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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仓:《老子》与《易》道关系检讨

更新时间:2021-10-06 15:38:34
作者: 李延仓  
即属于殷商文化的范畴。这样一来,如果将这两种观点加以比较,则《老子》之学究竟属于夏文化还是殷商文化的范畴就成为一个无法定论的问题。当然,也许会有人试图弥合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进而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相因,《归藏易》受到了夏文化的影响,但这势必又会导致因为强调连续性而无法突出个性,即夏、商文化各自的特点不明、二者之间的界限不清等诸多问题。一句话,论证《老子》与《归藏易》之间的因承关系的确是棘手的、无法确证的。

   三、道教《老》《易》关系论检讨

   老子是道教的教祖神,被道教尊称为“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是道教的“三清”尊神之一。道教经典中充满了对老子的神化记载,其中自然也包括老子与《易》的关系。对此,我们也需要加以辨析与检讨。

   以东晋道士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为例。葛氏在其中论“老君真形”曰:“但谛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见,则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叠之冠,锋鋋之剑,从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雷电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于《仙经》中也。见老君则年命延长,心如日月,无事不知也。”(《抱朴子内篇·杂应》)这里,葛洪对老君的形貌、服饰乃至仪仗等作了煞有其事的描述,其中“足有八卦”云云无疑使老君染上了浓厚的易学色彩。

   随着道教的发展,其对易学内容的吸收也愈加深入,而老子与《易》的关系也在其中发生着变化。比如,南宋谢守灏编《混元圣纪》卷三曰:“伏羲氏画八卦,象万物,穷性命之理,顺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阴阳,推性命之理,原道德之奥,此与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观太易九六之动,贵刚尚变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静而统之以大,此与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道斯民以仁羲之教,老氏拟议伏羲,弥纶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与孔子合其权也。此三君子者,圣人之极也,老子皆变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变之机,探至精之归,斯所谓至神者矣。”14意思是说,老子通晓《易》道,他的思想与作《易》之“三圣”息息相通,所谓“与伏羲同其原”“与文王通其宗”“与孔子合其权”。毋庸讳言,这基本上是出于抬高老子地位或者沟通儒、道二教的需要而言的。如果说这种观点尚可以勉强接受,那么《太上老君开天经》中的叙述就令人难以接受了。《太上老君开天经》约出于魏晋时期,该经构设、叙述天地开辟之前诸阶段乃至天地开辟、人类产生、文明发展之历程,而在各个阶段老君始终存在,并在历世下降进行传经、教化。该经有云:“九宫之时,老君下为师,口吐《乾坤经》一部,结其九宫,识名天地,清气为天,浊气为地,从九宫已来,天是阳,地是阴,阳者刚强,远视难睹,在天成象,日月星辰是也,在地成形,五岳四渎是也,在人成生,心肝五脏是也,分别名之有异,总而名之是一也。九宫没后,而有元皇……伏羲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曰无化子,一名郁华子,教示伏羲,推旧法,演阴阳,正八方,定八卦,作《元阳经》以教。伏羲以前未有姓字,直有其名,尔时人民朴直,未有五谷,伏羲乃教以张罗网捕禽兽而食之,皆衣毛茹血,腥躁臭秽,男女无别,不相嫉妬,冬则穴处,夏则巢居。伏羲没后,而有女娲,女娲而有神农……老君曰:秘化之初,吾体虚无,经历无穷,千变万化,先下为师,三皇已前为神化之本,吾后化三皇五帝为师,并及三王,皆劝令修善。”15显然,其中所说的老君历代降为帝王之师,乃至口吐《乾坤经》、教示伏羲定八卦云云,不过是道教出于对教祖神的崇拜而采取的神秘化、夸张化的说教而已。概括言之,道教对于老子与《周易》关系的记载并不是事实描述,基本上属于宗教信仰、宗教情感支配之下的伪说、虚托而已,是不足取信的。

