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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国学初阶:从熟悉资料到系统思维

更新时间:2021-10-12 12:12:40
作者: 龚鹏程 (进入专栏)  

  

   治学,首先要熟悉材料。但这所谓的熟悉,并不是具体地找什么课题的资料,而是如家人一般。其熟悉,来自每天生活上的各种接触,逐渐养成了心理及感情上的理解。

   治学犹如生活、读书仿彿交友,首先就需要培养这种熟稔亲切之感。

   不能如现今的学者和研究生那样,光顾着做报告写论文,只找固定方向、固定范围,乃至特定题目的材料。

   一、熏习

   这就叫随时熏习。

   熏,是如露重湿衣、花气袭人。人在兰麝之室呆久了,自然遍体生香。

   习,是幼鸟鼓动着翅膀不断练习着飞,久之亦成自然,振翅即起,不待思惟。

   随时,则是说此种熏习要不择时地,随处、随机为之,什么材料都看看、都摸摸、都问问。

   古人常称羡那些书香门第或有家学渊源的人。什么是家学渊源呢?并不是家中父兄真有秘传,或曾经如学校老师般教了他读什么书、帮他上过什么课,而是在生长环境中有机会随时熏习,因而获得了许多具体性的了解。

   这些了解,往往也会构成他们解决个别问题的支援意识 (subsidiary awareness)。

   所谓具体性的了解,不同于抽象性的了解。如火之热、如冰之寒,只要碰着了就懂得,不待知识之说明、概念之辨析、理论之阐述,此即称为具体性的了解。

   许多学者,因缺乏此类具体性了解,故论古人古事及古代思想,总是概念太多而常识太少,说解万端,却如隔靴挠痒。

   至于支援意识,是说我们在进行一切知识活动时,自然会需要有一堆不可明言的知识成分在支撑着我们。

   例如椅子坏了,要用钉子钉牢。拿铁锤敲钉子时,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鎯头与钉子的撞击上,这称为焦点意识(coalawareness)。

   但控制着我们挥锤的角度、力度、手掌的移动、掌中之感觉的,却是我们无法明言的支援意识。是它协助、支撑乃至引导着那个挥锤的动作。它不直接呈现在当下的行为或认知活动中,可是它才是影响行为的作用性力量。

   这种支援意识,又并非专为钉钉子而设,它融贯在我们的意识中,碰着需要时,便相应生起。

   故事实上乃是我们身体以及一切相关知觉、感情与意识理性之综合作用。一个人,在处理一件事、认知一个道理时不妥善,大抵不是因它焦点意识不佳,而常是因他缺乏丰富的支援意识。

   庞大丰富的支援意识,来自长期熏习涵茹,古人称之为“学养”。如养花与育婴一般,须要时间,故又曰熟习。如水渐积、如瓜渐熟,生命与学问是一齐成长的。

   我愿特别强调这一点。今人治学,只是知识或材料上的计较, 焦点意识高度集中,以知解、概念、理论,钩稽材料、拼凑排比之,便可弋科名、博学位、评职称。

   学问不是涵茹养成的,遂亦使生命与知识隔为两事,致知活动被孤立起来,与整体生命意识了不相干。因而纸上固然说得井井有条,其人之性情、气质、行事作风却常令人不敢恭维。

   此乃近时学界之大弊,非古人治学之道也。

   近日言治学方法者,又只知如何收集资料、如何排比检核、如何做卡片、制图表,如何利用工具书、数据库,如何套理论、析概念,如何安章节、做调查。

   此皆「有为法」,且为第二义,割裂生命以为学,其弊滋甚。故我首揭此好学乐习之义,希望从学者能在熏习涵茹之中,养成内丹。

   二、离章辨句

   熏习不只指读书。随侍长者、饱饫胜论,或旅游、摩挲古迹文物、写字操琴唱歌等等,也都是熏习之法,而当然读书仍是主要的。

   中国人读书,讲究讽诵。亦即不仅是阅读,更须体会文章字句中蕴含的声情。起承转合,抑扬顿挫,韵律之铿锵、文气之卷舒,都应在讽诵中体会出来。

   其次是读书须辨章句。《礼记?学记》说学生入大学后一年, 应考核他是否能「离经辨志」,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指读书时能否妥善分章断句,了解作者章句之意旨。

   这分章断句,不就是现在文章分段、分行及标点符号吗?何难之有哉?为何说得如斯郑重?

