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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梅:从制衡到对冲: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战略演变

更新时间:2021-10-12 12:16:58
作者: 李红梅  
还可以根据行为的对抗程度来判断,由强到弱可依次划分为全面战争、局部战争、武装对峙、军备竞赛、伙伴关系、半军事同盟、军事同盟,其中前三类属于典型的硬制衡行为,而军备竞赛可视为有限的硬制衡,伙伴关系与半军事同盟更具对冲性特征,特别是对冲中的接触色彩浓厚,而军事同盟具有追随性质。进而国家对外战略的对抗性强度由强到弱可以大概排列为制衡(硬制衡)战略、对冲战略、接触战略、追随战略。

   后冷战时代由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发生了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下不同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利益交换。相百依赖增强。压家在对外战略的运用上硬制衡相对降低,而以软制衡与接触政策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对冲战略更为普遍。需要说明的是,制衡战略和遏制战略一样都属于对抗程度强的战略,但是区别在于遏制战略通常适合强势的一方针对弱势一方的政策,特别是守成国针对崛起国,而制衡战略与对冲战略既可以是弱者对强者的行为,也可以是强者对弱者的行为,没有强弱之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冲战略中,软制衡与接触政策的比例并非一成不变,软制衡主要表现为制度制衡、经济制衡以及有限的协约制衡,因此具有竞争性,而接触更主要体现为外交上的拉拢,因此体现了合作性的一面。对冲战略谋求一种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局面,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这也为这一战略的韧性和灵活性提供了基础。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外政策实际经历了从冲突前的对冲战略到冲突后的有限制衡,再到冲突缓和后的对冲战略的转变,本文对制衡战略与对冲战略进行了理论比较。需做说明的是,国家的战略动机通常包括生存、安全、利益、荣誉、复仇等因素,在短期内通常是衡量,而且国家无论选择制衡还是对冲战略都主要基于这些动机,为此战略动机并未被列入图表分析。在此理论基础上,后文将对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印度对华政策的演变进行系统分析。

   四、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战略的演变

   印度对华战略主要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从加勒万河谷冲突前的对冲战略—冲突期间的制衡战略—冲突缓和后的对冲战略。对华战略属于印度对外战略的部分内容,为了便于从整体上理解印度的对外战略,有必要先追溯下印度的国家战略发展变化。印度自独立到现在还未发布一份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源于印度长期奉行国家安全 "模糊"战略,首先避免竞争对手洞悉其战略意图,从而影响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其对外实践中管窥其战略内容和目标的发展态势。从地理范畴来看,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从南亚地区到整个"印太"地区的"扩容"过程,安全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从狭义上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扩展到了经济安全、海洋安全以及文化安全等领域。印度外交部发布的2000—2001年年度报告就提出了"延伸周边"概念,与过去强调"临近周边"的概念不同。"延伸周边"超越了印度长期以来将战略重心聚焦南亚区域的传统,开始将其安全利益在地理外延上拓展到临近南亚区域的周边圈层,如东南亚、海湾地区以及印度洋。这也表明印度的安全战略从传统聚焦大陆开始转向大陆与海洋并重的方向,特别是强调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安全责任,为打造海陆复合型强国做战略准备。2007年5月,印度首部海洋战略文件出台,即《自由利用海洋:印度的海洋军事战略》。8年后,为了顺应战略环境的变化,在修订2007版文件的基础上印度又于2015年10月发布了新的海洋战略文件,即《确保海洋安全: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

   随着印度海洋意识的增强,印度的安全战略在地理范畴上扩展到了整个"印太"地区,这以2017年印度积极响应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构想为主要标志。尽管印度极力标榜印度版"印太战略"的地理含义,突出开放、包容以及以东盟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区别于具有地缘政治色彩的美国版"印太战略",但随着印度与美日澳等国在 "印太"地区互动频率和层次的不断增加和升级,印度对外战略向对冲性转变。李莉认为,印度的对外战略自2010 年起已日益偏离了传统的不结盟道路,而走向了具有对冲性质的"多向结盟" 而且在莫迪执政以来更加明显。王栋将相对能力与威胁认知作为影响国家对冲战略行为强度与形态差异的主要自变量,认为相对能力越高,威胁认知越高的国家,其对冲强度越高,也就是对外行为的竞争性因素越强,印度就属于这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其 2020年发布的《印度之路: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的策略》新书中认为,"随着印度在国际秩序中的崛起,印度不仅要使自己的利益更形象和鲜明,而且还要注重宣传的有效性"。这说明印度的对外战略在经历着整体上的调整。林民旺认为当前印度的外交就经历了洽战结束后的一次重大转变,以追求世界领导型大国为目标,以多向结盟为核心理念,在多边、大国以及周边外交中展现了主动性和进攻性。2020 年5月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冲突后,印度对华政策其实体现了短暂的战略交替性,并呈现冲突期间对华实施制衡战略与冲突缓和后重回对冲战略的基本特征,下文将以时间为线索来进行分阶段考察。

