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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法律义务与公平游戏责任

更新时间:2007-01-18 21:34:11
作者: 罗尔斯  

  再者,这是一种普遍的对同胞的义务,就是说是对那些在宪法的运行中与我们合作的人的义务。它并不是对官员的义务,尽管也许有这种义务。公民们有权对那些不遵从的人表示愤慨,这一事实表明这种义务是公民彼此之间的义务。进而,这一义务的必要条件是,宪法必须是正义的,普遍的法律制度应该大体上与宪法一致。这样,遵守(或不抵制)不正义法律的义务就强烈地依赖于正义宪法的存在。只有遵守宪法下通过的法律,才可以实现在由宪法规定的、竞争的要求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最后,尽管完全可以说由多数通过的法规制约着少数,因而一个人可能受制于他人的行为,但是并不存在从良心上约束他、让他相信某种政策是最好的这样的问题。宪法是正义的,我们已经接受了他的利益,如此等等是别人的行为约束我们的必要条件。

  5.现在对正义宪法的原则做点评论。这里我将不得不对正义的原则作些预设。尤其是,我将假设有两条恰当地运用于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宪法的正义原则。其中的第一条原则要求每个人对与所有人相同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自由享有平等的权利;第二,不平等是一种专制,除非可以合理地指望它们对每个人有利,并且与不平等相连的或产生它们的地位和职务对所有人开放。我将假设当人们就他们共同制度的基本形式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时,通过强加道德限制于这些理性自利的人们,就可以得出这些原则。这就是正义问题的起源。 与此相关的原则是第一个原则,即平等自由的原则。我认为在它是可能的地方,它会要求宪政民主中的各种平等的自由,这一点可以得到合理的论证。一旦这些自由得以确立,而又存在着宪法程序,一个人就可以视法律为必须在表面上与这些原则相容的规则。每个公民都必须尽其所能地判定是否一项法律(比如说所得税法)侵犯了任何一条原则,这一判断依赖于广泛的社会事实。即使在一个由公正(impartial)和理性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中,也不能期待就这些事情达成一致。

  现在请回忆起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根据一个人自己的正义观念,一个人如何可能受制于别人的行为去遵守一项不正义的法律(不仅仅是违背他自己利益的法律)?换种说法,在我还是自由的、没有被束缚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接受一些所有社会契约都必须遵守的先决(a prior)条件,这些先决条件排除了根据我个人对正义的判断(这种判断不同于其他任何人)来做出决定的宪法程序?为了解释这一点(李特尔已经做过评论)[1],我们需要两个假设:第一,在有限数量的可能被确定的程序中,没有哪一个可以用这种方式使我的决定具有决定性(decisive)。第二,所有这些程序将确定某些社会状况,这至少比无政府主义要好。我很赞同第二个假设并将在下面详述它。第一步是要得出运用于社会体制基本形式(尤其是宪法)的那些正义原则。一旦有了这些原则,我们发现没有任何正义的宪法程序会使我的关于什么是最好社会政策的判断具有决定性(使我成为阿罗意义上的独裁者)。[2]。看样子,事实上在这些有限的宪法程序中,可能不仅没有哪一项能够赋予我这样的权威,问题是即使有这种可能,鉴于一些特殊的社会环境,这也不是正义的,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权威)。一旦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发现以下事实是如何可能的:在我们对之有义务的正义宪法程序的框架中,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我们必遵守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并且的确是不正义的法律。而且即使每个人有同样的正义感(就是说有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并且视宪法程序本身是正义的,这种可能性也会出现。如果说由于社会形式和类似条件的复杂性,多数派决定通过不正义的法律的话,即使最有效率的宪法也不能阻止它们被通过。正义的宪法程序并不能取消所有的不正义,这要依赖于那些贯彻程序的人。宪法程序并不像协调各种利益以达到最优结果的市场。 6.迄今为止我一直在讨论首先提到的那种法律义务的反常(anomaly)的情况,即尽管它建基于正义,我们也可能被要求去遵守不正义的法律。现在我将把第二种反常情况也包括进来,即即便不守法会带来更多的善(被作为利益总量来考虑),我们仍然有遵守它的义务。我想论证的论题是,不仅我们守法的义务是公平游戏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由此它依赖于我们对之有义务的制度之正义),而且正义原则和功利原则(作为利益净额最大化的原则)是绝对相关的。我这样说有两个意思。第一,不正义的宪法不能诉诸功利原则得到证成。由一些人分享的净利的更大结余(balance)不能证成由别人承受的不正义;不正义的制度之可忍受是因为有时候某种程度的不正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因为社会必然性使然;如果不这样,将会产生更大的不正义,如此等等。第二,我们守法的义务,作为公平游戏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不能被功利诉求压倒,尽管它可能被另一正义的责任压倒。这些是具有扫荡性(sweeping)的命题,很有可能是错的。但我愿意简要地检查它们。

