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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反智的炼成

更新时间:2021-10-11 10:54:05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改革者,以廉洁中立开罪了以政治谋生的政客,因此被攻击为“吵闹但人数不多、伪善却不实际、有野心却不聪明、好做作却没能力” [6]的一群人。改革者就此被定格为缺乏男性气概的女性化人士,并被反智者嘲笑。西奥多·罗斯福对改革者取同情立场,但以兼得智识与粗放的进路从政,因此才破除了绅士从政的紧箍咒,并为美国树立起政治人物的标准:不能文弱、理想化、重智识,最好有从军记录,至少参加过橄榄球队。

   镀金时代让改革者郁郁不得志,进步时代的情况似乎有了一些改变。专家与平民的相互尊重关系浮现出来。美国向较为规范的现代国家的转型,让知识分子拥有了两种身份,即专家和社会批评家,并因此回到社会中心。新政的推行,开创了以智识擘画国政的雏形。大学因其党派和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在提供资讯、统计资料、政策建议、技术训练等方面的价值为人所知。但即便是老罗斯福、威尔逊这两位调和智识与权力、被人视为知识分子的总统,也心存人格重于知识、害怕专家政府的意念。到小罗斯福时期,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良好关系空前和谐。新政重用知识分子,不仅以“智囊团”的出现为标志,而且教授们直接进入内阁。但也因此激起了反智囊战争。知识分子被视为“只会搅局的外行人”。 [7]反智在敌对情绪中浮现,由此得到印证。史蒂文森败给艾森豪威尔的选举,便是知识分子败给自信的行动者的标志性事件,政治场域再次成为显示男性气概的场所。同理,肯尼迪以此战胜尼克松。这些反复,证明的是同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中,智识作为一种力量,它所呈现的既尖锐且矛盾的问题是,它无论与权力接近或是被排除在外都不好。” [8]这可是一种两难局面。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三个动力在社会文化。美国建国之际,本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崇尚的淳朴、勤劳、务实、尚行,本就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可不利。其后,美国迅速进入工商社会。由于知识分子大都视商业为智识的敌人,因此,雪上加霜,商人成为反智的中坚力量。在美国智识界,丑化商人一直是重要的话题。商人在美国社会中成为主轴后,自以为担负了创造财富、服务社会、资助公益的重任,因此心生一种应得敬重的心态。他们对智识缺乏实用的认定,与民间以实用与否判定价值高低的习性相扣合,夯实了反智的社会土壤。加之美国缺乏历史厚度,造成一种促进活力但无意之中反对文化积淀的反智氛围。这就生成一种与欧洲崇尚历史与文化迥然有别的、推崇当下繁荣的社会心态。崇拜现代化与崇拜科技由此携手,而商人赞助科技发展、文化教育、人文艺术,也就成为三者进步的主要依靠。发育自新英格兰的知识分子、商人精神与务实风格的奇怪结合,构成了一种文化其外、商业其里的组合。在经济优先的时代里,财富新贵不仅在物质上发挥主导作用,也在文化与品位上主导社会。这种支配性使他们拒绝与商业之外的因素妥协。

   由于商人中白手起家的居多,一种依靠冲劲儿、自己努力的品格受到推崇,那种依恃“天才”头脑的人便得不到信任。人们中间那种自认平凡、拒斥天才、敌视教育的心理弥漫开来。于是,偏重实际的教育理念与贬斥博雅教育的冲动相携出场。像卡耐基、范德比尔特这样的大富翁,甚至怀疑教育的功用。商人们认为大学教育伤害企业经营,让大学生眼高手低。在大企业兴起以后,对专业人才的需要才阻遏了这类想法,并且推动了商学院的兴起。悖谬的是,商学院却因偏重职业能力的培养,成了反智的大本营。在此氛围中,宗教都经不住商业的冲击,创出所谓“信仰工程学”,声称要“用经营企业的方式来管理你的灵魂”。 [9]以至于林克在破坏文化与愚民的最顶峰之作《回归宗教》一书中,以“理性的笨蛋”来贬低理性。

