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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与自主创新

更新时间:2021-10-06 07:23:59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题记:2021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启用仪式隆重举行。落成庆典之后,在以“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与传承”为主题的庆典论坛上,北大国发院六位创始教授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分别做了现场或视频分享。本文根据创始人之一林毅夫教授的分享整理。

  

  

   特别高兴能够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者注:北大国发院的前身)创始的五位老朋友再次同台,来谈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与传承。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时,目标非常明确,希望引进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现代化、民族复兴做贡献。

  

   从1994年中心创立至今的27年,中国经济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如果仔细看这27年,包括再往前看1978年以来43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采取的转型方式并不是按照我们学到的西方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讲的——转型要成功,就必须市场化,价格全部放开,国有产权必须私有化,政府必须是有限,国家的责任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推动自由化。经济转型要成功,这几项改革必须同时到位,这一转型思路被认为是当时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

  

   中国从1978年到现在一路走来,推行的是一个渐进的、双轨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既保留了国家干预,也放开了市场准入。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就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刚成立时,学界认为中国这种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会使中国经济发展得比计划经济还差。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通过这种转型方式取得了稳定快速的发展。而且,其他在转型中取得稳定和较快发展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以及更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也都是被当时整个理论界认为是最糟糕的渐进转型方式。遵循当时被认为最好的转型方式的苏联、东欧、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则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作为知识分子,需要思考为什么当时的认识跟后来的实际发展有那么大的差距。

  

   想起来引进的经济学理论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是必然的,我们引进的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理论又是如何得来的呢?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总结,例如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对16-18世纪英国和欧洲经验的总结,李嘉图、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也是对他们所处时代欧美经济现象的总结;另一种是对旧理论解决不了的新问题的原因探索和解决方案,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无法用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来解释和解决,所以凯恩斯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应对,形成了凯恩斯主义。

  

   任何理论必然是很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揭示成功或问题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可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制度变量都非常多,所以理论的构建必然经历“抽象”和“舍象”的过程,找出这个经验或问题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把它抽象出来保留到理论模型中,其他的社会经济变量则被舍象,存而不论,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那些被舍弃的变量如果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原来的理论就不起作用了,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

  

   例如,从亚当·斯密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供需如果发生波动,自己会恢复均衡。其实它有个暗含前提,即经济中供给和需求大致平衡。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经济受到一点冲击,需求减少了,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下降后需求就会增加,供给需求就会恢复均衡,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发生大萧条,30%的人失业,经济存在严重不均衡。失业的人没有收入,即使价格下降,需求也不会增加。有就业、有收入的人,面对价格下降,会多消费吗?也不会,因为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失业。因此,原来认为的市场自动均衡的力量就不存在了,所以就出现了凯恩斯主义,要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直接创造需求,来使经济恢复平衡。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的失业问题已经解决,过剩产能已经被消化,如果再继续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当然就会出现所谓滞胀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就被新的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

  

   既然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有暗含前提的,在发达国家理论的暗含前提变化时,原来的理论会被新的理论取代,那么,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尽管对于我们开拓眼界和思路有帮助,但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制度、社会等各种结构必然和发达国家不同,前提条件存在差异,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理论,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况就会是十分可能的事情。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希望以理论来贡献于国家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像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大师一样,首先看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以总结,形成可以解释这些成功经验的理论;或者,看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可用的条件和办法,提出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以理论贡献于我们国家的发展。

  

   通过上述方式形成的理论不仅有助于中国,也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二战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跟中国有同样的愿望,希望能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但实际上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七十多年,三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事实:第一,成功实现追赶发达国家愿望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数量非常少;第二,那些少数成功的经济体,他们推行的政策在当时的主流理论看来是错误的。

  

   比如,中国的渐进双轨转型很成功,和中国一样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的也都是渐进双轨转型,那些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则都失败了。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当时的主流理论主张用进口替代战略,以政府主导发展现代化工业,但都没成功。少数成功的“东亚四小龙”则都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产业做起,这种模式起初也被认为是错误的。

  

   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世界经济中心也同时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这是因为理论都是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如何判断一个理论贡献的大小呢?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它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现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后,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世界的经济中心必然在中国,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就会是最重要的理论。在了解中国的现象方面,中国的经济学者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因此,根据中国的现象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不仅可以贡献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可以贡献于民族复兴的需要。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条件接近,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也会有帮助,因此,也可以贡献于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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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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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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