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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初见《易》

更新时间:2021-10-05 23:50:37
作者: 龚鹏程 (进入专栏)  

  

   我买第一本《周易本义》时,店员不肯卖我,认为我看不懂。那时我才小学,费了些唇舌跟她讲了一卦,才把书购得。

   那时对《易》的感情,与一般入门者相同,就是占卜。神秘呀,好奇呀,每天拿着竹签当蓍草,卜来卜去,什么都占。渐就觉得太繁琐了,改用金钱卦,至于鸟卦、米卦则无兴趣。

   这才知道各种占法其实多与《周易》无关,因为用的多是伏羲先天八卦。而所谓先天卦恰是后来宋朝邵雍造的。

   邵氏及与之相关的河图洛书等各种数术,《周易本义》涉及不多,须再旁求于其他。而其他的那些书,就不是一般书铺所能提供的了。

   台湾中部数术书的流通,以瑞成书局为代表。它是台湾现存最老的书局,一九一三年开办,专售汉文书。

   店在第一市场,乃是与世俗民众最接近之处。其书有三大类,一是传统蒙学通俗读物,如《千字文》《百家姓》《明心宝鉴》《昔时贤文》《女儿经》《幼学》《论语》《孝经》等。

   二是宗教,因店主许克绥于光复后追随(孔德成先生的秘书)李炳南先生习佛,李先生在台中开莲社并办图书馆、育幼院,许氏翊助之,遂刊印无数佛书、善书,渐亦广及道教与民间宗教。

   三是五术。这是台湾对江湖术数的总称,因为传统社会之江湖方术固然千千万,但总摄其类,不过这五端:

   山,即仙道也,含服食、炼丹、用符、静坐、拳勇等,以求长生健体者;也有人说看山势、风水、峦头、来龙去脉、寻砂点穴者亦属之。

   医,即方剂、针灸、草药、鬼神祝咒等,以求却病者。

   命,即算命推运,如紫微斗数、四柱推命、星平会海等。

   相,相也用以知命,但方法不同,有手相、骨相、面相、阳宅阴宅之相法等,《汉书·艺文志》称为形法学。

   卜,占问卜筮,占卜者以《周易》为代表、选吉者以奇门遁甲为主,测局者以太乙神数为主,以十二运卦卜之,均为易学之流或变。

   这山医命相卜,通行于民间。从通书、万年历、择日、取名、合八字、动土、上梁、开张做生意、买房子看方位,到个人时命吉凶、日常保健与疾病医疗,无不包摄。

   鲁迅曾感慨说历来都以为影响中国社会最大的是儒家,其实不然,中国文化之根柢全在道教。他所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观。只不过他因对此厌恶而无知,无所理解,所以不知此非道教,乃五术也。瑞成书局就出了大量这些书。

   由读易而被钩起的好奇,便诱引我找到了这易占术数之海。河洛精蕴、皇极经世、梅花易数、太乙照神、孔明神卦、秘传文王课、铁板神数、三才神算等等,目迷五色矣!

   一、窥学统

   进大学后,情况渐生变化。当时的经学课,五经独缺易,我乃将髫年玩索象数之心得写成论文,并牵连于《连山》《归藏》,呈教李爽秋师。

   老师看了很头疼,始介绍我读屈万里、戴君仁诸先生书。这才是学院中讲易之主流,大抵延续清人扫却图书、精研考据之途,又有民初“古史辨运动”之色彩。

   清人论易,因反宋人数术之故,以《易图明辨》开端,谓图书多本于道教。但其后考据大兴,为了讲汉学,竟大力恢复了汉代的象数。

   屈先生以文献考据名家,卻继而再破汉易。在台大讲授多年,有《先秦汉魏易例述评》等书。戴先生相应地亦作《谈易》《春秋辨例》,皆不以汉人说经为然。显示了朴学由回到东汉,再回归西汉之后,更往上溯于先秦的学术史动态。