  我不知道如何确立这些命题。它们不是通过上面曾用过的论据被确立,以便揭示前曾提到的两条原则在主题是社会体制基本结构时就是那两条正义原则。这样的论据所揭示的是,如果某种自然条件被用以说明正义的概念,那么当主题是社会体制基本结构时,那两条正义原则就在逻辑上与这种观念有联系。这一论据如果是正确的,它可能证明正义原则与功利原则是不相容的,还可能得出,我们直觉的正义观念有时必定会与功利原则相冲突。但是当这些冲突发生的时候,更一般的权利观念所要求的东西仍悬而未决。要证明正义的观念相对于功利的观念应该有一种绝对重要性,就需要一个基于权利观念的分析的更深入的论证,至少就这种权利观念相关于正义的和功利的观念而论是这样。我不知道这种分析是否可能。相反,我想要做的是检验正义观念的确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并从我们深思熟虑的道德观点来看这一观点是否会导致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结果。看起来似乎是,赋予正义以绝对的重要性就是把权利的观念作如此解释:它要求给予具有正义感的个人和他们从原初的平等地位制定出共同制度形式的那些原则以特殊的地位。在这种观念具有吸引力的范围内,相对于功利原则,正义的观念将有绝对的重要性。

  7.现在考虑那两种反常的情况。第一,在义务要求去遵守不正义的法律的情况下,说这种义务依赖于公平游戏原则(这样,也就依赖于正义)似乎是正确的。假设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被要求缴纳一种他认为是不正义(不仅仅出于他自己利益的考虑)的所得税,他绝不会用某些社会群体的纯收入比不正义更重要这样的理由证成那种税收。很自然的论据是诉诸于他对正义宪法的义务。 但是在考虑一种具体问题的时候,一个公民必须作出两个决定。第一,他如何投票(我假设从道德上讲,他投票支持他认为是最好的政策);第二,在他属于少数派的情况下,支持或不阻止所通过的法律的实施的义务是否不被一个更强的义务所压倒,这种更强的义务可能会导致许多行动(包括文明不服从)。在这种想象的例子中,假设真有一个税收法是否应该被遵守的问题。比如说,假设它被设计得故意去不正义地削弱某些社会或宗教群体。如果有人想强调正义观念,那么这一法律是否被遵守就依赖于如下这些事实:(1),宪法的正义性和它允许被修改的机会;(2),所通过的法律的不正义的程度;(3),法律是否在事实上是多数派有算计的意图并且是对进一步的这种行为的警告;(4),是否这种情形的政治社会学允许法律被废止。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或宗教群体理智地(不是非理性地)、正确地认为一个永久的多数或多数联合故意地着手去削减它的基础,而它又没有成功的宪法反抗的机会,那么遵守那一具体法律(更一般的说,可能还有别的法律)的义务就终止了。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可以不再受制于公平游戏责任。当然,也可能会有别的遵守法律(至少暂时的遵守)的原因。有人可能会说不服从并不能改善他们境况的正义或者他们子孙后代境况的正义,或者这将伤及无辜者(即那些不属于不正义的多数的人)。这样,如果不伤害无辜的原则是个正义问题,那么人们就可以诉诸于正义的结余。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诉诸于利益的更大的结余(不管接受利益者的道德地位如何)。我想表明的论题是,在考虑我们是否有义务遵守一项不正义的法律时,人们拒绝功利原则并没有什么荒谬之处,除非它被包括进一种一般原则之中,这种原则要求人们建立最有效率而又正义的制度。 第二,如果法律是正义的,并且我们出于公平游戏责任应去遵守它,但不遵守可以产生更大的利益结余,这时,另外一种反常情况就出现了。所得税的例子可用以阐明这种熟悉的观点:任何一个人(可能甚至是很多人)不纳税的社会后果并不引人注目(我们假设这在价值上为零),但是对那个人而言或对另外一个他把这笔钱给予他的那个人而言(所得税制度具有第一种不稳定性),私人所得都是可观的。然而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并打算继续接受所得税所属的财政体制的利益,公平游戏责任就约束着我们,让我们纳税。当可能有更大的利益总额时,为什么这是合理的而不是对规则的盲从?因为由其他所有人一致遵守的合作体制自身产生出了被普遍分享的利益,在税收这样的事例中,没有理由免除任何人的义务以使他们享受免责(exemption)带来的利益(通过投票使宪法程序得以运行的道德义务是个与此相似的例子。我们的投票并不会使选举结果有什么不同,但这一事实并不足以压倒这种义务。然而它可能被别的许多考虑所压倒,如一个人对所有的党派都不抱有希望和幻想,或他信息不足(这可以原谅),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有时候某些免责也会以正义或公平的方式被安排。如果是这样,把免责包括在内的实践就更有效率,如有可能,它就应该根据建立最有效而正义的实践的原则被采纳(不考虑改变的问题)。举个例子,在干旱时期储水的管理这个熟悉的例子中,可能会发现在饮用水之外一定程度的超额用水并没有害处。在这个例子中,可以采纳某种轮换制度,这种轮换制度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免责,如给予街道对面的住户以隔日轮流的免责。这里细节并不重要。主要的观点是,如果更大的利益总额可以有效率地、公平地分配给那些创造这种利益的人,那么就应该这么做。选择一个效率较低的公平合作计划而放弃另一个效率较高的,这种做法确实是不理智的。但是这一事实不可混淆于以更大的效率证成不正义的制度这种情况,也不可混淆于诉诸功利而免除自己的公平游戏责任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理由分配免责带来的利益,或者这样做没法避免过多成本的问题(正如在所得税或选举这样的例子中那样),那么这种利益就应该被放弃。有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观点,但这并非不理性的,也不是规则崇拜问题。毋宁说,这是诉诸于公平游戏责任,这种责任要求一个人拒绝接受那种不能公平地分配给使其得以可能的人的利益。

