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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重释“辛亥巨变”

更新时间:2021-10-12 12:04:39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但身与革命的戴季陶指出,革命时“标榜民族革命的人最多”,甚至“在三民主义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义”,即“以排满复仇主义作材料制造出来的”。而民权、民生二主义,都被民族主义遮蔽了。高一涵也明言,辛亥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他们的意思很明白,“‘德谟克拉西’的政治”,至少不是革命参与者的当下目标。

   在中国的传统中,“革命”本是一个正面的名词。革命者不利用传统的思想资源而借助外来的主义以强化革命的正当性,表现出辛亥革命有一定的输入特色。如梁启超所说,辛亥革命这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

   晚清的数次改革,直到最后几年的立宪,可以说都是以摹仿为主的外向型改革,都是想要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此后的辛亥革命,仍基于类似的目的,即很多人认为这个朝廷不能让国家富强,以在世界上取得一个更好的地位,所以必须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那众所少知的共和,在有些人眼里也是实现这个主要目标的一个手段。从这样的民族主义视角来反观辛亥时的“一民主义”,或更能理解“排满复仇主义”在制造革命方面的工具性意味。

   不仅革命本身不全是为了解决内在的问题,在清季最后几年形成的泛革命思潮中,革命渐从不得不行的解除痛苦的被迫手段转变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正是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广义大革命观念,推动了一些人走向革命,让更多的人接受了革命,后来又导致很多读书人对辛亥革命之后的变化不满。

   进而言之,上述从改革到革命一以贯之的接续,在古今中外实不多见。这也提示我们,像辛亥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必局限于其本身的始终,而需要从稍长的时段来看待观察和理解,至少涵括辛亥前后各十年的演变,或可更广义地认识共和取代帝制这样一个以千年计且处于持续发展中的大变化。

   革命前的因缘略如上述,就革命后言,不赞成革命的梁济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他甚至提出,“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其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是可以接受的。但民初几年的实践表明制度转换并未换得人民安泰,使他不能接受。杜亚泉也把辛亥革命视为立宪的延续,却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发现“立宪之前途尚远”,于是充满悲观。丁佛言的观察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革命的当下影响是“立宪之事,消于无形;共和之声,震人耳鼓”。似乎鼎革是以一个较为虚悬的共和遮蔽了相对实在的立宪——两者虽有共性,却也并不一致,在操作层面甚或存在紧张。

   尽管革命后的失望是共通的,却反映出革命前的诉求是多元的——梁济向往的“人民安泰”是较传统的,而杜亚泉想要的“立宪”则是偏西方的,这些不同的诉求构成了共同的失望。这类迹象既展现出民初政局的脆弱,也表明一些人本以试验的眼光看待共和,而不视当时的政治状态为定局。这样的眼光不可忽视。我们或可借鉴他们的思路,从发展中的“正在进行时态”来认识革命本身,并反观革命前的改革。

   我写作这本《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即为了说明:清季在二十世纪初的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对于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应有更深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外竞争的新局面使朝野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一个推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须展现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而制度的困境,则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更因政治伦理的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可以速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便遇到进一步难以逆转的困境,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

   图片1906年,清廷颁布《仿行立宪上谕》,民间普遍反应正面。图为1906年山东威海卫华民庆祝颁布立宪(图片来源:chiculture.org.hk)

   全书大体写到以立宪为表征的革政已被“证明”为无效,遂不复能与革命竞争,反而逐渐转化成革命的助推器。其后革政与革命的竞争,以及革命本身的构建,都有并不简单的发展进程,需要专文探讨。然也因为后面这些重要内容都还没有表出,反成就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展现清季自上而下的改革怎样走向自下而上的革命——

   当民间和疆臣不约而同地呼吁开国会时,已提示着包括士和大夫在内的读书人群体对自上而下改革模式的质疑。这不是一个小的转变,如果“得君行道”式的改革之路走不通,就只能转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即自下而上:或走向地方,侧重自治;或走向国民,选代表、组政党、开国会。两者当时皆有所表现,后者远更显著。简言之,改革成败的重心,从朝廷转向了人民。那时所谓地方自治,本是一条缓不济急之路;若国会开不成或开而不能解决问题,革命这一选项便逐渐成立。则革命不仅呈现出正当性,其可行性也与日俱增。而实际革命的爆发,也就可以计日而待了。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罗志田著,商务印书馆二〇二一年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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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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