   戴先生北大中文系出身。他们的思路,显见新文化运动以来之学术发展实又为一复古运动。只不过这时的古,被界定为古代本来面目。只是这面目已被几千年汉宋儒者遮蔽了,所以才有待今人拨云翳以见青天,此即古史辨运动出现之逻辑。

   当年考证古史,就有一大拨健将反对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与《易经》的传说,要回到卜筮的原初型态;不信十翼,要直接由卦辞爻辞或卦爻的组合关系上去探究《周易》为何而造、为何如此造。

   他们推测的《周易》原貌,虽没有近年讲古文明密码、外星人遗迹等等那么离奇,可也是竭尽想象了的。

   例如有位徐世大先生作《周易阐微》一书,考证出作者名叫中行明,是个晋国人,奉使去赤狄,结果迷途到了易国。又因一女子事而被俘,所以作《易》求救,其时间大约在晋灵公末年、鲁宣公初年。

   当时以古史说易的风气往往如此;却不知这样由卦爻辞猜谜而拼凑出的所谓史实有何价值?若《周易》真是这位中行明先生的求救信,此君也就太可怜了,居然两三千年以后才有人能读懂它,遂令求救之书徒成沉冤莫雪之窦。而我们今天再来读《易》,除了明白此一段哀事之外,于进德修业又有什么益处呢?

   “古史辨”那一代人解易之成果,大抵如此,但其摧陷廓清汉易卦气之迷障,也不可一笔抹煞。

   脱离此一史学路数而对汉易别有发展的,则是哲学家之说易,如方东美先生论易之逻辑,即颇益人神思。

   另也有以数学和科学讲象数的,如黎凯旋先生等,我觉得都是汉易之发展。后来徐芹庭先生讲来氏易,也属于此。

   义理解易,则当时似无名家,方先生论大易精神及牟先生论易所显示之道德的形上学等著作尚未面世。较多的是一些易学史作品。

   二、理注疏

   当时我所能汲取的资源,大抵如此,而竟以此冥行独造起来。二十岁,入研究所以后即写《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二十万字。想把汉易、王弼注、孔颖达疏、到宋代周敦颐程伊川朱熹这条脉络打通。

   因此该书有两条史学的线,一是想说明易学史上三个问题:一是王弼与汉易的关系,王弼真的“扫象”吗?二是南北朝易学之流布,是否如《北史·儒林传》讲的是南王弼北郑玄?三是南北朝易学最后统合于王注,王注被唐代采为《正义》之依据,但唐人疏是否真依王,疏不破注?

   接着还要讲三个大一点的历史问题:唐人为何要大规模修纂《五经正义》,经典之再解释,对唐代帝国之意识统合到底有何作用?又显示了什么学术史的意义?

   以上这些是属于史学的,底下这三个问题则是哲学的:

   (一) 作为“三玄”之一,《易经》在魏晋玄学中之作用如何?过去大家只注意老庄,好像玄学就是老庄。

   (二) 大家都知道:佛教进入中国,晋以后开始以老庄“格义”。但佛家也开始解易,关注的人就少了,更有谁研究过它在义理上的是非?

   (三) 宋代理学,大家都推源于韩愈李翱,由中唐讲起。但理学家讲太极、讲理气、讲中庸、讲阴阳,是由李翱韩愈讲下来的吗?会不会都忽略了南北朝隋唐易学这一线索?

   我的书,篇幅不太大,但处理的这些问题与所得初步之答案,却极重要,为昔人所未及知。故考试时深为胡自逢诸师所赏,后来赖贵三兄编《台湾易学史》时也列有专章介绍。

   少作不磨,私心当然甚喜。但如今讲史学讲哲学的朋友,似乎不甚读易,也不太知道我的研究成果,还在那里乱扯,颇觉遗憾。

   魏晋间论易,发展象数者为陆绩、虞翻;黜象者为锺会、王弼。然王注本有扫忘未尽者,当时人亦未必以王锺为然。如孙盛《易象妙于见形论》、殷浩《易象论》、刘侯《易象论》、荀顗《难锺会易无互体论》等均仍以为象不可废。

