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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续兵:释奠礼与文庙祭祀的合流及其文化意蕴

更新时间:2021-10-10 20:36:07
作者: 刘续兵  

  

   文庙祭祀,作为一种特殊的祭祀活动,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明清之际达到了鼎盛。历代的文庙祭祀名目中,释奠礼都是最高规格的祭祀礼仪,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文庙祭祀的专称。但是,考察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这二者合二为一经过了漫长的时间。

   一、孔子之前的释奠礼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祭祀,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其中,以拜“天地山川”为“祭”,以拜“祖宗先人”为“祀”,后来逐渐成为一个名词。

   “祭”字,由“手”“月”(即肉)和“示”(即神)三个象形独体字构成,古音同杀,有杀生之义,本指杀牲(以手持肉)以献神。“祀”字,《说文解字·示部》:“祭无已也”,也就是祭祀不断的意思。如果作一下区分,“祭”大概指祈求天地山川及神灵的佑护,“祀”就是寄望于后代子孙的繁衍不绝了。

   祭祀,按其对象可分为三种:天神、地祗、祖先。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关于选择具体神祗的标准,前于孔子百年的鲁国贤人柳下惠就曾经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岛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国语·鲁语上》)。“有功烈于民”“前哲令德之人”等等,都应在祭祀的范围之内。

   儒家重视祭祀,更多地是着眼于血缘宗法社会的现实需要。祭祀祖先,乃出于对亲情的维护与延续,而源自于血缘的亲情乃是维系宗法社会和谐秩序的一个重要纽带。通过连续不断的庄严的仪式,追思前人的恩德,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升华。因此儒家提倡祭祀鬼神的意图就是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为政》),要实现的还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这也是一种“神道设教”的教化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释奠礼”,正是对“前哲令德之人”的追思和纪念。

   “释奠”一词,现在看到的最早记载是《礼记》之《王制》与《文王世子》篇。《王制》曰:“释奠于学”,郑注:“释菜奠币,礼先师也”。《文王世子》云:“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又谓“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又云:“天子视学,……适东序,释奠于先老”。可见,其对象乃“先圣先师”“先老”,而这又都与“学”有关。至于“先圣先师”“先老”到底何指,至汉代已经失传,即使郑玄这样的经学大师在注释时也是前后矛盾,错误丛出了。

   而《周礼》《仪礼》《礼记》中尚有“释菜”“释采”“舍采”“舍奠”等相关记载。郑玄《文王世子》注以为,“释”与“舍”“采”“菜”通假,“舍奠”即“释奠”。而郑注又谓“释菜”较“释奠”为轻。“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不过,综合《周礼》中关于“舍奠”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山川或宗庙之奠,与“释奠”主要行于学宫有明显不同。

   释奠礼举行的时间,根据孔颖达和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说法,有“常时之释奠”与“非时之释奠”之分。常时,谓春夏秋冬四时所行之释奠。非时,指“始立学”“天子视学”和“出征反”之时的释奠。而主持者乃“有司”或“官”,可见是一种官方祭祀活动。

   与此可知,此时的释奠礼虽然肯定与“孔子”无关,但却是一种与“学”“教”有关的活动,这便为日后释奠礼与孔子祭祀合流奠定了基础。

   二、释奠礼与周公、太公

   由汉至唐,释奠礼并未明确为祭祀孔子专用。汉明帝永平二年(59),“上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大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礼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后汉书·礼仪志》)。《册府元龟》卷四九的记载稍异,作“皆祠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两处记载的祭祀等级不同,但都是周公、孔子并称,且周公在孔子之前。

   李唐建立之初,高祖于武德二年(619)下诏:“惟兹二圣(指周公、孔子),道着群生,守祀不修,明褒尚阙。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旧唐书·儒学列传》)此时周公、孔子仍无轩轾。五年后的武德七年(624),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以周公为先圣,而以孔子配享。孔子从“先圣”降为“先师”,于释奠中退居配享之位。

   唐贞观二年(628),房玄龄等人上书言:“臣以周公、尼父,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人通允”(《唐会要》卷三五)。唐太宗乃罢祀周公,仍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

   唐高宗永徽年间,释奠礼再一次发生逆转,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根据黄进兴先生的推测,这次高宗释奠变革,实际上是受郑玄之学的影响乃至左右。具体情形如何,尚有待深考。不过,这次逆转很快遭到朝臣的反对。太尉长孙无忌、礼部尚书许敬宗等上书,力争恢复贞观定制。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高宗同意恢复贞观旧制,孔子重新取得了“先圣”的地位,而周公配享武王。

