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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至:美国决策层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判断与对策

更新时间:2007-01-18 22:24:09
作者: 王成至  

  

  「内容提要」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对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对华缓和政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新近公布的解密档案和冷战史研究来看,边界冲突并不必然会导致美中接近;只是当苏联在边界冲突中的表现引起了尼克松政府对其战略意图怀疑时,美国政府才加快了启动对华缓和的进程。

  「关键词」中苏边界冲突/尼克松政府/美国对华政策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重要支柱——苏联和中国——的关系逐渐趋于恶化,围绕两国边境的“争议地区”爆发了武装冲突,到1969年夏秋之际,竟然发展成了严重事态,把整个东亚地区笼罩在了一场核战争的阴影下。面对中苏边界冲突升格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与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冷战状态下的美国,其决策层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一方面,中苏两国由原先的意识形态伙伴走向武装对抗,意味着战后欧亚大陆形成的反美阵营内部发生了重大裂变,这对于美国来说自然不失为一个可资利用的机遇;与此同时,边界冲突发展到了苏联威胁要对中国稚嫩的核工业实施核打击的地步,已经超出了地区争端的范畴,而将世界置于了核战争的恐怖之下,也给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风险。这两点都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基本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是要积极影响事态发展,使之不会危及美国自身的安全。

  虽然如此,对于当时处在这一局面中的美国领导人来说,从何处着手影响事态、怎样最大限度地捍卫美国的利益,却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后来称之为“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美国是联苏抑中、还是联中抑苏,在1969年事态发展初期也并无定见。这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解密的材料向我们披露的实际情况。

  我们得以洞悉的是:在这一特殊时期,中苏边界冲突本身也许并不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谋求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常关系的主要动力所在。相反,在这一事件中,美国决策层中有相当一批人把中国视为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因此也支持政府采取“联苏抑中”政策。尼克松政府甚至还可能考虑过以默许苏联对中国核基地实施打击来换取苏在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合作。只是到了该年7~9月间,边界冲突有向中苏全面战争发展的趋势时,由于苏联的举动引起了美国高层对其战略意图的怀疑,美国才开始积极启动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美国决策层主要是指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与专家。由于当时与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冷战状态,美国政府缺少渠道来获得中苏边界冲突的信息,决策层主要通过几条线索来掌握事态:1)。中国和苏联的新闻媒体,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塔斯社等;2)。外交渠道,特别是外交人士及政要的私下接触;3)。美国及其盟国的谍报机构,等等。他们往往是通过将零散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对信息的不完整与不吻合处加以联想,还原出事态的“真相”,由此形成判断和相应的对策①。

  

  一、从确信苏联意图到怀疑苏联意图

  

  中苏边界全长7364公里,东段4280公里,西段3084公里。19世纪后半叶,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此外,沙俄及后来的苏联又越过条约规定的边界线,非法占据了3.5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划定边界,即要求苏联归还这3.5万平方公里土地,中方称之为“争议地区”②。1960年,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首次挑起了边界冲突,此后不断在边境地区滋事。1963年7月和1966年1月,苏联先后通过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协定与条约③,把军队部署在蒙中边境,从而使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出现了苏重我轻的鲜明态势,中国的整个北疆都感受到了苏联的军事压力。

  1966~1968年,中苏双方围绕两国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的一些岛屿的归属权发生争执。1968年至1969年初,苏方派出装甲车和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在乌苏里江上的中国领土七里沁岛和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制造血案,致使边界冲突升级。1969年3月2日和15日,中国边防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珍宝岛对来犯苏军进行了有力还击,击退了苏军,但双方都有严重伤亡。该年春夏之际,位于中亚地区的中苏边界也发生了交火,特别是8月13日,大批苏军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侵入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民,将边界危机推向高潮。8~9月间,苏联高层频频开会,商讨对中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战争,主要是想通过率先摧毁中国稚嫩的核工业,排除中国对苏发动核攻击的可能。为此,苏联派出使节四出活动,探听各国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而中国也于8月23日发表声明,宣布国家处于临战状态。当1969年的边界冲突愈演愈烈、中苏大战阴云四合之时,中苏领导人鉴于战争可能给双方带来的巨大破坏,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为避免战争开始进行外交斡旋。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声明,4月11日,又向中国政府递交了照会,建议尽快重开始于1964年的边界协商会谈;5月11日,中方接受苏方关于河流通航谈判的建议;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了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的协议。10月20日,旷日持久的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重新启动。虽然谈判举步维艰,苏联继续以重兵压境,但一场由边界冲突引发的核战争总算得到了遏止。

  对于1969年春夏之际的中苏边界冲突,美国决策层是怎样看待的呢?

  3月2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在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向国务卿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国务院官员小乔治。德尼认为:自60年代初以来,中苏边境的冲突就时有发生,是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典型表现;关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他认为是中苏双方长期以来角逐对乌苏里江岛屿的控制权所致,他相信类似事件还会发生,但近期内不会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冲突。不久,中央情报局3月21日的《每周评论》注意到了莫斯科和北京似乎谁也不想在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让步:中苏时有交火,苏联侦察机在边界地区出现的频率很高,3月15日的交火,双方可能投入了更多的人力。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迹象表明双方打算使冲突升级或将其扩大到其他有争议的地区”④。

