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程广云:革命与建国:孙中山的政治哲学

更新时间:2021-10-11 10:40:33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孙中山的著述,有陆版《孙中山全集》全十一册,台版《国父全集》全十二册。据说还有新版。但主要著作是两部,一是《三民主义》,二是《建国方略》。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板块。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探讨他的早年思想探索和晚年思想转向。由此我谈四个问题:

   第一,早年探索。历来学界争论在于,孙中山是先有革命思想,再具改良思想;还是少年立志革命。从他的早年文本来考察,并不能够证明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存在着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向。譬如他在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四大纲”(“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其实是在中国传统的“四民分业”的旧形式中填充新内容。

   它的主题不是改良或革命的问题,而是建设(建国)。至于依据他的追述说他少年立志革命,那不过是成为革命家以后的孙中山的形象重塑而已。孙中山早期思想的主流倾向是革命,先有旧式民族革命思想,再具新式民权革命思想;而革命思想又兼容改良思想。因此,孙中山的早年思想探索,主要不是从改良到革命,而是从旧式造反到新式革命。

   第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大意识形态(法家、道家、儒家、三民主义、马列主义)之一。其核心功能在于社会动员。三民主义分别对应于三种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反对文化革命,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他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小革命)去替换社会革命(大革命)。

   民族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汉族主义,也不能片面地理解为排满、反帝。除了革命性方面,它有建设性方面,如五族共和、种族同化和民族自决、世界大同。其中包括内外两个指向,前后亦有变化。其中心意图是将中国建立为现代民族国家,同时充分继承中国传统帝国内外政治、文化遗产。

   在孙中山逝世之后,蒋介石强调“道统”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孙文一脉相承),将孙中山神圣化,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化。戴季陶以“能作”与“所作”将孙中山思想解释为“道德为本,政治为末”和“中体西用”的模式,将三民主义“纯正化”。戴、蒋强调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孙中山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强调孙中山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

   根据胡汉民提出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三民主义要连环看,如三棱镜,从一个角度看也能看到其他两个方面。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区分了政权(民权)和治权(政府权)的“权能分别”、实现民权的三个时期(军政、训政、宪政)。这就使得民权落空,被弱化;政府权坐实,被强化。这也成为后来形成的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

   民生主义的目的是预防社会革命,替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即“一次革命”论)。孙中山对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有所批评,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他企图用三民主义框架马列主义,将三民主义作为熔炉,溶解其他思想。有关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是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争论的一大焦点。

   第三,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是革命建国的行动纲领,分为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加上国家(政治)建设(三民主义加上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就是四大建设。它和三民主义互相蕴含:心理建设补充民族主义,物质建设补充民生主义,社会建设补充民权主义。

   在心理建设中,孙中山针对“知易行难”、“知行合一”,提出“行易知难”,以为“孙文学说”。“知难行易”是“知难”、“行易”两个原子命题合成的一个分子命题。“知难”论就是知识价值论(如“难能可贵”强调的稀缺性或价值属性),“行易”论就是行动意志论(如“革心易行”强调的意志力或行动心理)。

   在“分知分行”中,孙中山注意到了劳心劳力之分或脑力体力之分的社会分工趋势,因此他认为,就一时代一事业言“知行合一”,甚为适当;然合知行于一身,则殊不通于今日。于是他区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对于“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惟有“笃信”、“力行”而已。

   这样,在“分知分行”基础上重新构造“知行合一”,就是一个类似“政教合一”结构:“知”是“教”,即意识形态;“行”是“政”,即政治行动。一切政治行动都要置于意识形态指导之下,一切行动者都要置于觉知者教导之下。“行易知难”就是这样一个为孙中山神圣化、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化而奠基的哲学命题。其目标是塑造卡里斯玛(charisma)型人物,建立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组织。

   在物质建设中,孙中山通过对于时势和国情的分析,认为一战之后欧美需要劳力和人工,中国需要资本和人才,可以互相为用。这是从经济全球化亦即资本国际大循环中考虑问题,试图“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孙中山思想的主旨是组织民族。如何组织中华民族,克服“一盘散沙”状态,孙中山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通过中国固有的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组织现代的民族团体和国族团体,这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第二,演练集会,“教国民行民权”,使“一盘散沙之民众”成“民国主人之国民”。此即民权初步。第三,“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社会建设就是民权初步,探讨会议通则(会议的程序和规则)。民权主义是“道”,民权初步是“技”,二者亦是“本末体用”关系。在孙中山这里,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就是社会本位,组织社会。

   第四,晚年转向。孙中山的思想是否存在一个晚年转向?是否存在新旧三民主义区分?这是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争论中的一大焦点。中国共产党主张区分新旧三民主义,认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划分新旧三民主义的标准。但是中国国民党反对区分新旧三民主义。

   除了承认联俄之外,中国国民党认为,孙中山并无联共思想,只有容共思想,联共就是国共两党等量齐观,容共就是大圈子容纳小圈子;并非扶助农工,而是扶助国民,因为中国国民党不分阶级,只有国民而无阶级。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向的核心不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而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从民权主义到党权主义,从民国体制到党国体制。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暨孙中山和中国近代政治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96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