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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试论作为宗教学分支学科的宗教社会学的构建

——《宗教社会学》“引言”

更新时间:2021-10-11 13:16:26
作者: 段德智 (进入专栏)  

  

   摘要:早在1706年,康熙针对攻击儒教或中国礼仪的西方基督宗教教士闫当,曾朱批道:“愚不识字,胆敢妄论中国之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康熙的这个批语言简意赅,对于我们思考宗教社会学的学科设计颇有教益。由此可以推想,宗教社会学可以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源于西方且时下流行的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宗教社会学,再一种是有待我们创建的作为宗教学分支学科的宗教社会学;前者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宗教,其实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后者则侧重于从宗教或宗教的特殊本质的角度,从宗教与社会的互存互动中来审视宗教,它理当构成也有望构成宗教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笔者之所以冒昧写作《宗教社会学》一书,只不过是尝试着为我国作为宗教学分支学科的宗教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聊尽绵薄而已。

  

   宗教社会学,如果从杜尔凯姆出版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算起,至今已过去一个世纪了,而如果从孔德出版他的6卷本的《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年)算起,则业已过去170多年了。其间虽然也涌现出像韦伯和帕森斯一类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但是,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却从来没有像近一个世纪的哲学那样,涌现出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这样一类对当代文化产生深广影响的思想家,也没有像近一个世纪的哲学那样,对当代人类文化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诚然,我们也可以用它的历史的短暂予以搪塞。但是,人们不是完全有理由反唇相稽: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而生的人文学科,难道它不应该有更加蓬勃的发展吗?

   其实,宗教社会学所面临的令人难堪的窘境远不是一个影响大小的问题:它不仅往往为大多数宗教界人士和神学家所拒斥,为大多数哲学家或宗教哲学家所不齿,让相当一部分宗教学家感到困惑,而且也受到了来自社会学界的诸多责难。如所周知,宗教群体自产生之日起,在整个人类社会大系统中便一直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即使在当代社会,宗教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也依然占有非常大的比例。[①]既然如此,一个标榜社会性的学科不应当反思一下自己所标榜的社会性的意涵的真实性吗?宗教社会学不应当反思一下自己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吗?难道人类就真的不能建立一门让人类大多数认可的宗教社会学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建立一门让大多数宗教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甚至多数宗教界人士和神学家认可或受益的宗教社会学吗?如果说形形色色的基要主义不可能对宗教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作出积极有益的贡献,那么,大多数宗教界人士和神学家难道就不可能对宗教社会学的建设做点什么事情吗?难道宗教哲学家,甚至严肃的宗教学家在这样一门学科面前真的就毫无作为吗?由此也就提出了真正的面向人类大多数的宗教社会学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

   其实,只要一个对宗教社会学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不难看出:宗教社会学所遭遇到的这样一种窘境完全是咎由自取。宗教社会学这门新兴的人文学科的出现本来是可望对于人们全面理解宗教现象开辟一条新径的,但是由于那些研究者的偏狭立场,反而使得这门学科至今未能取得其应有的成果,并给自身招来不少非议。前此的宗教社会学家的立场的偏狭性,最根本的就在于他们太偏执于狭义的社会学立场,完全把自己禁锢于狭义社会学的视界和论域,把宗教社会学完全理解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用彼·贝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所做的所有论证都“始终严格地在社会学理论的意义框架内进行”(strictly within the frame of reference of sociological theory),只限于“把来源于知识社会学的一般理论观点用于对宗教现象的研究”。[②]这就是说,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所谓宗教社会学无非是一种应用社会学。其次,他们之所以陷入这样一种窘境,还在于他们把社会学,从而也把宗教社会学完全理解为一门“经验学科”或“实证学问”,一门完全基于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学科或学问。这就是说,由于他们的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立场,且不要说宗教社会学中“神圣者”一类的基本范畴被完全平面化了,而且像“社会”和“经验”这样一类宗教社会学的范畴,也完全被他们单面化了,也就是说,不仅已被人类千百年来两重化的世界被他们简单地约简为一个单一的世界,而且人们的宗教体验也被他们不是简单地悬置起来就是被还原为一般社会经验或自然科学实验室里的经验。这样,宗教社会学就不仅被弄成了一门应用社会学,而且被弄成了一门自然科学了。胡塞尔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一文中曾经深刻地指出:“随着精密科学的进步,黑格尔派导致了许多反动,作为这些反动的结果之一的是十八世纪的自然主义获得了压倒一切的动力;由于其怀疑论否证了一切绝对观念与客观性,它就广泛地支配了其后的几十年中的对世界的解释和哲学。”[③]看来,用胡塞尔的这些话来刻画宗教社会学这门人文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和状况也是相当贴切的。第三,他们因此也就根本否认同宗教界人士和神学家开展对话的必要性,而仅仅满足于从外面看宗教或神学,并且因此而普遍采纳了并满足于所谓“外部研究法”。[④]显然,这种“外部研究法”是一种同将宗教(包括宗教制度、宗教行为、宗教意识和宗教体验)“自然化”或“物化”相适应的“自然科学”方法。毫无疑问,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这样一种不协调或不一致也是这些研究者陷入窘境的一项重要原因。最后,既然他们采取“外部研究法”,他们关注的也就只能是宗教与社会的“外部关系”或“外部作用”,他们也就因此而往往以这样那样的形式陷入功能主义而不能自拔。他们在反对“教会的社会学”的旗帜下,不仅对超越的宗教信仰对象或宗教经验发表不了任何中肯的意见,即使对宗教群体本身也往往发表不了任何中肯的意见:他们因此不可能对宗教群体的社会本质作出任何深入的研究,更不可能对宗教观念和宗教体验作出任何深入的研究。这样一来,他们所建立的充其量也就只能是一种“社会学的宗教社会学”。