   (一)第一阶段:中印西段边境冲突印度对华制衡表现

   本阶段主要从2020年 4-10月。在这段时期,印度对华战略改变了莫迪自 2014年上台以来所奉行的对冲政策,凸显冲突性与竞争性,具有明显的制衡特征。2020年4月以来,印度在加勒万河谷抵边越线修路架桥,单方面改变现状。5月6日,印度边防部队趁夜越线挑衅,两国边防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针对印度的进攻性行为,中方采取了外交交涉等手段,印度同意撤离越线地带。6月6日双方开后第一轮军长级会谈。6月15日,印度一线部队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共识,再度非法越线挑衅,导致两国边防部队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双方各有人员伤亡。8月31日,印军打破两国多层级会谈共识,在班公湖以南、热钦山□附近非法越线挑衅,导致边境局势进一步紧张。随后不久,中国军方发表谈话指出,9月7日印度边防人员再次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并向中方人员鸣枪威胁,打破了两国边境45年来没有枪声的记录,违反了两国1993年和1996年签署的边境协定。印军反复越线行为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对中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安全构成了很大威胁,导致两国陷入了高度的安全困境环境中,其战略目标显然是要通过攫取领土以制约中国的发展。即便如此,中国依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不断释放合作性信号,然而印度对中方的战略意图和行为存在严重的错误认知。叶海林认为,"在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的外交斗争中,双方巨大的认知差异得到了充分体现"。

   印度在战略手段上主要采用了硬制衡与软制衡相结合的策略。硬制衡表现在通过内部增加军事资源投入和外部强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合作机制来增强印度的军事威慑力,以及在中印边境地区大规模部署进攻性武器和加速修建军用设施等。根据历史经验,1962年后为应对中国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印度加强了山地部队和空中防御力量的建设,此次冲奕也不例外。对内而言,莫迪政府主要采取了两种途径:第一,实施军工业领域的"自力更生"计划。2020年8月 27日,莫迪出席印度国防制造"自力更生"视频会议时,认为在国防领域的信心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化与自力更生的印度至关重要,印度要减少在装备领域对其他国家的"技术依附",并认为8月9日印度防长辛格宣布印度将在2020-2024 年逐步禁止进口101种军事装备有助于提升印度武器装备的本土制造。为了克服现有资金不足与技术"短板"难题,莫迪将印度国防领域的外国投资比重从此前的49%提升到了74%。这一计划不仅是莫迪打造 "自力更生的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印度通过吸收国外资金与技术增强军事实力的表现。第二,加大对武器采购的力度,特别是对高精尖武器的海外采购,加速军备升级和现代化。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为了缩小两军实力差距,减少非对称性,印度近几个月加速了武器采购和扩充军备的力度。例如 2020年7月2日,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批准了55.5亿美元的武器采购计划,其中44.4亿美元用于国内采购,以支持国防工业体系的"自力更生"。另将从俄罗斯新采购21架米格-29 飞机和升级原有的59架飞机,总价约10 亿美元。此外,印度政府还批准了从美国紧急采购"亚瑟王神剑"炮弹,从以色列紧急采购"长钉"反坦克导弹,从俄罗斯紧急采购IGLA-S 便携式防空系统。而印度 2016 年从法国订购的36架 "阵风"战斗机已于2020年7月首批交付了5架,升级了印度现有的空军力量。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2019年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武器进口国。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为了快速弥补两军实力差距印度增加了从俄、美、以色列等国的武器采购订单,以"短平快"的方式解决当前印度本土制造的短板,并将大量新式武器部署在中印边境以增加威慑效果。此外,印度还加强在中印边境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和机动能力,包括大量新建桥梁、公路、机场、建筑等。加速在中印边境全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是近年来印度政府的一个长期举措,此举主要在于解决印军后勤保障不足和机动性问题。

   从外部来看,通过强化与美、日、澳等国的军事合作来增强印度对华竞争力也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印度对"印太战略""四方安全对话会"以及"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的态度变化。2019年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四方安全对话提升为了外长级,2020年10月6日,四国外长在日本举行了第二轮会议,就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进行了讨论,重申了构建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区域共同愿景,并重申坚定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10月27日,印美在新德里举行了第三轮"2+2"部长级对话,为了进一步升级两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双方签署了促进地理空间情报共享的 《基础交流与合作协议》, 这是继2002年两国签署了《一般性军事信息安全协定》(GSOMIA)、2016年两国签署 《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2018 年签署 《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以来最为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军事合作协议,这四个协定通常是美国与其防务伙伴特别是盟友签署的 "常规"协定,它标志着印度除了与美国没有相互"安全承诺"外,已享有美国"盟友级"的军事合作待遇。2019年6月,美国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将印美防务伙伴关系提高到了美国最亲密盟友和伙伴的水平,并呼吁继续深化两国的安全合作与防务贸易。此外,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的 "2+2"会谈机制也得到了升级,印度还与这些国家分别签署了后勤协定。2019年11月30日,印度与日本举行了首次"2+2"部长级对话,深化印日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莫迪表示印日关系是印度 "东向行动"政策的基石。2020年9月,印度和日本签署了《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2020年6月,印度还与澳大利亚签署了《相互后勤支持协定》。11 月,印度邀请澳大利亚一同参加在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举行的第24届"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作为印太战略主要支点国家的美、日、印、澳四国同时出席。

软制衡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尝试对华 "脱钩",重组区域供应链。中印经济关系长期以来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压舱石",经济上相互依赖增强了两国的政治合作和战略互信。2005 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时,两国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致同意全面扩大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共同努力将双边贸易在 2008 年提升到 200 亿美元,足见经贸合作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双方还签订了《中印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明确边境分歧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整体发展,这为后来两国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集定了制度基础。2019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928.9亿美元,中国成为了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由于两国贸易存在比较优势差异,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印度对华贸易赤字也呈"滚雪球"式的扩大趋势。2019年为 569.5亿美元,尽管相比上一年降低了2%,但印度对双边贸易赤字的不满和担忧有增无减。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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