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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文:碳中和目标下的碳市场机遇、挑战与展望

更新时间:2021-10-12 23:22:19
作者: 梅德文  

   01

   中国“碳中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根据著名的卡亚模型,一个国家的碳排放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强度、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这又取决于两类因素:一类因素和发展阶段有关,包括产出和消费结构,节能和减排与固碳技术水平等,另一类因素是能源禀赋和能源品贸易结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会比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产生更多的碳排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能源转型和金融转型这三大挑战。

   首先,面临宏观经济转型这样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工厂。2020年,中国制造业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左右,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按照发展和排放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社会的减排分为几个类型:

   1.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低排放高发展。

   2.非洲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低排放低发展。

   3.中国目前发展高度依赖高排放,所以,中国目前是高排放高发展。因为中国特有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决定中国目前还处于粗放型,而非节约型发展模式。环境经济学有个著名的库兹涅兹曲线,它主要阐述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出现“碳达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主任早在2010年就说过,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GDP3-4万美元时才会达到“碳达峰”,或者实现库兹涅兹曲线的拐点,而众所周知,中国人均GDP去年刚刚突破1万美元,如果按照年均GDP增长5%-6%来推算,到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时,中国人均GDP可能刚刚达到2万美元左右。所以,即便如此,2万美元距离发达国家“碳达峰”时的人均GDP3-4万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的同时还要实现较快追赶式增长。但是理论上宏观经济有一个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的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目标。某种程度上讲,碳中和本质就是在“碳中和”背景下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绿色供给侧改革,同时确保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就要牺牲物价稳定,这意味着“碳中和”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物价上涨的潜在风险,这也是我们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内的一批经济学家所警示的,这就是中国“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的挑战。

   第二,中国“碳中和”面临能源转型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20年能耗折合标准煤将近50亿吨,央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碳排放将近100亿吨,占全世界碳排放28%左右。我们的碳排放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排放的总和,大约是美国的2倍,欧盟的3倍。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主任近期指出,我国煤炭消费占比仍然超过50%,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是发达国家的2.1倍,而我国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

   发达国家这样的能源转型一般是三个阶段:首先是煤,然后过渡到石油天然气,最后才过渡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而中国目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是73%、43%,这意味着我们能源转型不可能依靠石油和天然气,需要跨越式进入到新能源阶段。但是关于新能源电力产业也有一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即低成本、清洁环保与安全稳定之间,也就是成本,安全与环保之间只能选择两个目标,不可能三者同时实现。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中国的能源低碳转型也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三,中国的金融结构或者金融转型也是在“碳中和”时代面临着重大挑战。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也就是以银行为主。它还是存在着两个风险:

   其一是中国的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用相比于银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其二是中国金融资产,据统计,2020年底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53.1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19.74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0.15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3.3万亿元。

   如果穿透这些巨量的金融资产,我们发现,它的底层基础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化石能源资产,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资产可能会在2025-2030年之间发生一次危机,也就是化石能源资产将会大幅度贬值缩水,特别是以煤炭为代表的资产,比如说煤电,未来的违约率可能会很高,导致金融体系资产风险敞口很大,这就是中国金融资产在“碳中和”时代面临的重大风险。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结构以资源密集型,以制造业为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金融资产结构以化石能源资产为主,导致中国“碳中和”的风险压力巨大。

   在此,我们可以专门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发展,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对标,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标。202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70%,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30%,能耗大约是美国的150%,碳排放大约是美国的200%,广义货币发行量(M2)大约是美国的175%。这样一组数字对比说明,中国的经济效率、能源效率、金融效率都有待提升,如果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可能我们的经济、能源、金融都要绿色转型,这就是发展和减排的“两难”。也就是中国当前“碳中和”面临的巨大挑战。

   当然,我们说中国“碳中和”的机遇也同样是千载难逢。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说,目前是以风光等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中国的机会最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能源供给侧,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风光新能源生产体系。2020年风光装机分别是2.81亿千瓦、2.53亿千瓦,合计5.34亿千瓦。而且总书记已经郑重宣布,风光装机总量到2030年要达到12亿千瓦,这也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每年还需要增加6000多万千瓦装机,中国光伏产业具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包括上游的硅片、中游的电池与电池板,下游的发电站都有巨大的优势。举例说明,我们光伏的重要公司隆基股份市值已经达到5000亿,就是已经超过神华公司了;

