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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更新时间:2021-10-06 00:00:17
作者: 费孝通 (进入专栏)  

  

   本文为费孝通先生于1993年7月24日在第四届两岸三地“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收录于《费孝通谈民族和社会(增订版)》(学苑出版社2019年10月)。

  

   年近谢幕,时时回首反思多年来在学术园地里走过的道路,迂回曲折;留下的脚印,偏缪杂呈;究其轨迹,颇有所悟。趁这次老友会聚,略作自述,切盼指引,犹望在此生最后的尾程中勉图有所补益。

   一

   对“社会”历来有两种基本上不同的看法。一是把社会看做众多个人集合生活的群体。严复翻译 sociology作“群学”。众人为群,一个个人为了生活的需要而聚集在一起形成群体,通过分工合作来经营共同生活,满足各人的生活需要。人原是动物中的一类,衣食男女,七情六欲等生活需要,来源于自然界的演化,得之于个人的生物遗传。在这些方面人和其他动物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是生物界演化到了人这个阶段出现了超过其他动物的智力。人被生物学者称之homo sapiens,sapiens就是智力的意思。凭此特点人在其满足需要上具备了超过其他动物的能力。人和人能通过共识和会意建立起分工合作的体系,形成了聚居在一起的群体。

   严复把sociology译作群学,以我的体会说,是肯定活生生的生物人是构成群体的实体,一切群体所创制的行为规范,以及其他所谓文化等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服务于人的手段。

   另一种看法却认为群体固然是由一个个人聚合而成,没有一个个人也就没有群体,这是简单易明的。但是形成了群体的个人,已经不仅是一个个生物体,他们已超出了自然演化中的生物界,进入了另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就是社会界。在这个层次里一个人不仅是生物界中的一个个生物体,或称生物人,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里的社会成员,或称社会人。社会是经过人加工的群体。不仅不像其他动物群体那样依从生物的繁育机制吸收新的成员,也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每个人可以依他生物遗传的本能在群体里进行生活。在人的社会里, 孩子须按社会规定的手续出生入世,生下来就得按社会规定相互对待的程式过日子;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待不同的对象,都得按其所处的角色,照着应有的行为模式行事。各个社会都为其成员的生活方式规定着一个谱法。为了方便作个不太完全恰当的比喻,像是一个演员在戏台上都得按指定了的角色照剧本规定的程序进行表演。每一个歌手都得按谱演唱。社会上为其成员规定的行为模式,普通称为规矩,书本上也称礼制或法度。它确是人为的,不是由本能决定的;是经世世代代不断积累和修改传袭下来的成规。通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育,每个人“学而时习之”获得了他所处社会中生活的权利和生活的方式。不仅如此,如果一个社会成员不按这些规矩行事,就会受到社会的干涉、制裁,甚至剥夺掉在这个社会里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真是生死所系。

   社会在自然的演化中是继生物世界而出现的一个新的但同样是实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以生物体为基础的,正如生物体是以无生的有机体为基础一样。生命的开始,出现了生物界,生物群体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界。人还是动物,但已不是一般的动物,人的群体已不是一般的群体,上升成为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本身是个实体,生物人不能认为是社会的实体,而只是社会的载体。没有生物人,社会实体无法存在,等于说没有有机物质,生物实体无法存在一样。有机物质是生命的载体,生物人是社会的载体。实体和载体不同,实体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它可以在载体的新陈代谢中继续存在和发展。正如一个生物人是由无数细胞组成,个别细胞的生死,不决定整个人的寿命。个人的生命正是靠其机体细胞的不断更新而得以延续。同样的社会里的个别成员,因其尚属生物体,还是受生物规律的支配,有生有死,但并不决定社会群体兴衰存亡。因之,生物实体和社会实体是属于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两个层次。人有两个属性:生物人和社会人。

   这一种把社会看成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和把社会只看成是人的群体的生活手段,从理论上说是两种不同的看法。

   二

   我初学社会学时,并没有从理论入手去钻研社会究竟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我早年自己提出的学习要求是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了解的目的是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为此我选择了社会学。现在回头看来,我是受上述第一种看法的引导而进入这门学科的。把社会学看做是一门研究人们群体生活的行为学科,很符合严复翻译的意思,社会就是人类的群体。更符合我的主观倾向的是社会所规定的一切成规和制度都是人造出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手段,如果不能满足就得改造,手段自应服从人的主观要求。中国人民在我这一生中正处在社会巨大变动之世。如果社会制度不是人类的手段,那就好像谈不上人为的改革了。

   我第一本翻译的社会学著作是乌格朋(Ogburn)的《社会变迁》。那时我还刚刚和社会学接触。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很同意他的科技进步引起社会变迁的理论。科技变迁了,社会的其他制度也得相应地变迁,不然就出现社会脱节和失调。科技的进步是人为的,是人用来取得生活资源的手段,其他部门向科技适应也得出于人的努力改造已有的制度。这个理论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也可算是我进入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入门标记。今天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我是无意地从上述的对社会第一种看法进入这个学科的,我说无意地因为我当时还没有领会到还有第二种看法, 所以并非有意的选择。

   接着我在燕京大学学习的最后一年,适逢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来华讲学。我被他从实地观察来进行社会研究的主张所吸住了,据说这种方法来自人类学,我就决心去学人类学,虽然我当时对人类学还一无所知。我从燕京大学社会系毕业后,由吴文藻先生介绍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跟史禄国教授学人类学。史禄国原是帝俄时代国家科学院里的人类学研究员。十月革命时他正在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考察,研究通古斯人。当时俄国发生了革命,他不愿回国而留在中国进入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后来又和同事们合不来,转入清华大学教书和著书。人类学在中国当时还少为人知,我投入他的门下,成了他所指导的唯一的研究生。