   在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中,也发生了智识无用论的争辩。美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民重视实用性的品性,让他们对智识颇不以为然。随着美国农民将商业习惯带进农业,他们对农业科技都持一种怀疑态度。直到绅士农民出现,才遏制了这一理念的蔓延。但农民依照实用方式耕田,胜于按照书本耕田的想法,还是颇为顽固。一种按照行业封闭传承的观念很是流行,“神父教神父,律师教律师,工人教工人,农民教农民”。 [10]农业大学的设置就此缺乏动力,经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磨合,才促成了农业职业教育与科技的结合。

   在美国的劳工运动中,一种反讽的情形是,知识分子发动了劳工运动,却被劳工运动挤出。工运领袖不接受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倾向的方案,并且强调工运领袖一定只能出自劳动者。他们把知识分子视为缺乏男性气概的人,需要以轻蔑他们来安慰自己。经验至上,自然是自我安慰最好的办法。至于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社会党方面,自己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为知识分子贴上中产阶级学者的标签,这让他们的反智获得了理由:社会党的运动是以“用肚子思考的粗俗人为主干”的,所以要把知识分子赶走。在共产党方面,他们虽然想用上知识分子,但由于“听从党的指导、遵守纪律”的原则,无法维系留住他们的氛围。而极端的普罗化、追求步调一致、轻视智识,使得“知识分子”这个词与“浑蛋”等同。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四个动因在教育方面。美国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美国教育始终关注的是平民教育,极为强调教育的实用性、收益性。美国的公立教育以培养不同背景人群成为公民为基本取向,这与民主社会需要民主大众是相适应的。但由于缺乏牛津、剑桥那样伟大的学校,于是美国人安然地将教育目的确定在学习实用知识上面。在教育领域,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薪酬较低、职业不受敬重、优秀人才不与为伍。学生同情而不是尊敬教师。教师队伍中的滥竽充数者、权作过渡者、无力他业者甚众,更让人看低这一职业。教师中的女性很多,正好以其低薪、人众,填补需求缺口。于是教育行业也因其缺乏男性气概被人诟病。

   在中学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普及过程中,教育的民主化与大众化一直是一个主调。但高中教育究竟是为学生进入社会还是入读大学做准备,分歧巨大。19世纪末成立的全国教育协会“十人委员会”,倾向于将高中教育定位在智识教育上面,并且着力对优绩学生的最低学业要求制定标准。他们也很理智地认识到,高中的主要功能是让学生进入社会。但社会对他们偏重学科能力的教育方针明显不满,认为高中应是“民众的大学”, [11]而不是大学预备班。1911年成立的高中与大学学制接轨九人委员会,似乎着意发挥纠偏的作用。他们确认,高中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优秀公民,帮助其选择职业。因此博雅教育不应优先于职业教育,只能相互兼顾。而且,相对于智识教育而言,让学生成为好的家庭成员、好的职场成员与好公民更为重要,以期培养他们共同的观念、理想、思维、情感和行动模式。取决于这一定位,学校取代了父母,承担起家庭式责任。一种几乎被类似“为民主而教育”一样的口号所主导的教育成型了。精英教育理念承让给大众教育,智识无用论以差生不弱于优生的面目展现。加上实验数据的滥用,让人们深信传统教育的无用。在所谓“生活适应教育运动”中,资优生被忽略,迟缓者受重视,以求凸显学生平等、课程一律的民主教育原则。新教育的实用目标非常凸显。

   新教育运动除运用科学外,主要受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霍夫施塔特明确指出,杜威的教育思想是不反智的,但它对反智却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杜威的教育思想受进化论的影响极大。他认为,教育就是学习者的成长,故教育体系必须在民主、科学与个人主义的时代下运作。为此需要清除前民主时代、前工业时代的旧观念。他吁求破除知与行的对立,确认知行互嵌。他把教育看成改造社会的方式。他将儿童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要求将教师和课程的权威让位给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制度配合小孩的需要。新教育运动贯彻与实施了杜威的教育理念,深具宗教情怀与仁爱意识。新教育的组织、实施者坚信,教育是社会进步与改革的基本方法,认定“儿童的发现”乃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这样的想法与做法,乃植根于西方十分悠久与深厚的浪漫主义传统,其与达尔文之后的自然主义结合,生发出顺应儿童自然需要与本能的教育理念。其间,成长被无限上纲,但成长究竟如何实现反倒隐而不彰。那种以为借助教育就可以打破贵族阶级与劳动阶级界限、就可以推动社会民主、就可以影响年轻人未来的方式决定社会未来的理念,实际上引导出来的恰恰是危害儿童及年轻人的反智教育做派,因为教育绝对不是种瓜得瓜的简单事务。至于教育就是生活,事实上就排除了教育必需的考试、评分、留级等手段,但并不因此就拉近了教育与生活的距离。杜威思想具明显的乌托邦色彩。试图解放儿童,却将儿童限定在无个性、无叛逆的同化状态——教育成为一种微妙的儿童操控手段,一种反制度的制度化方法必然让其陷入困局。