  那些做出努力并承受了对自己自由的限制的人们应该分享产生的利益,这一事实是最初平等地位假设的结果,它属于第二个原则。但是分配正义的问题太复杂,我们不得不到此为止。而且,似乎不太可能有某种实质性的社会利益不能被公平的分配。

  8.综上,我认为下述命题是正确的。

  首先,我们守法的道德义务是公平游戏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这意味着法律秩序被看作一套社会合作体系,我们受制于它是因为:第一,这一体制是正义的(就是说,它满足两条正义原则),并且没有任何正义的体制可以确使我们在选举中不处于少数派地位。第二,我们已经接受并打算继续接受这一合作体制的好处。如果我们未能遵守法律,未能根据我们的公平游戏责任去行动,相互冲突的要求(它们由正义观念得以规定)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当然,公平游戏责任并不旨在说明我们的犯罪行为是错的,而是想部分地说明缴纳所得税、投票等义务。 其次,我们认为正义的观念有一种相对于功利原则(未必相对于其它的道德原则)的绝对重要性。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正义和功利两种观念的结合必须采取建立最有效而正义的制度的原则这种形式。这意味着不正义的制度和法律不能通过更大的利益总额得到证成,公平游戏责任也不能这样被压倒。不正义的制度和法律或者对公平游戏责任的压倒只有通过更大的正义的结余才能得到证成。我不知道证明这一命题的方法。通过分析论证并不能表明正义原则的确就是正义原则。但我认为可以表明的是,建立最有效而正义的制度的原则并不会导致与我们的直觉判断相反的结果,无论如何它都不是不理智的。而且,它是某种理论上的简化,在这种简化中,人们不必在正义与功利之间进行价值权衡。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简化并不是真实的,因为要确知正义的结余同别的任何事情一样的困难。

  

  注释:

  在英美哲学中,obligation 和 duty 有时做了严格的区分,有时意思差别并不大。祥见R.B.Brant“The Concept of Obligation and Duty”,Mind,vol.73,1964。“义务”与“责任”是否能准确对应这两个词还值得商讨,但本文仍强将obligation 译为“义务”,而将duty译为“责任”。本文译自John Rawls“Legal Obligation and theDuty of Fair Play”,载于Collected Papers,Samuel Freeman 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 自由和没有约束的隐喻性用法采纳自I.M.D.李特尔对肯尼斯· 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纽约:约翰·威利,1951)一书的评论,见《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0期,1952年,第433页。我的论证在所有根本性的方面紧随其后,唯一的增加在于我在说明究竟什么是阿罗的“非独裁条件”时引入了正义的概念。

  [2] 见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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