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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张丹丹 刘雅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个体追踪调查的全面分析

更新时间:2021-10-12 23:07:16
作者: 蔡昉 (进入专栏)   张丹丹   刘雅玄  

   内容提要: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疫情防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复苏,特别值得深入讨论。本文利用2020年3月初到11月底对5600多名从业者的个体追踪数据,分析了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劳动力市场遭受的冲击。研究发现,从业者复工率从3月初的63. 1%提高到6月中旬的84.2%,截至11月底恢复到89.7%;从业者的失业率从6月中旬到11月底降低了60 % ,达到4. 4 %。疫情冲击下的就业趋势呈现“V"型特征,即尽管中国就业形势一度受到疫情的猛烈冲击,但随着疫情防控的有利开展,中国劳动力市场活力平稳恢复,就业趋势整体向好。此外,本文利用回归技术分析了“封城”等防控措施对复工进度的因果影响,进而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发现,地区层面的疫情防控措施显著降低了从业者个体复工的可能性,复工不足会对从业者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一影响倾向于短期。本文的结论强调了应对短期的就业冲击,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应做好“稳就业”工作,尽量减弱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需尽快制定针对失业群体的帮扶政策,“保基本民生”,减少贫困的发生。

  

   关键词:新冠肺炎 疫情 劳动力市场 心理健康 公共卫生政策

  

  

   一、引言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一19)的大流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简称“新冠疫情”)。截至12月底,新冠疫情波及了218个国家,全世界确诊的人数超过了8300万,造成逾180万人的死亡(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0,2020) 0 2020年10月后,新冠疫情在很多国家出现二次暴发,两个月内全球确诊人数翻了一番。为应对这场新冠疫情,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封城”和“社交隔离”等抗疫措施。但是在执行强度上,各国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疫情防控,疫情因此得到迅速控制。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则寄希望于“群体免疫”,管控措施较为松散。面对疫情传播的不确定性,各国政府在“要经济还是要健康”二选一的命题中纠结不定。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也因此饱受争议。对此争论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公共卫生防控措施是否会带来,抑或多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损失并由此产生额外的健康成本?

   国外疫情防控的失利对多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就业冲击。据世界银行2020年6月的预测,全球GDP在2020年将下降5%,发达国家下降幅度达7% ( World Bank,202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预测,2020年OECD国家GDP下降6%-12% (OECD,2020)。国际劳工组织估计(interm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ILO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范围内将损失4亿个就业机会(IL0,2020) 。OECD预测202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率会达到两位数,将是第一季度失业率(5. 3 %)的两倍以上(OECD,2020) 。中国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通过武汉“封城”等严格的防控手段,在短短三个月内打赢了阶段性的抗疫之战,创造了武汉新增确诊人数归零的公共卫生奇迹。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大量的研究也佐证了中国“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带来了显著的健康收益(Qiu et al., 2020 ; Fang et al., 2020 ; Tian et al., 2020 ;Chinazzi et a1.,2020;Lai et al., 2020;Hsiang et al., 2020;Chen et al., 2020;He et a1.,2020;Qi et al.,2020)。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最直接的冲击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春节后由于各地交通的大规模阻断,返乡劳动力无法及时返城复工,再加上居家隔离令使得人们的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等原因,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劳动需求下降。这使得很多企业无法正常开工,全国劳动力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少研究强调了2020年2月的企业复工率低的问题(李辉文等,2020;朱武祥等,2020;易垣等,2020)以及个体经营者遭受的短期损失(王靖一等,2020) 。此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月度调查失业率显示,2020年2月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创2018年1月以来的最高记录到6. 2 %。以上的研究和数据只反映了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就业冲击,随着此后疫情防控的效果逐渐凸显,这一短期的就业冲击是否能尽快恢复?不同就业群体在疫情冲击下受到的影响有何不同?此前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缺乏系统的讨论。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厘清严格的防控措施的成本及收益,从而为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本文利用对从业者群体的个体追踪数据,全面分析了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劳动力市场遭受的冲击和恢复的过程。本文借助“腾讯企鹅智库”平台进行了“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利用该平台上随机抽取的10万以上微信用户,随机选取了5600多名2019年11月处于就业状态的从业人员,从3月初开始到11月底持续对其进行追踪研究。本文关注疫情期间个体劳动力的福利状况变化,利用该数据分析了以下三个问题:(1)2020年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劳动力市场遭到的冲击及恢复的过程,以及其在不同地区、行业和不同类型劳动力群体间的差异;(2)疫情防控措施对从业人员复工进度的因果影响;(3)从业人员的就业不足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的冲击,以及该影响是否在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