   嗣后梁陈国学并行郑玄、王弼二注,齐且唯传郑义;北朝以郑玄、王肃为主,河南及青齐间则有讲王弼易者,可见王氏扫象之说并未定为一尊。

   孔氏《正义》综合南北,虽以王注为基础,但对象数之立场不同于王,发明卦爻义例、阐明象数、论十二月消息卦、谈卦气与六日七分,又据数言体,云初上无位、大衍六义,旁采易纬,于九六之外更言七八,可谓洋洋大观,补王正王之处甚多。

   从前每个读书人都读孔氏《正义》,却不知此基本立场,遽以为孔氏宗本王弼,疏不破注,以致糊涂了一千三百多年。到我才把真相揭破了。

   在我之后七八年,1986年,大陆朱伯崑先生出版之《易学哲学史》也关注到《周易正义》其实与王弼不同。但朱先生不懂经学,故不是从经学传统上说,而是就易学说“《周易正义》的出现,从易学史上看,具有调和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的倾向。”

   依先生之见,易学可分汉人象数、王弼义理两派。《周易正义》是从王弼派易学的角度,对两汉以来的易学发展的成果所作的一次总结。孔颖达企图用汉人的元气说去扬弃或纠正王弼玄学易中的贵无贱有思想。

   朱先生的门生弟子多、影响大,故后来谈到《周易正义》,如刘玉建、赵荣波、吕相国等,都是一个声口。

   这可真不是一般的错误!吕相国《对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理路的思考》一文,虽说我《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是后学必看之书,可显然还没看懂。朱先生的两派说、融合论等,我就不赞成。

   三、通三教

   王弼注,于魏晋玄学中特胜。然今人但知魏晋为玄学、为老庄,仿佛“经学儒学的汉代”与“老庄玄学的魏晋”适成一对比,遂由此制造了无数文章、无数学位职称。其实皆可笑。

   玄学指一种治学之角度、方法、眼光,类似今天讲的哲学,并不只谈老庄或以老庄为主。这种方法,可讨论言意问题、历史问题、名教问题、自然问题等,超超玄箸,颇涉及形上层面及价值意义;与从前考礼制、诂文字、笺器数之类征实之朴学方法不同,所以才形成为一种特色。

   老庄固然可以用这方法去讨论,《易经》也一样,此外,“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谈家口实”(王僧虔诫子书)“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世说.言语),谈的东西多哩,哪就都是老庄?

   其中,易注在南北朝,可考者凡一四九种,其中雖有许多濡染风气,采取这种方式论易。但更重要的是:与老庄结合者并不多,主要是结合了佛教空宗义学。

   佛教传入中国,本来是大小乘差不多同时,密宗在晋朝时也已输入。但在影响上大乘空宗一枝独秀。早期格义,主要是以般若性空去附会老庄之“无”,故有无之辨甚多。

   般若学六家七宗以后,渐转回佛家本位,大阐空义;而对老庄的兴趣也转向了《易经》,开始用佛理解易。许多解易的儒者也如此。

   孔颖达对此风气却是不满的,序文中明确批评:“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

   它这部书的宗旨之一,便是分判儒佛,而非朱先生他们以为的调和汉玄。

   之所以如此,有当时“三教讲论”的制度环境因素,故亦可由此观察唐初思想界大势。而此后这个大势也越来越明晰,儒家主流,不论吸不吸收佛教,态度或方法都必是分判儒佛。

   佛教解易之风此后虽然也一直不断,但毕竟未成体统,具体专著只有蕅益的《周易禅解》。一直到近代熊十力,更由《易传》发展出“新唯识论”来区判儒佛,可说是一有趣的历史呼应。

   故此后的儒学基调,不由韩愈始开,不能从中唐辟佛或陈寅恪所谓汉民族文化本位运动往下讲;儒者讲心性理气太极体用等,更不能仅溯源于中唐或以为是宋儒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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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龚鹏程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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