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欧阳哲生:近代国家观念之兴起——以孙中山国家观为中心的探讨

更新时间:2021-10-12 23:16:43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明其本意,题其大旨》,卷二《论诸国自然之权》,卷三《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卷四《论交战条规》。该书对清廷了解近代国际法规则,据理进行对外交涉、保护本国权益有一定助益。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著作推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录《佐治刍言》,该书1885年由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出版。它的英文底本是钱伯斯兄弟编撰的教育丛书中的一种《政治经济学》。《佐治刍言》选译了原书前三十一章。其中第十章《论国政分类》曰:“地球所有国家,约分三种:一为君主国之法,一为贤主禅位之法,一为民主国之法。间有于三种中择一法行之者,亦有于三种中参用二法录,又有合三法而并用者,如今之英吉利是也。”“民主之国,其原意欲令人若干时公举若干人,为众人代立律法,又为众人选择一才德兼备者,以为国主。美国行此法已经数代,百姓称便焉。”

  

   近代西方国家观念的引入,对国人的国家意识产生了相当刺激。国家之组成要素有三:人民、领土和主权。主权是体现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主权在民还是在君是近代国家与传统君主国家的根本区别所在。国人在对外交涉时,明显增强了国家意识。传统的“华夷之大辨”的天下观被新的“洋务”观所代替,“中体西用”的改革模式给引入西方军事、科技留下了空间。随之而来最重要的观念变化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士人的刺激,使他们认识到利用国际公法捍卫国家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和实现关税自主的必要性、紧要性,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和早期维新派郑观应提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战”的概念,国家主权观念在对外交涉和竞争中日渐显现。

  

   20 世纪初立宪派对于国家的认识:梁启超、严复

  

   20 世纪初清朝的败象已全面显露,朝廷缺乏推动“新政”的人才,难负改革之重任;受外来帝国主义的宰制,中国完全被纳入列强的殖民体系之中,国家危机日益加深。在此危状之下,进步的思想界对国家的思考显得极为焦灼。国家意识明显突破了王朝意识。梁启超曰:“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踏上流亡之途的梁启超在异国他乡写下这样的话语,足见其忧国心情之沉痛。

  

   梁启超作为流亡海外的立宪派代表,因身处异域对国家这一问题的思考显得极为急迫。他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清算了传统的“国家”观念:“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长者,若其勇者,统率其族以与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为国,其权无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谓国家。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这里的“国家”实为古代王朝,所谓“家国天下”,梁启超区别了“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的“国家”与“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的“国民”这两个概念,并由此对“国民竞争与国家竞争之异”做了讨论:“国家竞争者,国君糜烂其底以与他国争者也;国民竞争者,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者也。”他认定“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今日欧美诸国之竞争“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故其争也,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梁启超将救国保种之前途系于“国民之力”。“以国民来侵者,则必以国民之力抵之。国民力者,诸力中最强大而坚忍者也!”

  

   沿着这样的思路,梁启超甚至同时致书康有为,主张追求共和政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20世纪初,梁启超撰写系列有关国家的名篇文字,其动因也在于此。

  

   针对西人、日人的中国“老大帝国”说,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了“少年中国说”:“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这种将中国未来系于少年之身的寄托,实际上是进化论思想在人种上的推衍,后来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李大钊呼唤“青春”可谓与其一脉相承。

  

   梁启超综论世界各国政体类型,认定君主立宪为“最良”:“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馀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故其民极苦,而其君与大臣亦极危,如彼俄罗斯者,虽有虎狼之威于一时,而其国中实杌陧而不可终日也。是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君主专制政体当然不可取,民主立宪政体因为“竞争太烈”,梁启超也不认同,梁启超选择的是改良型的君主立宪政体,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立宪派的自我设限。

  

   梁启超可能是近代最早对“国家思想变迁”做出系统探讨的思想家。他认为:“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易为无完全国家,以其国家思想不完全也。”他征引瑞士裔德国籍政治学者伯伦知理《国家学》一书,列举欧洲中世纪与近世国家之变迁的十一大区别,并由此“略仿其例,推而衍之”,列举欧洲旧思想、中国旧思想与欧洲新思想的十一大区别。梁启超将国家思想分为过去(家族主义时代、酋长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现在(民族主义时代、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未来(万国大同主义时代)三个时代。“今日之欧洲,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梁启超的这一观察与列宁对西方列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判断有异曲同工之处,说明他相当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世界形势。君主、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如何演变?梁启超认为,18世纪以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18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世纪末至20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梁启超大力推介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梁启超区别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盖民族主义者,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帝国主义者,言人民恃国家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强干而弱枝,重团体而轻个人。”他认为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新发展是归趋民族帝国主义:“19世纪之帝国主义与十八世纪前之帝国主义,其外形虽混似,其实质则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为主体,故其帝国者,独夫帝国也;今之政府,以全国民为主体,故其帝国者,民族帝国也。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该文对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的解释在中文世界也许是首次。

  

   梁启超推崇伯伦知理,悉心研究过他的政治学说,撰成《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伯伦知理学说因此借梁任公的如椽巨笔不胫而走。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成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的共同重要思想资源。

  

   在《新民说》这篇启蒙大文中,梁启超特别申论了“国家思想”。“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梁启超悲叹:“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究其原因,“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在阐述国家观念的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与“国家”相关联的另一个词——民族,1901年,他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在追溯中国民族历史演变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这一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代。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开首即从地理、人口、历史三方面界定““中华”一词的内涵:“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随后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汇。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内涵的阐发,显然是与他关注“民族国家”的构想有关。而他对国家观的这一系列论述,堪称20世纪初“国家的发现”。

  

   严复作为国内立宪派的思想代表,对国家亦有深刻的思考。他批评国人知“天下”而不知“国家”,并无“国家思想”。“吾所居者,只有天下,并无国家。而所谓天下者,十八省至正大中,虽有旁国,皆在要荒诸服之列,以其无由立别,故无国家可言。如今云‘爱国’二字,今义与古义绝殊。即言国家思想,亦非过箇中人,真不知为何等思想者矣。”他对国家思想的内涵外延做了诠释:“政治问题曰国家。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之器,故天下无政府之国家。”“而其论国家也,分内因外缘为二大干。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进、变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严复从内因和外缘两方面述说“国家”,他有明确的理论建构意识。

  

严复国家观的思想贡献主要表现在:关于国家的起源与兴起,传统的国家观以韩愈《原道》为代表,认为国家为圣人、君主所立。“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严复则依据进化论学说,提出国家乃“天演”的产物。“国家生于自然,非制造之物。”“案前会所言,其紧要处,一是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所有公例,必从阅历而来,方无流弊;二是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三是国家既为天演之物,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诸学,所用者同。”君主是民众共举的产物。“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严复翻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时,依据其学说,将社会发展分成图腾、宗法、国家三个阶段。“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独至国家,而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尅灭。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在严复看来,中国尚处在宗法社会,欧美列强才形成国家。“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9008.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