  

   本文的分析发现:其一,全国复工率从2020年3月初的63. 1%提高到6月中旬的84.2%,截至11月底恢复到89.7%;失业率从6月中旬的11%,降低到11月底的4. 4%。疫情冲击下的就业趋势呈现“V"型特征,即尽管劳动力市场在2月初的复工率曾低至12%,但随着3月后疫情防控的有利开展,劳动力市场活力平稳恢复。其二,利用面板数据进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封城”政策使得复工进度明显放缓;回归系数显示“封城”会导致个体复工的可能性下降13个百分点。其三,从业人员沦为失业与其心理健康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并降低了整体幸福感。研究表明,新冠疫情确实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显著的负向冲击,导致失业问题凸显、收人水平显著下降,从业者心理健康遭受损失;但是这一影响具有短期性,到2020年底就业形势转好,从业者的心理健康也得到明显改善。本文强调采取快速高效的公共卫生对策,早日结束新冠危机确实是恢复经济、确保民众健康的治本之选;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要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考量经济成本,尤其要关照弱势群体,将防控措施对经济和民生的冲击降到最小。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议题上,迄今少有研究关注疫情对劳动力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本文关注从业者的就业变化、收人冲击和心理健康损失,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第二,从政策含义上,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民生问题,评估“六稳”和“六保”特别是稳定和保障就业的效果,以及实施“十四五”规划,都需要充分了解中国从业群体受疫情影响的就业状态。此外,由于国外疫情防控普遍失利,2020年末开始了二次暴发,防控任务仍非常艰巨。本文对2020年中国防控经验进行评估和总结,为国外疫情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借鉴。第三,从分析数据上,本研究利用的从业人员个体追踪数据,是疫情期间国内唯一的大样本个体追踪数据,覆盖了2020年疫情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且对全国从业群体在地域和行业层面有较好的代表性。相对于宏观数据,个体层面的信息能更准确和全面地判断疫情期间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调查数据中包含了详细的就业测度内容,可以更为准确地评估劳动力市场恢复情况。调查信息覆盖了从2019年底到疫情暴发期,再到经济复苏的全阶段,可以全面地分析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的冲击。第四,从研究方法上,防疫政策制定的内生性问题是对其经济效果评估过程中的主要挑战,也是现有研究尚未解决的识别问题。本文利用追踪数据的优势,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排除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和不存在个体差异的共同时间趋势的影响。这些分析手段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解决防控措施制定的内生性问题,从而识别疫情防控措施的真实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疫情防控措施制定和实施的情况,并综述防控措施对就业和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献;第三部分描述“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数据的基本特征,复盘复工进度,估算失业率;第四部分利用个体数据,分析防控措施对从业者复工进度影响,以及不同就业状态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并讨论其影响机制;第五部分是对中国疫情期防控措施的整体分析,阐述“一级响应”与复工的关系,并根据不同省份的执行差异分析政策逻辑;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及其影响综述

  

   (一)各国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执行效果分析

  

   新冠疫情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由于其传染性强,死亡率也高于一般的传染病,一旦疫情暴发,就会迅速传播并会引起医疗挤兑,因此各国均积极采取措施抑制疫情的大规模流行。根据牛津大学防控政策追踪网站(OxCGRT)收集的信息,普遍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主要有六项,包括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取消公共集聚性活动、下达居家隔离令、暂停市内公共交通运行、限制国内跨区域人口流动及国际旅行等各国政府在采取以上防控措施的种类选择、实施强度和执行时点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引发了各国政策制定者、公众以及学者的激烈讨论。

  

   比较来看,各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强度存在两种极端的情形:一边是不惜代价的“严防严控”,如中国、意大利;另一边是不愿意采取严格的疾病预防措施,甚至明确宣布将会诉诸“群体免疫”,比如美国、瑞典。这两个极端的防控措施执行强度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政策逻辑,前者将COVID -19的防控作为首要任务,后者则是把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放在首位考虑。图1以中国、美国、意大利和韩国为例,展示了各国防控措施的执行时点、响应程度及其与疫情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

  

如图所示,从防控效果来看(见图1中的实线),中国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其累计确诊人数在防控措施执行30天内达到了8万后便稳定下来,不再明显增长。相比之下,意大利尽管执行了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响应指数达到80 ),但是其用了2-3个月才将疫情控制在累计确诊23万人的平台期。在这一水平维持了2-3个月后,又出现明显的增长势头。面对2020年人冬后疫情的二次暴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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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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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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