   一来古书没有现在的标点分段,须要自己去圈点断句。就算有新式标点本排印本,古籍中未标点重排者仍然甚多。我们未来治 学,势必也要大量阅读古籍原本,故离章辨句之基本功夫不能不具备。

   二则看已点校过的书,和自己圈点讽诵是两回事。对熟习文章 肌理、语气轻重、文意曲折之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三是现代标点本不尽可依赖。不仅错误时有,且新式标点看起来便利,但古人之所以未发明此一便利之工具,却有其道理。

   因为新式标点有时反而会狭隘了,或误导了我们对文意的了解。钱锺书就说过:「新式西洋标点往往不适合我们的旧诗词。标点增加文句的清楚,可是也会使流动的变成冻凝、连贯的变成破碎。一个错综复杂的心理表现,每为标点所逼,戴上简单的面具。标点所能给予诗文的清楚,常是一种卑鄙贫薄的清楚(beleidigeade klarheit)」(《论中国诗》)。

   只要仔细点读过中国古书的人,都可找出好些例子来印证他的话,因此此处也就不用再举例了。

   读古书须辨章句,还有一个理由,在于中国语文之语法结构迥异西方。我们的词语没有格、式、时态等形态变化,表达语法功能的,主要靠语序。

   语序又不是前后字词排列的问题,而是字词间语意组合的关系问题。

   例如古代一人赖在友人家吃住不走,友人欲催他走,留一字条谓:「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该友人却读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又传说翁同龢书法佳妙,人欲求其字不得,乃日在其家门口小便。翁氏甚怒,写了张字条帖到墙上说:「此处不可小便」。那人大喜,撕了下来,回去重新裱褙,挂在书斋中道:「小处不可随便」。

   这类笑谈,讲的就是语序的问题。

   后者是字词位置移易,词意就产生了变化。我国一些回文诗及相关文字游戏,如茶杯上刻「可以清心」,颠来倒去,怎么念都可以,就属于此类。

   前者则是语序维持不变,但字句之语法功能改变了。怎么改变的?断句不同就变了。这就叫以意联结的语序关系,意断则句绝。

   例如《论语》中描述马厩失火了,孔子听到消息,只问:「伤人乎?」不问马。这是形容孔子重视人而不在乎财物之损失。

   可是也有人以为孔子不应不惜物。故这应只是轻重有先后罢了。句子应读成:「子问:伤人乎否?问马」,亦即先问人再问马。

   这两种读法,代表了两种理解。古书之不可能有统一的标点,也不应只有一种标点,正肇因于汉语本身所具有的这个特色中。

   这是辨句。

   离章方面,中国文献以不分章分段为常态,但那是形式上如此,读时自成段落,与文句没有句号顿号,而读时须读出句顿是一样的。

   汉儒解经称为「章句」,就是分章讲说的。南北朝以后则有章门科段,分章、分段、分科,如皇侃《论语义疏》云: 「学而为第一篇别目,中间讲说多分科段......」《左传序》疏云: 「此序大略十有一段明义......」,都是如此。

   分章分段之不同,也代表着理解的差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庸》《大学》。它们原先在《礼记》中只是一篇,宋儒摘出,视为独立一书,为之分章,意义便与其在《礼记》中迥然不同。而宋明理学家对其义理掌握之歧异,也都表现在不同的分章上。

   讽诵与句读,均是基本功。诵不必都要能背,但典籍必须至少基本精熟,句读也须择二三典籍通读点断过。

   台湾师范大学过去凡中文博士均须点读完毕《十三经注疏》及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等,于今虽未必须要如此,但选择一部分圈点仍是必要的。