   结语

   总之,在上述《老子》与《易》道关系的三种模式中,《老子》与《归藏易》的关系因文献不足而难以为继,道教视域中的《老》《易》关系因关涉宗教信仰而不足为信,唯有《老子》与《周易》在义理上的相通或比较才是合乎情理且有继续讨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由此,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老子》书中找不到《易》的印迹,是否就可以断定《老子》与《易》道没有丝毫的关系,没有受到《易》的影响呢?回答是否定的。抛开扑朔迷离的《连山》《归藏》不论,《老子》与《周易》之间或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可以从老子的生平、身份等侧面做一些合理的推测。据史料记载,老子是周朝史官,所谓“柱下史”“守藏史”“征藏史”,其职业身份一般被认为是国家图书与档案资料的管理者,故最有机会阅读当时的各种文献材料,而《易》书理应是包含在其中的。比如,陈鼓应先生指出:“春秋以前,《周易》为历代史官所掌管,这由《左传》的记载可为明证。老子是史官,故而通晓《易经》。”16这就是说,老子是有机会阅读《周易》并汲取其思想营养的。而在古代,一般认为巫、史合一不分,史官兼具巫的功能,而巫能沟通天地鬼神,掌握祭祀、占卜之职,《周易》作为重要的占筮工具自然会为老子这样的史官所通晓、掌握。再者,巫与医又密不可分,古代典籍中不仅有“巫医”一词17,而且有不少对“巫医”即通医道、懂医药、能给人治病的巫的记载。然而,《易》理与医理又相互贯通,后世有所谓“医易同源”“医易相通”之说。明代医学家张介宾《类经附翼·医易义》称:“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谓《易》之为书,在开物成务,知来藏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以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茅塞稍开,学到知羞,方克渐悟。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18概括言之,无论是从史官之职还是从其兼具的巫、医之功能推断,作为史官的老子之流掌握《周易》皆在情理之中。在《左传》等典籍中多有史官论《易》或易筮的记载,这些记载即是史官明《易》的有力佐证。对于史官与《易》的关系,朱伯崑先生曾说:“关于《周易》的编纂,近人认为出于当时的史官之手,《周易》是经过多次整理而成的。史官在古代兼管占卜之事,据《左传》所载,春秋时期从事占筮的人,有周史、史墨、史鱼、史赵、史苏、蔡墨等,他们都是周王朝和诸侯国的史官。《周易》这部典籍的编纂,出于西周的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19可见,朱先生甚至认为史官是《周易》的编纂者。实际上,老子知《易》、明《易》还有一个合理的推测,那就是与其同时代的孔子熟悉《周易》。比如,《论语·述而》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20、《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21等记载,都是学术界经常引用的材料。多年来,不少学者甚至逐渐深入挖掘出土简帛文献,如帛书《周易·要》所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性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22云云,深入论证孔子的习《易》过程及其易学特点。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孔子对易理的深入探究,没有其对《周易》的整理与传授,或许就不会有易学的后世发展与繁荣。行文至此,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孔子与《易》的关系如此密切,而为孔子所崇敬并多次向其问学、接近典籍的史官老子若不知《易》、不明《易》,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乎情理的。

   概括言之,我们主张老子理应是熟悉《周易》并汲取了它的营养的,《老子》中或许有《易》道的影响。但是,若要从《老子》书中找到其受《周易》影响的确凿证据则无疑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学界有人所说的“整本《老子》,可说是无一处不从易学中来。读者如先会得易学,再治老,当知我言不虚”23“老子是用《易经》坤卦和乾卦交互转化变化而发为明体大用、内圣外王之学的人,是最知《易经》、最明《易经》大智大仁大勇者。全部《老子》,就是一本活用的《易经》。故不明《老子》者,是不知《易经》者,是不能探明老子至高无上之道者也”24之类的结论,笔者是难以接受的。当然,对于学者们试图从《老子》中找到受《周易》影响的各种努力,包括专门的以《易》解《老》的著作,我们并不一概加以否定。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我们对《老子》与《周易》关系的理解和认识,或许它们在某些方面真的触及了二者之间的某种真实联系。

  

   注释:

   1 张其成《易道:中华文化主干》,北京:中国书店,1999年,第138页。

   2 吴玉贵、华飞主编《四库全书精品文存》第七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324-325页。《广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亦载,周武帝“又敕司隶大夫甄鸾详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浅,辩其真伪。天和五年鸾乃上《笑道论》三卷,用笑三洞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详鸾上论,以为伤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惬本图,即于殿庭焚荡。时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云:内教外教也,练心之术名三乘,内教也;救形之术名九流,外教也。道无别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谦谦也。帝览论以问朝宰,无有抗者,于是遂寝”(吴玉贵、华飞主编《四库全书精品文存》第七卷,第320页)。

   3(1)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41页。

   4(2)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叁),第1427页。

   5(3)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叁),第1228-1229页。

   6(4)有学者指出《孟子外书》中有论《易》之言,但此书被学界视为伪书,不足为据。详情可参徐芹庭《周秦两汉五十三家易义》(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的相关内容。

   7(5)陈鼓应《道家易学建构》(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17页。

   8(6)陈戍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54-55页。

   9(7)[汉]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5页。

   10(8)参见邓球柏《周易的智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11(9)刘玉建《〈周易正义〉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92页。

   12(10)陈居渊《〈易章句〉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325-328页。

   13(11)王博《老子与夏族文化》,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1期。

   14(12)《道藏》第1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15页。

   15(13)《道藏》第34册,第618-619页。

   16(14)陈鼓应《道家易学建构》(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

   17(15)如“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管子·权修》);“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

   18(16)[明]张介宾(景岳)《类经图翼(附:类经附翼)》,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第390-391页。

   19(17)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

   20(18)杨伯峻《论语译注》,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4年,第71页。

   21(19)[汉]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236页。

   22(20)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72-573页。值得一提的是,《礼记·礼运》载孔子之言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得以观之。”孔颖达《礼记正义》即把其中的《坤乾》视为以坤卦为首、先坤后乾的殷易《归藏》,如此看来,其认为孔子是见过《归藏》的。这种观点为后世不少学者所接受。

   23(21)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页。

   24(22)徐芹庭《周秦两汉五十三家易义》,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第69页。

  

   李延仓,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载《周易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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