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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寄语:尊重对立统一规律,构建理性找错纠错机制

——《关于社会自省的哲学反思》第十九章

更新时间:2021-10-07 07:55:23
作者: 沈庆  
“一把手”专权必然导致公权力决策在事前和事中难以自我找错纠错。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执政党来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还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尊重对立统一规律,构建理性找错纠错机制,是完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提升各级领导能力和亿万群众素质的最重要基础性建设之一。

   尊重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在现代中国的特殊重要作用之一,是不断深化认识“一国两制,推进国家统一”重大国策和将其正确落实。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依据是在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将长期存在。矛盾的斗争性使得人类社会拒绝走向霸权主义主导的僵死统一,而矛盾的统一性使矛盾统一体可以较长期保持相互取长补短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在总体上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在一国前提下保留少量资本主义制度特别行政区,有利于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科技和借鉴各种营商保障和社会保障的成功经验。发达国家的先行经验中有不少其实无关姓资姓社,例如官员财产公示、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和通过遗产税、赠与税和房产税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等等。

   对立统一规律还决定了“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之间,不可能是河水不犯井水的邻居,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意识形态更是尖锐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当代资本主义阵营受到的主要威胁,必然要将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做打压中国的重要棋子。不经过两制矛盾的对立统一,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香港明天会更好”。回归二十年来在香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不幸形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一家独大的局面,作为矛盾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处于不出场、不争辩和不作为状态。

   长期以来香港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中,置五千年中华文明于不顾,竟然以鸦片战争后割让香港给英国作为香港历史的起点。1967年港督戴麟趾为平息民怨改革香港的劳工法例、推行六年义务教育,则被视为港英政府“善治”的开端。港督麦理浩所推行的十年建屋计划、九年义务教育、成立廉政公署等被塑造成“善治”的典范。港督尤德、卫奕信及彭定康的政制急促民主化则是港英政府“善治”的继续。甚至把在新中国被经济封锁时期和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先后作为主要转口贸易通道和主要外资引入通道所获得的巨大经济红利,也归功于港英政府的“善治”。于是香港历史被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成为殖民统治者带来的“文明史”,在香港青年中培养出强烈的“恋殖”心态。在香港大中学校的通识教学中,还专门挑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挫折予以妖魔化,充斥着非理性的恐共恐内地心态。导致在许多香港青年眼中,自由民主与内地体制的关系就是真理与恶魔的关系及至善与至恶的关系。

   香港回归后的二十年里顶层富豪的财富翻了几十倍,下层民众的收入增长停滞,房地产垄断造成房价极贵使许多人长期过着蜗居生活,与内地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显著提高形成了明显的落差。许多香港青年将怨恨发泄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特区政府头上,在西方势力支持下使用了诸多越来越暴力和极端的抗争手段:2003年反对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和煽动叛乱等行为;2014年反对普选时由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2019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与内地建立罪犯引渡协议。在这一次次的动乱暴乱中香港的青年学生都是冲在前头。从闯入立法会示威、设置路障封锁交通,逐渐发展到在香港警察总部门前纵火、向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内投掷汽油弹、任意殴打市民、公开刺杀议员、致普通市民死亡、燃烧弹袭击警车等恐怖主义行为。这些暴乱活动还高举英国国旗和美国国旗,乞求英美两国帮助香港示威者对抗“一国两制”重回殖民地状态。

   与此同时内地民众则既看到新中国发展过程中多次严重挫折,又看到在数十年时间跨度中中国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进步和全面崛起,亲身体验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因而在内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成为主流认识。香港与内地民众间特别是两地青年群体间的上述严重认识分歧,已经成为落实“一国两制”的重大障碍。在“两制”的框架下解决这种认识分歧,难以搬用内地行之有效的逐级学习统一认识践行中央精神的做法。在行政管理权分开的“两制”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只能在尊重对立统一规律的前提下,以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彼此都认可的基本理念为基础,经由理性争辩和求同存异不断深化认识,形成依法落实“一国两制”的必要共识。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并不缺乏在行政管理权分开的“两制”间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成功经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挑起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论争。共产党则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使争取新民主主义前途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文化的嘹亮号角。中共代表周恩来还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下属掌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进而团结文化界各方面人士在国统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民主宣传。共产党还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和制度,把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和官僚腐败局面形成鲜明对照,于是有了大批青年学生突破国统区的重重封锁,千里迢迢投奔延安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认真继承这一光荣传统,尊重思想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在香港特区堂堂正正地讲好中国历史、中国道理和实事求是找错纠错促进全面发展的中国故事,就一定可以改变在香港特区恐共恐内地的意识形态畸形独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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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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