   三、知类通达

   诵读圈识之后,便可再做些整齐文献的工作。

   怎么做呢?古人整理文献时如何做,我们也就如何做。

   例如替每本读过的书做目录。除章篇目次之外,可做分段细目及索引。整本书中,引过的书、提及的人物事地、讨论到的事类,均可一一签识出来,编成目录,以备查考。

   其次是做提要摘要,再则是分类辑录,都是可行的读书之法。

   且此类读书法也不仅是读,也是著述之「述」。古人传世纂述,不少即是此类读书方法之产物。

   如《说文解字》的次序,本来是始一终亥,共分五百四十部,每一部的字是以义类连贯的,自成体例,所以要查某一个字并不容易。后人就把《说文》的字重新用笔划数或新的部首分类法做成目录,如《说文检字》《说文易检》之类,查字就方便了。

   又有人从声韵的角度把《说文》的字重组,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之类,不唯嘉惠士林,本身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其实就是目录索引之学的神明变化。同理还有顾炎武《日知录》、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一类书,乃是平日读阅时将同类事一一摘记。再予以条例组织,便可以见诸书异同及古今变迁了。

   这样读书,已不止是述,可称得上是著作了。但方法却亦无多巧妙,甚为平实。

   目录之学,除可再变化为索引、为类记外,还可以发展为图表。

   图表之体,本是史官整理古史时常用之法,观《史记》十表可见。后世名作,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黄本骥《历代职官表》 等都是采用此法的。纲举目张,既便于自己了解古人古事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益于后人。

   再就是由一书之类记,发展为一类书一类事之辑录。如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任大椿《小学钩沉》、沈寿祺《三家诗遗诗考》 等。鲁迅作《古小说钩沉》也属这类工作,是辑同类之相关者。

   当然,辑录亦可以补旧有著作之不足。如诸史艺文志,后人均有补作,亦有补兵志、食货志、疆域志,或补年表的。

   凡此辑录缉补, 看来甚难,为之则易。不外乎选定了某一类资料,在读书时留意收集、整齐排比之而已,近乎章学诚所谓「史纂」。但功不唐捐,往往有益人我,故亦为通人所不废。

   同样的工作,还有比较。

   同类书,常可以比较,例如《史记》《汉书》都有对汉代的记载,因此便足以比较,宋倪思乃因此作《班马异同》。

   新旧《唐书》互有异同,赵绍祖乃作《新旧唐书互证》,后来岑仲勉又以《通鉴》所载唐代史事跟两唐书互勘,撰成《通鉴比事质疑》。

   这样的比较,可以无穷无尽地做下去。例如一本书的笺注,可以辑录在一块儿,成为集注、集释、集解、集校,也可以比较各家注释之殊歧。

   同一件事,各家记录不一,即可辑为合论,也可比较异同。版本之殊、文辞之别、观点之异、优劣之判,不唯可增见闻,亦可养成思辨之力。

   因为随时熏习既是因机因时因地的,便以泛览为主,要让人仿彿泡浸在学海中那样。但为学亦不能毫无焦点意识。把心力集中到某一类书或某一本书,就是令心气归摄于某一处,不至于太过浮散。

   可是这种收摄又不是把心气凝定于一处,乃是收于一而又通于 类的。也就是说虽专力于某一本书,但须就这一本书以通于那一类书。故是藉着专精来通览通贯。

   其法是因类求书。知某书本在某类,便借以推考某类与其他类之关系为何,某书在此类中地位如何。

   如《汉书艺文志》分兵书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某书若在兵阴阳类,必有与兵权谋兵技巧不同之处。但它与数术类中之阴阳刑德却又可能有关系。虽有关系,又重在以阴阳论用兵,故与数术家仍有分别,属于两类。

   这是由《七略》说。阮氏《七录》则把兵书、阴阳、方技分为三类,可见此三者关系复杂。凡军兵数术阴阳之书,均须注意这错综复杂的关系。此即所谓「知类」。

   知类之另一法,不是就目录之已分类者去求索,以探流别,而 是以类求书。

   例如就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某一人、某一类人、某文类、某一问题去找那一类书来参稽比对着读,此即所谓连类及之。

   古时教大学生,要求肄业三年要能知类通达,〈学记〉曰: 「古之学者,比物融类」,荀子〈劝学〉亦云:「伦类不通,不足谓善学」。类是指物以类聚、事以群分,别同异而定宗旨,是为知类。

   为学,先要能运用此种思惟,分而析之;然后又再要连类通达,融而贯之,才能让思惟逐渐系统化。

   凡读书,刚入门,大抵均是如此,不只治国学者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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