   第三部分的话题自然浮现出来:反智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窘迫状态,这把他们逼入了一个要么与社会疏离、要么被社会同化的二难选择境地。知识分子固然反感反智,但在社会面前,他们也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保持与社会的疏离,二是乐于被社会接纳。但不管是疏离还是接纳,都对改善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不利。一旦被社会接纳,知识分子就很难免于同化,他们势必“追逐权力、放弃表达自由、甘当政治龙套”。 [12]如果保持疏离,才会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誉。在美国国父创制的文化基础上,接续其根脉的是巨头文化,但它已经无法落实国父们创制的共和智识文化。它凸显了一种接续国父们的精神宗旨,但拒绝一般人欲望的精致、疏离与傲慢的文化。这是一种旨在拥有智识而非使用智识的文化。它让人沉浸于自我,显得自私。因之造成美国文学界与思想界的两极化:一边是感性、精致、理论和纪律;一边是自发性、动能、感官现实与抓紧机会。抽象的心智素质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分割开来。经过作家的书写,展现出正面抗击美国社会的面目,引导出替人民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或左或极左的姿态。但其间,大众与知识分子并未因后者迷恋前者而出现和解。当大学、大众出版、大基金会将知识分子体制化以后,知识分子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影响力显著加大,但与社会却更加疏远。

   美国相对于欧洲日渐浮现的富强发达,以及文化的发展带来的挣脱欧洲影响力的自信,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国家在文化上的入超转变为出超,也让美国生发出一种工业领袖国的自负。“二战”更是激发了美国的世界责任心。美国已经自认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了。但知识分子在优渥生活与自信社会中,似乎并没有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令人惊奇的是,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整编收买,造成了知识分子“要么被蔑视,要么被收买” [13]的悲壮局面。可见,在现实处境与抱持理想之间,知识分子仍然难以善处。尤其是真正知识分子自觉地“疏离”,似乎不可避免。“垮掉的一代”正可作为代表。嬉皮士则表现出一种“精神异常下的智慧”,疏离与批判的携手,奇怪地浮现在人们面前。总而言之,知识与权力在分离与结合中尽力发挥各自的功能,一旦两相结合,知识分子容易迷失自己;假如隔绝开来,便不被社会接受。所谓入世知识分子与前卫知识分子的不当分类,常常将知识分子安顿在不适当的位置上。好在自由民主社会可以容纳不同风格的智识生活,促成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从而让社会能够欣赏和理解各种杰出的心智。这不啻为反智的求解指引了某种出路。

霍夫施塔特对美国反智传统的溯源及流,确实揭示了美国心智生活的一个重要面相。由于他在美国的宗教、政治、社会文化与教育中寻找反智传统的根源,因此,只要这些社会要素仍然对美国的存续发挥作用,那么就可以断定,不仅美国仍然会不断出现反智的事情,而且也势必会在霍夫施塔特的论述中寻找反智的根源。这是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引发霍夫施塔特热的一个直接原因。由于他不是泛泛描述美国社会对智识与知识分子的抵制与反对,而是将之作为一个其来有自的历史传统加以刻画,因此,他对反智现象的深层解析,也就总是具有启人心智的力量。越出霍夫施塔特的具体论述,他对美国社会生活反智现象的揭橥,具有一种方法价值:一者,它成为人们解释美国社会现象的基本进路;二者,凡是身处反对智识与知识分子的实际处境之中,自然会到他的论述中去寻找美国开国以来的相类现象,以及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四类导因。一部经典阅读史告诉人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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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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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的反智传统/(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陈思贤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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