   对于这样一种宗教社会学的表面性、肤浅性或片面性,不要说局外人看得清清楚楚,即使一些社会学家也有所察觉。例如,《社会中的宗教》一书的作者罗纳德·L·约翰斯通(Ronald L. Johnstone)就坦言:“首先是宗教界人士,包括神学院的教授和各种宗教派别的管理人员,还有地方教会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经常”向他提出“究竟什么是宗教社会学”的问题。[⑤]他还承认,当一些讨论宗教的社会学家标榜自己的“实证原则”或“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时,当他们标榜他们仅仅根据“可观察、可度量和可用数量表示”的“原始资料”为根据时,首先“碰到”的便是“来自宗教信仰者的最激烈的反对”:“既然宗教与超自然的东西有关,也就是说是同通常看不见的力量有关,并且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所以,社会学家关于宗教所能说的东西,由于他或她受到可观察的东西的限制,便至多只能是肤浅的和不重要的,而最坏则可能是虚假的和误解的。”[⑥]其实对一些研究宗教的社会学家们提出挑战或质疑的远不止是宗教界人士和神学家,也不只是一些具有形上意识的宗教哲学家或宗教学家,而是宗教这一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几十万年的宗教现象本身。一如大卫·莫伯格(David Moberg)在分析“一些真正对宗教有兴趣的社会学家”之所以在宗教社会学这门学科面前“泄气”或望而却步的原因以及宗教社会学这门人文学科长期不景气的原因时所强调指出的:这不仅是由于“许多宗教群体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反对”,而且更为根本的则在于,一些社会学家业已看到了“宗教与哲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密切历史联系”,从而认为“宗教不能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富有成效地进行研究”。[⑦]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用他的“教堂彩色玻璃公案”把一些社会学的宗教社会学家的忧虑转化成了对作为社会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宗教社会学家的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外部研究法”的抗议。[⑧]他诘问道:“从外面我们怎么能看清教堂的彩色玻璃呢?”他的意思是说,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的美丽、寓意或图案,只有在教堂内才能看得清,才能看见穿过窗户的阳光。毋庸讳言,英格尔这样讲的意思也并不是要人们仅仅用宗教界人士的或神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宗教现象。他与此同时也指出了宗教界人士或神学家的眼光的局限,断言:从里面看到的景象只是我们所了解的窗户的一部分,而只有从外面,观察者才能认识到诸如窗户存在的外部结构或轮廓。但是,无论如何,社会学的宗教社会学家的“外部研究法”的“片面性”被他极其形象地指示出来了。英格尔的这桩“公案”的意义还不止如此。因为他还进而指出:还有一些知识对于我们了解窗户的意义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却同从里面或从外面看窗子没有什么关系。例如,这个窗户究竟是谁造的?是谁安装的?是谁修理的?是谁走进教堂从里面看它?是谁站在外面在看它?观察者的观察点在哪个位置?此外,在我们对它的诸多考察中,还有一个安装它的理由以及它与其他窗户的同异及其成因,等等等等。[⑨]其实,英格尔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早在1706年8月,就由康熙提出来了。只不过康熙不是用“彩色玻璃”之喻,而是用妇孺皆知的“屋内屋外”之喻来批评仅仅从“外部”来审视和攻击儒教或中国礼仪的西方基督宗教教士的。针对罗马教廷代牧主教闫当(Charles Maigrot,1652—1730)挑起的中国礼仪之争,康熙朱批道:“愚不识字,胆敢妄论中国之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⑩]可谓一针见血。但无论是英格尔的“彩色玻璃“之喻,还是康熙的“屋内屋外”之喻,都向我们提出了与我们眼下的话题直接相关的无可回避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

那么,从英格尔的这桩“公案”中以及从康熙的“屋内屋外”之喻中,我们究竟应该觉悟到一些什么东西呢?在我们看来,最根本的就在于,为要对宗教现象的社会本质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了解,为要成就宗教社会学这门人文学科,使它最终走出理论困境,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去超越现行的“社会学的宗教社会学”或“作为社会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宗教社会学”。具体说来,至少有下述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为要对宗教现象的社会本质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了解,我们就不能满足于仅仅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从宗教的“外部”来观察宗教,仅仅着眼于宗教与社会的外部关联,仅仅着眼于宗教的社会功能。功能主义并不能穷尽宗教的社会本质。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超越社会学和功能主义而继续前进,不仅从宗教的外部考察宗教,而且还要进而从宗教的内部来考察宗教,不仅要对宗教制度、宗教戒律和宗教礼仪的社会性进行考察,而且还要对宗教情感、宗教经验、宗教观念和宗教信仰的社会性进行考察。不仅如此,我们不仅要考察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即宗教的社会功能),而且还要考察整个社会大系统以及作为其构成成分的除宗教外的所有社会子系统对宗教的影响和作用。其次,为了完成这样的考察,我们就不能仅仅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尤其不能仅仅使用一些社会学家所使用的实证主义的或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而必须进而使用现象学的和心理学的方法,使用包括唯物史观、结构主义、生存主义、比较宗教学和宗教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的和宗教学的方法。第三,即使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的方法,我们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照用,不仅应同上面提到的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更重要的是,在对宗教现象的多维度、多层面的考察中,社会学的方法必须保持充分的“开放性”。而这不仅意味着社会学方法对所有其他方法持一种兼容的立场,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在种种“结合”或“开放”中获得一种全面的提升或自我超越。在我国宗教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宗教社会学是一“交叉学科”这样一种说法。这是应当予以重新审视的。因为,把宗教社会学理解为宗教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这样一种提法本身就有可能使人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宗教社会学这门人文学科无非是社会学研究域(the domain of sociology)和宗教学研究域(the domain of religion studies)的某种“重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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