄政体制。但其最后懿旨,命载沣有“重大事件”须向太后请旨,则仿如肃顺等八大臣与两宫太后短暂共治之故事,甚至要考虑太后听政体制的因素。因此,宣统新朝的监国摄政王体制必是先因后创,自成一格。

   御史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记述了“监国摄政王”安排的出台缘由:

   今上,醇亲王载沣子也,生四年矣,视德宗嗣位时龄尤弱。国难方殷,连三世临以幼主,世续、之洞恐皇后再出垂帘,因合词奏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孝钦戚然曰:“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之洞曰:“然则宜正其名。”孝钦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孝钦曰:“善,可两用之。”7

   可见两宫临危定策的过程中,张之洞的作用极为关键。其晚年幕僚许同莘指出:“此数日中,公入宫议事,无间昼夜,受遗定策,其详不得闻。”8慈禧鉴于为同治、光绪帝承嗣的需要而立溥仪,张之洞却出于“国有长君”的考虑,力主给予载沣秉政大权,故有“摄政王”叠加“监国”名义的提议。9但慈禧私心作祟,先是诏命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欲自为太皇太后继续秉政;到次日自知不起,乃变为载沣裁定“军国政事”、“重大事件”向隆裕请旨之法。两旨虽兼用“监国”“摄政王”名义,实质均未授予载沣君主全权。

   特别是载沣必要时就“重大事件”向隆裕请旨之诏尤为关键。根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此为慈禧最后发出的懿旨。10军机章京许宝蘅日记称:“至十一时闻太皇太后危笃,又拟进懿旨命摄政王裁定军国政事,有重要事件由摄政王面请皇太后旨行。”两年后补记:“是日九钟时,余恭缮太皇太后懿旨一道,世(世续)、张(张之洞)、鹿(鹿传霖)、袁(袁世凯)四公环立案前,尚剩十数字未就,忽内监传召王大臣速入见,心惊手颤,几不卒书。缮就,王大臣捧以入宫。俄顷传慈驭上仙矣。”11可以想见,载沣须就“重大事件”向隆裕请旨,乃慈禧弥留之际做出的重大决定,却不无私意,12为后来政争埋下伏笔;而文字措辞则由世、张、鹿、袁四军机斟酌商定,庆亲王变劻和载沣以避嫌并未参与。其中“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一语,在程序上确保载沣垄断隆裕的懿旨发布权,以尽量减少对于载沣施政的干扰。

   问题在于,以“摄政”兼“监国”的决策过程极为仓促,一旦细究,易起争议。时人亦莫名所以:“其殆以摄政王为爵位,以监国为职权乎?煌煌巨典,为古今中外之创举。”13从儒家经典与历朝史事看,“摄政”与“监国”在名位上存有本质区别。《左传》论“大子(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14故监国历来为太子之事,如明朝太子朱高炽代其父朱棣监国。15关于摄政故事,最著名的则数以王叔之身辅助年幼成王的周公,以及清初辅佐顺治帝定鼎中原的皇(叔)父多尔衮。相较于“监国”名义,“摄政”更适合载沣与溥仪的血缘和政治关系。

   “摄政”兼“监国”在西说亦不可通。《大公报》发表“论说”,指出“摄政”与“监国”于西法有“法定代表”与“委任代理”之别,“摄政为宪法上特定之机关,而监国乃君主委任之机关,二者之不能同时设定,为各国宪法之公例也”。特别是“摄政”有宪法上的权力保障,而“监国”只是君主自由选择的结果。此前三个月,清廷刚刚宣布九年筹备宪政之期,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可惜不能未雨绸缪,定立“摄政”或“监国”的规定。作者提醒“将来宪法颁行,垂为定制,其于此二者之间不可不加区别”,16暗喻宪法可为摄政权力制度化保驾护航。

   据闻载沣爱读《大公报》,17又极注重外交,自然留意到“摄政”与“监国”在西说的冲突问题。报刊揭载之内廷消息指:“监国摄政王应译为监理国政字样。日昨内阁满票签处翻译官竟将监国字义译为署理国政字样。摄政王以名分攸关,不容稍涉含混,颇为不悦。闻内阁已另行改译,并拟将翻译错误之员议以应得处分。”18在西方国家,摄政“监理国政”有制度保障,监国“署理国政”属于临时性质。载沣更属意前者,因此明确自称为“本摄政王”,同时删除群臣所拟的“本监国”称号。19西人舆论稍后皆称之为ThePrinceRegent(摄政王)。