   此外,在唐代,释奠礼不仅用于祭祀孔子、周公,还用于祭祀武成王姜太公。唐开元十九年(731),令两京、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张良配享,以太牢之牲、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于春秋二仲上戊日释奠于太公。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孔子为“文宣王”;肃宗上元元年(760),追赠太公为“武成王”,而释奠之礼一同“文宣王”。于是“文、武”并存。而释奠太公以“八佾”之舞,文庙释奠则舞用“六佾”,可见颇有轩轾。至宋代,对武成王的祭祀仍曾存在。不过,释奠太公,古无成例,因时特兴,昌盛一时则可,但终究无法与文庙释奠相提并论。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孔子的地位远非太公所可望。如唐肃宗时,曾一度因旱灾罢中小祀,太公庙在其列,而太学释奠孔子却行之如仪。唐德宗时,兵部侍郎李纾上书,请求将武成王庙祭祀规格予以裁降,甚至有人主张革除王号。至明代,朱元璋废止“武成王庙”祭祀,释奠礼复归于一,专祀孔子。

   三、释奠礼定于孔子

   释奠之对象变为孔子,大概始于魏晋时期。但官方祭孔子却非始于魏晋,而可以追溯到汉初。

   据司马迁记载,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就曾“过鲁,以太牢祠焉”。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发生在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十一月(见《汉书·高帝纪》)。刘邦早年以蔑视儒生闻名,但在其政权建立之后,因陆贾的劝谏,加之叔孙通为其制定礼仪,方认识到儒学对其统治的重要性。此番过鲁,恐怕也是出于叔孙通之流的主意,以太牢大礼祭祀孔子,向天下的儒生和士人发出信号,从而吸引更多的士子进入汉政权。这次祭祀,开了后世皇帝和官方祭祀孔子的先河。

   不过,我们也不必过高地估计它的意义。因为汉初主要推行的是黄老之学,儒学尚未受到真正的重视,孔子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充分认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孔子的祭祀都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即使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对孔子的官方祭祀也是迟迟不见踪影。

   然而,有一些信息足堪玩味。《汉书·循吏传》记载,汉景帝、武帝时期,文翁任蜀郡太守,修学宫。据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汉文翁成都石室设孔子坐像……七十二弟子侍于两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六亦有类似说法。后世甚至有《文翁礼殿图》行世。可以推想,设孔子像则本应有祭祀之事。这虽是地方个别行为,却表明孔子远在边陲也已得到足够的推崇。

   西汉后期,朝廷已经开始对孔子祭祀有所重视。据《孔氏祖庭广记》卷五,“前汉元帝初元中,下诏太师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先圣”。《册府元龟》卷四九《帝王部·崇儒术》对此有详细记载:“元帝即位,征高密相孔霸以师,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礼。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故霸还长安,子福名数于鲁,奉孔子祀。帝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帝意”。相关记载亦散见于《汉书·孔光传》。

   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梅福建议,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遂封孔子后孔吉为殷绍嘉侯。二年,又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汉书·梅福传》)。汉平帝元始元年(1)正月,王莽当政;六月,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汉书·平帝纪》)。“封周公、孔子后为列侯,食邑各二千户。莽更封为褒成侯,后避王莽,更名均。”(《汉书·孔光传》)四年,改封殷绍嘉公曰宋公。

   东汉时期,官方的孔子祭祀因皇帝的数次临幸而得以出现。《孔氏祖庭广记》卷五云:“后汉光武建武五年,破董宪,还幸鲁,使大司空祀先圣”。《汉书·光武帝纪》也记载了这次祭祀:“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三月,……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后汉书·明帝纪》)汉章帝二年三月,“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章帝纪》)。对此,《册府元龟》卷四九《帝王部·崇儒术》的记载更为详实:“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兰台,令史孔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君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

   汉代皇帝虽多次幸鲁“祠孔子”,甚至用“太牢”之礼,不过,可以推想,此时并无固定的祭祀礼制可言。西汉末年时梅福曾说:“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汉书·梅福传》)。据立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的《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记载,“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删述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飨礼,财出于王家钱,给犬酒直”。可见,当时虽有褒成侯专门奉祀,但因其仕于京师,唯四时来祠,孔子庙尚无固定的守护官吏。

   东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记载,汉桓帝永寿二年(156),鲁相韩敕“修造礼乐,胡辇器用。存古旧宇,殷勤宅庙”。汉灵帝建宁二年(167)所立之《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又记载,史晨于建宁元年四月到官,“乃以令日拜谒孔子,望见阙观,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气拜手。祗肃屑僾,髣髴若在,依依旧宅,神之所安”。随后所刻《史晨奏祀飨庙碑》又云:“臣以建宁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坐,仰瞻榱桷,俯视几筵,灵所冯依,肃肃犹存。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臣即以奉钱修上案食醊具,以叙小节,不敢空谒”。“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臣伏见临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本国旧居,复礼之日,阙而不祀,诚朝廷圣恩,所宜特加”。“出王家谷,春秋行礼,议共烟祀”。

   从史晨的话来看,东汉末年,孔子祭祀依然远非国之大典。但是,自东汉明帝开始,在辟雍祭祀孔子却已经成为惯例。而至魏晋时期,辟雍祭祀孔子便与释奠礼合流了。据《晋书》卷十九《礼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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