  

   在传输侧,中国有世界最先进,技术最成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特高压电网,特高压电网的特点是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在能源消纳侧或者应用侧,我国的储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突飞猛进,据工信部肖部长宣布,我国新能源汽车总销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累计销售超过500万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主任也认为,中国在本次工业革命或者能源革命之中已经具备了成本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与政策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大有可为。他还做了一个统计研究,据分析,美国、日本、欧盟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分别是845辆、423辆、575辆,而中国目前仅有173辆,假定未来我们要达到400辆,还有将近230多辆可以直接采用新能源汽车,而发达国家必须达到使用周期之后才能替换,也就是说它有沉默成本和重置成本,而我们提早转型,成本就很低。

   举例汽车产业,根据去年11月份的一个统计,世界十大市值汽车公司,比亚迪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市值的汽车公司,蔚来第六,上汽第十,十大市值汽车公司,中国已经占据三席,当然这是去年底的统计,这个数字都是变化的。在储能方面,中国锂电池电池产量世界第一,宁德时代稳居世界首位,今年股市上把宁德时代称为“宁王”,这个“宁王”的市值已经达到1.2万亿,而且储能还有类似规模效应或者摩尔定律的莱特定律,也就是说当某个产品产量翻一倍之后,它的成本可以下降15%以上。具体到储能说,电动车每增加1倍,电池价格就能下降28%,据说到2025年,最迟到2030年全球电动车产量会从去年的200万辆增加到4000万辆,在电动车这个超级赛道上,中国突飞猛进,大有可为。

   在绿色金融方面,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色信贷市场。去年底,本外币绿色信贷规模将近12万亿,存量规模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居世界第二;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碳市场。今年7月开启的全国电力碳市场交易配额将近40亿吨,超过欧盟,已经成为首位。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看交易量,从7月16日开市到7月底,统计这11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量将近600万吨,成交额将近3亿,平均价格50元/吨。这个价格大家可能没有感觉,也就是全国碳市场50元的价格是试点碳市场价格的2倍以上,可以说我们全国碳市场取得了“开门红”的骄人业绩。当然,如何兼顾价格稳定和持续流动性之间是个难题,如果我们能够把碳市场做大做强,做到既有规模还有流动性,能够让它的价格反映真实的边际减排成本,照这样发展,金融市场就可以为我们中国碳中和解决大规模的低成本长期资金,中国就有可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的历史性机遇,通过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从过去的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从而实现长的技术生长周期。为什么我讲需要一个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这对于技术创新至关重要。

   关于中国“碳中和”的投资,清华大学与中金公司等很多机构都分别测算,得出大致相近的结论,就是中国实现“碳中和”或者说要完成能源转型需要差不多140万亿的投资。这140万亿投资,我们知道,必须需要一个长期的,低成本的大规模资金支持,三个要素:大规模、低成本、长期,有这样的资金支持,它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每一次工业革命的背后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

   我们回顾历史,每次全球工业革命都开启一轮技术长周期带动的经济增长,大约持续60-100年,再次比较一下前两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都有一个特点,能源供给,能源消纳,金融支持“三位一体”形成一个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比如说能源供给,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煤,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油;传输通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火车,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石油管道与电网;能源消纳,第一次工业革命包括火车、纺织等等,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汽车;金融市场支持,第一次工业革命是银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银行+资本市场;当然,我们也可以总结为结算货币,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英镑,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美元。

   由此可知,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能源供给、产业消纳和金融协同支持的创新、发展、协同的模式,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煤+铁路+银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石油+汽车+资本市场,我们可以探讨采用风光新能源+电动车+碳市场的协同创新发展的模式,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加入这一轮技术长周期工业的革命大潮,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从而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02

   中国碳市场的定价现状与问题分析

  

  

如何才能抓住这个机遇呢?我们认为,中国的“碳中和”需要碳市场。碳市场制度是解决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经济手段。所谓外部性,简单说就是内部成本外部化,外部收益内部化,这是个经济学术语。环境经济学认为,解决环境污染这种所谓“公地悲剧”为代表的这种外部性问题需要借助于科斯定理,也就是当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无论初始产权如何分配,最终都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我们知道真实的社会里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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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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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大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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