   如此,则按摄政之说,仿效顺治年间睿亲王多尔衮的摄政祖制,似乎顺理成章。如御史俾寿适时进呈洪承畴奏对多尔衮的笔记,建言“是我皇上既可继述世祖章皇帝之心传,而我监国摄政王尤可媲美摄政王之伟烈”。20问题在于内阁官员遍检库藏顺治初年摄政典礼旧档不得,内容不得其详。21而且多尔衮的个人历史与政治评价甚为复杂,颇具争议性。其人权倾朝野,传闻与太后成婚,暴卒后被谥为“成宗义皇帝”,不久被控谋逆,罢官夺爵,直到乾隆帝为多尔衮翻案,认可其定鼎中原之功,配享太庙。22载沣更面临筹备宪政、消弭满汉畛域等时代要求,多尔衮似非其愿意或可以效仿之人。另一方面,仿周公摄政亦为不少舆论所主张。惟周公历史相距遥远,不但制度难以考实,而且其“践祚而治”的传闻亦容易引发礼教争议。23再者满汉之争已成舆论焦点,很少看到满人特别是宗室王公提议效法周公,无疑制约了载沣仿周公摄政的可行性。

   与此同时,载沣亦有意汲取西方宪政经验,授权驻日公使李家驹咨询日本顾问有贺长雄相关问题,包括立宪国的摄政权限、大权及特权的范围,摄政与皇帝的政治关系,祭典、谒见、外交等礼节问题。有贺长雄介绍了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摄政制度,提出西方制度下的摄政于军事、外交、祭典、修宪等权力皆受限制,但也认同中国自有国情,不必全然接受。24李家驹若据此提交报告,似乎不能解决清廷构建摄政制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综合三方面言之,清廷所能汲取的政治、历史、国际资源皆受限制,无法全盘照搬,更多的需要衡量中西新旧,自创新制。

   依据十月二十二日慈禧懿旨,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摄政王载沣监国礼节。但该旨是军机拟议后请旨下发的,25显示慈禧已无法指示礼节原则,而军机又因关系重大却未有成例,必须群臣会商方可。二十五日,军机处片交内阁各部院,咨称“俱毋庸会议,限三日内各具说帖,汇交军机处”。26到期未能缴齐,又延迟五日。27如此缓慢的原因,在于各部院令下属司员各具说帖呈堂,既需要逐条辨析,各堂官又各持意见,难以形成本部院的意见说帖。从严修日记可知学部情形。二十六日,各侍郎、丞参便开始议礼。次日,学部左侍郎严修“与瑞臣(宝熙)来署,阅各司局所拟议礼说帖,选择圈识,至晚乃散”。次日又与丞参“商改说帖,至夕乃散”。二十九日,杨熊祥往见严修,“来述荣相(荣庆)之意,拟改两三处”。初一日学部官员群集,“张、荣两相、宝侍郎、乔左丞(乔树枏)咸来署议礼,至暮乃散”。28参事江瀚在日记中指出,当日议礼“仍未决,可谓儒缓矣”。29

十一月初一日,王大臣将各部堂司所议摄政王典礼说帖十四件交下军机处。许宝蘅等章京“分列条目,汇纂一编,再呈堂览”。30初二日下午,会议政务处议决礼节二十八条,“封送枢垣,各军机略加点窜,缮具说帖,面商摄政王,而王又稍有更改”。31初五日,军机大臣交下该稿,“同人分条汇类,令供事清缮底稿,再候张相核定”。32初六日脱稿,初七日将奏请颁定,因载沣尚需修改而未成。33初八、初九日群臣忙于宣统帝登极大典。初十日,宪政馆诸臣终日“商拟签注摄政礼节说帖,日暮乃归”。次日刘若曾、乔树枏、汪荣宝、严修、宝熙、沈林一、吴郁生等人继续草拟说帖。十二日,严修等人“终日在宪政馆讨论说帖中条目,旁夕送内阁”。34内阁在当日午刻便开会议礼,宪政馆的意见勉强赶得及。据恽毓鼎日记所言:“摄政王礼节各画阅字,人给排印礼议一纸(阁臣杂采众议为之)。”35赴会的江春霖则说:“据发印单内开一十七条,近不引国初摄政之典,弗稽前明监国之文,仅就各衙门所递说帖,意为弃取。”36当天的讨论以事前拟定的十七条为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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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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