  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认为,自己了解苏联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的原因。德尼注意到,苏联驻军自1965年以来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加。但是据他理解,苏联确实有理由对边境的安全感到担忧。因为无论中国因“文革”导致社会失控还是突然对苏采取进攻政策,都会危及苏联的安全。因此,尽管苏联对有争议岛屿的所属权态度极具进攻性,或是在中苏边界开展侵犯性的巡逻,却并不表明苏联要对中国发动入侵。兰德公司的爱伦。惠廷在8月16日提交的一份报告里,倾向于认为苏联军事调动的防御性大于进攻性。他指出:“防御的动机更为可信,它产生于苏联对中国要求领土归属权的担心,因为这意味着俄国在19世纪从中亚和远东赚取的大片领土属于不法所得。而这种担心又反过来会夸大中国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以及人口威胁,中国人口在近期将从7亿增长到8亿,最终达到10亿。此外,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冒失行为,以及预期毛之后在极端排外主义和军国主义氛围下要发生接班人危机,也令苏联的焦虑有增无减”⑤。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是中国挑起了大多数边界冲突。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的托马斯。休斯在关于6月新疆冲突的报告中称:“通过对3月乌苏里江危机以来的中苏边境事件进行分析表明,中国是挑起者”⑥。他指出,自珍宝岛事件以来,中苏冲突一直遵循这样的程序:中国平民在边境遭到苏联边防军的袭击,中国边防军愤而还击,接着中国国内就掀起了一场宣传大战,群众集会示威,对进一步的侵犯行为发出警告。休斯认为,很难想像中国平民在没有当局允许的情况下会出现在边防前沿。他推测:一定是中国政府鼓励边民向苏联人挑衅,从而引发冲突。那么中方无视中苏实力悬殊而主动挑衅强邻的用意何在呢?他解释为三个原因:1)。鉴于苏联在匈牙利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中国要表示自己不向强权低头;2)。通过激怒敌人以试探其反应,这虽是一种违反西方军事原则的冒险做法,却符合《孙子兵法》中“作之而知其动静”的教导;3)。以战争危险明示国人,推动国内的政治团结⑦。

  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的支持。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坦言他和尼克松对边界冲突的反应:“我们仍然主要关心着越南问题,而不能对我们不了解其根源、而且其意义要经过好几个星期才能看清楚的事态发展做出反应。……然而,尼克松和我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我们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⑧

  然而,随着冲突波及到中国新疆地区,决策者们似乎不像过去那样对苏联在这场边界冲突中的防御角色感到确信了。6月10日中苏边防军再度发生冲突后,休斯在评价中国的“冒险政策”时就指出:“虽然北京的策略在其自身文化的范畴内可以理解,却存在误解对手的危险。就苏方而言,非但没有表现出平息事态的迹象,反而对中国人愈益强硬起来。”⑨据基辛格回忆:“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打翻了我们心中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平。”当时,他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的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他意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据他称:“此后,我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⑩7月30日,尼克松总统在曼谷对美国驻军将领的发言中,也表示了对苏联在东亚的“冒险主义行径”的不安,他说:“关于中苏冲突,……中国的亿万民众与核潜力固然使前景堪忧,但苏联在东亚的冒险主义行径又何尝不是如此。”(11)

  一系列现象改变了美国高层的看法,苏联的战略意图在美国政策分析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眼中变得可疑起来。惠廷在委托基辛格转呈尼克松总统的政策报告中列出了这些现象:

  一、1966年~1969年间,部署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苏联陆军师增加了一倍,苏军在中国东北边境部署的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其火力密集度估计与对付北约所需的密集度等量齐观,苏联500海里核导弹(SS-12)对满洲里的交通线和工业中心构成了威胁。

  二、同一时期,苏联修缮了已有的机场,另外又新修建了一批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特别是在外蒙古修建了10座机场,作为打击中国核工业设施之用。在其远东军区,苏联将战术战斗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在中蒙边境,苏军的远程战斗机在离中国主要核设施只有400英里的地方进行侦察和搜集气象数据。

  三、1969年,苏联在这一带的军事活动迅速增加,5月底6月初,针对中国举行了大量的军事演习,大批军队从欧洲被调往远东,自早春至仲夏,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对外国旅客一律关闭,并且苏军的集结还在有增无减(12)。

  惠廷指出:“鉴于整个这一时期中国的陆、空军部署没有相应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不能不对苏联军事集结的背后用心进行审视。”(13)虽然他还是更倾向于认为苏联的举措具有防御性质,但承认自己不敢对此加以肯定。他在报告中说:“在国内外,苏联对这些事件在宣传上和政治上的利用都已远远超出了防御的需要。如果从防御的角度来理解,苏联在5、6月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在性质和规模上都同样令人起疑。”(14)同时,有充分理由表明是苏联挑起了8月13日在新疆的冲突,而这发生在中方已经在8月7日缔结的江域航行协定中对苏做出让步之后,此举表明中国有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愿望。惠廷认为:“如果俄国人对地区冲突的反应完全以防御为动机,他们就会避免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是对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加以惩罚和威慑”,但8月的事件却突破了这个框框,因此他怀疑苏联“有更大的军事图谋”(15)。

  在一份8月21日由国务院发给美驻香港、东京、新德里、莫斯科、伦敦和巴黎使馆的电报中,国务院通报了苏联使馆驻华盛顿的二秘达维多夫就苏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征询美国官员态度的情况,认为达维多夫此举是在试探美国的态度,并且附上了国家情报评估局(NIE )对中苏事态的最新评论,要求外交官们加以关注。这则评论认为:苏联已动用了一系列军事、政治、外交手段,延续和升级敌对状态,准备工作达到了“能够采取各种军事手段的程度”。评论认为,苏联人也许会把利用常规空中力量摧毁中国的导弹与核装置当作最具吸引力的战术,并认为他们不用卷入长期的全面战争就能达到目的(1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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