   史禄国(1887—1939)他依据欧洲大陆的传统,认为人类学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人类体质、语言、考古、社会和文化。可说是人和人文的总体研究。他为我定下了一个6年的基础学习计划,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三个部分,规定我以两年为一期,三期完成。我从1933年先修体质人类学,同时补习动物学,作为第一期。按清华大学的章程,研究生学习只规定至少两年,没有限期。我就准备按他的学习计划进行,预备修完三期。到1935年暑假我结束了第一期,学会了人体测量和体质类型分析,写出了两篇论文,经过考试委员口试及格,按清华的章程,两年后考试成绩优秀可以取得清华公费留学的资格。1935年正逢史禄国的休假期,而且他自己又另有打算,决定休假后不再继续 在清华任教。所以他为我做出了新的安排,1935年暑假后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一年,然后1936年由清华公费出国进修,他不再自己指导我第二和第三期的学习计划了。

   我按他的意见,1935年暑假到广西大瑶山,现在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去进行实地调查。我携带了人体测量仪器以进行体质调查,并有前妻王同惠同行,共同进行社会调查。该年12月结束了大瑶山里的花蓝瑶地区的调查后,准备转入附近坳瑶地区时,在路上迷失方向,遭遇不幸事故,我自己负伤,前妻单独离我觅援,溺水身亡;我在医伤和休养期间按和王同惠一起搜集的资料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这是我第一个社会实地调查的成果。

   费孝通为王同惠所写的悼念词按史禄国所设计的学习进程,这是我超前的行动,因为社会人类学这一部分是安排在第三期学习计划里的。在编写这本书之前我只阅读过史禄国关于满族和通古斯族的社会调查,印象并不深,而且我对社会学理论也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回想起来,从史禄国老师学到的也许就是比较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对各个民族在社会结构上各具特点、自成系统的认识。所谓各有特点、自成系统就是指社会生活的各部门是互相配合而发生作用的,作为一个整体就有它特独的个性。我通过瑶族的调查,对社会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看得更清楚和具体了。这种体会就贯串在我编写的这本《花蓝瑶社会组织》里。我从花蓝瑶的基本社会细胞家庭为出发点,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生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了叙述。

   瑶山里所取得的体质测量资料我没有条件整理,一直携带在行李里,最后在昆明发生李、闻事件后仓促离滇全部遗失,花蓝瑶的体质报告也就永远写不出来了。但这并不是说我这两年体质人类学的学习对我的学术工作上没有留下影响。除了我对人类的生物基础有了较深的印象外,在分析类型进行比较的科学方法也为我以后的社会学调查开出了一个新的路子。

   我原有的学习计划既然发生了改变,1936年暑假我就准备出国,并由吴文藻先生安排,决定到英国 LSE 跟马林诺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比史禄国给我预定的计划,免去了语言学的一节。从瑶山回到家乡我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等候办理出国入学手续,我姐姐就利用这段时间为我安排到她正在试办农村生丝精制产销合作社的基地去参观和休息,这是一个离我家不远的太湖边上的一个名叫开弦弓的村子。我利用在村里和农民的往来,进行了一次有类于在瑶山里的社会调查。我带了这份在这村子里收集到的有关农民生活的调查资料一起到了伦敦。

   1936年暑期,费孝通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休养时与村里的孩子合影我根据这批开弦弓的调查资料写出的提纲,首先得到了当时我在伦敦的导师Firth的肯定,随后又得到Malinowski的注意,当即决定他自己亲自指导我编写以中国农民生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我能获得这样顺利的学习机会。后来在有人看到我的论文后,向我提出了个问题:你怎么会在没有和LSE接触之前,就走上了功能学派的路子?那时我才明白我从史禄国那里学来的这些东西,着重人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原来就是马氏的功能论的组成部分。我当时只觉得马氏所讲的人类学是我熟悉的道理。我们相见以前,已有了共同的语言。

   回到我第一节里提出对社会的两种看法,我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原因也许在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除了第一种看法之外,还有第二种看法,和两种不同看法的区别。这表明我在理论上不够敏感,也就是功底不深。

   我对史、马两位老师理论上的特点直到现在也不敢说已经了然。我听说史禄国后来看到了我那本《江村经济》时曾经表示过不满意的评论。我模糊地感觉到在他的理论框框里,我这本书是找不到重要地位的。但由于我没有吃透他的理论,我还不敢说哪些方面引起了他不满意的反应。

   对马氏的理论我多少有一些捉摸。按他已经写出来的有关文化功能的理论,按我所理解的程度来说,基本是属于我上述的第一种看法。马氏的功能论的出发点是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文化体系都属于人用来满足其基本生物需要 及由生物需要派生的各种需要的手段。这一点他一直坚持的,同时他也承认文化的整体性,就是说人为了满足其需要而创造出的文化是完整的。说是完整就是就完备而整体的。它必须满足人作为生物体所有全部需要,本身形成一个整体,其各部分是相互联系和配合的一个体系。简单说是整体论和系统论。

他提出这一套理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他是个人类学中主张实地调查的先行者。他长时间住在Trobriand岛的土人中间,学会土语,直接参预土人的集体生活。他深深觉得要理解一个群体的生活必须从整体上去观察他们怎样分工合作,通过有系统的活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也就是满足他们的需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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