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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巴赫金对作者意图的独到诠释

更新时间:2021-10-03 07: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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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列夫(原名:王勇),男,《回族文学》杂志社编审,主要从事巴赫金文艺思想研究(新疆 昌吉 831100)。

  

   内容提要:诠释学者在诠释文学作品的意义时,总是会涉及如何看待作者意图这一问题。诠释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巴赫金的看法与之有相近之处,同时又有巴赫金的独到之处。巴赫金始终认为,作品中总是存在或明或暗、可以揭示的作者意图,巴赫金主要是从小说话语中的多声性和对话性视角来深入诠释作品中的作者意图,这一点在复调小说理论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视为复调小说,认为这类小说不同于独白小说的一个根本之处就在于作家在实现自己的作者意图时,采用了一种与人物对话的表现方式,从而使复调小说的作者意图充满了对话性表现力。

   关 键 词:巴赫金  作者意图  独白小说  复调小说  诠释学  Bakhtin  the author's intention  monological novels  polyphonic novels  hermeneutics

  

   什么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之源?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诠释总是会碰到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作者意图与作品意义的关系。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也是诠释学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虽然巴赫金生前并没有把自己视为一个诠释学家,但他在诠释文学作品的意义时却体现出一种诠释学的眼光。“解释”与“理解”这两个诠释学核心概念是他的文本理论中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如何看待作者意图这一问题也是巴赫金格外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诠释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赫施与伽达默尔围绕以上问题先后发表过不同的看法。就笔者所知,虽然巴赫金生前与这些诠释学家并不相识,也没有直接参与这些学术争鸣,但是当我们把巴赫金的有关看法与之对比就会发现,虽然“两个表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可能相距很远,互不知道,但只要从涵义上加以对比,便会显露出对话关系,条件是它们之间只需存在着某种涵义上的相通之处(哪怕主题、视点等部分地相通)”[1]333。“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它们全能相互比较,能够相互补充,相互对立,相互形成对话式的对应关系。”[2]72这时巴赫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虽然在内涵上与其他看法会体现出某些相近、相通的地方,但在另一方面,巴赫金的看法又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他享誉中外学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一论著中,这一点就得到了集中体现。

   赫施与伽达默尔的一个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作者原意或意图这个根本问题。赫施始终捍卫的显然是传统诠释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一件文本的意义应是该文本作者意欲表达的意义。”[3]9“如果文本含义不是由作者所决定的话,那么,就没有一种解释能够说出文本的含义,因为这样,文本就根本没有确定的或可确定的含义。”[3]14所谓作品原意,是指作者创作的本来旨意。断然否定作者原意或意图的存在,不仅切断了作者与作品固有的血肉联系,也会模糊解释的标准,滑向过度诠释和相对主义。对作品意义的理解首先就是要避免误解,力求达到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原理解。伽达默尔代表的哲学诠释学则认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行为。”[4]403伽达默尔的观点标志着诠释学在当代的一个重要转向,即赋予作品意义的重心开始从作品的原创者转向作品的理解者。这时,“作者的思想绝不是衡量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的可能尺度”[4]535。作者已经不再是作品意义权威的赋予者,所谓的作者意图开始被悬置起来存而不论,作品的理解者开始扮演作品意义建构者的主要角色。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在理解作品意义时,必然会置身于当下所在的理解视域,他对作品意义的理解总是会受到自身“前见”的限定或制约。诠释活动中并不存在不受“前理解”影响的理解行为,要完全摆脱理解者先入之见的影响,希望设身处地、不走样地还原作者对作品的原理解,只是一种天真、徒劳的理想。这里顺便提一下,中国学者洪汉鼎在哲学诠释学里程碑式的著作《真理与方法》的译者序言中提及,1989年在德国与伽达默尔见面并请教此书的翻译事宜,令译者大为惊讶的是,当时伽达默尔本人对此事却并不感兴趣。其中缘由据译者所述,主要是因为伽达默尔认为自己在德文原著中意欲表达的思想要义不可能在中文译著中得到如实呈现。伽达默尔的看法虽然自有其道理,但他一方面在哲学诠释学中轻视作品中存在的作者原意,另一方面却又格外重视自己著作中的原意,这毕竟有些反讽意味。

   谈到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问题,巴赫金晚年在一篇笔记中两次特别提到,理解者面临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依照作者本人的理解来领会作品,不超出作者的理解。解决这一任务是十分困难的,通常需要借助大量的资料。第二个任务是利用自己在时间上和文化上的外位性,把作品纳入我们的语境(对作者来说是他人的语境)。”[1]409也就是说,“对文本的理解,应达到该文本作者本人对它的理解。然而,可能并且应该达到更好的理解”[1]405。如此看来,相比上述诠释学家的不同看法,巴赫金的回答看似是在扮演某种“居中者”的角色。他一方面在明确肯定赫施持有的基本看法,另一方面又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立场表示积极认同。对此,我们只有继续跟随巴赫金的思路,以他的具体论述为依据,才能进一步看清巴赫金与他人看法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从而更加完整地把握巴赫金文本诠释理论的全貌。

   首先应该指出,虽然表现和解读作者意图的方式充满多样性与复杂性,而且巴赫金明确提到,作者也不是作品意义的唯一赋予者,有些潜在的作品涵义,即便是创作者本人,往往也不能自觉地加以感知和评价。但是纵观巴赫金的文本诠释理论,其中贯穿着一个坚持不变的看法:作品中或明或暗地总是具有不可否认的作者意图,而且作者立场、作者声音、作者意识在作品意义的建构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巴赫金看来,活生生的话语世界并不存在完全无主的话语,“任何文本都有主体、作者(说者、笔者)。”[1]301。作者“即这个话语的创造者,话语所表现的正是他的立场”。“任何话语在这个意义上,都有自己的作者。我们从话语自身中,听得出它的作者——话语的创作者。至于实际上的作者,他在话语之外的情形,我们却可能一无所知。而且实际的作者如何表现出来,差别可能很大。一部作品可能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又可能是几代人延续劳动才完成的,如此等等。但不管怎样,我们总能在这部作品中,听出一个统一的创作意图,听出一定的立场。”[5]243如果说自20世纪60年代《真理与方法》问世以来,学界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关注已蔚然成风,那么,巴赫金在同时代发表的以上看法的确是在以反潮流的姿态与“去作者化”的诠释立场划清界限,呼应并肯定了赫施的诠释原则。巴赫金还特别强调,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流传至今的作品,都有原生的文学和文化语境,解读者首先应该回到作者创作的原来语境,深入体察作者的创作苦心和原意。尽管对作者这一创作意向的真切追寻需要学者付出十分艰辛繁重的学术努力,但这一切也是值得的,因为“文学领域和广泛一些的文化领域(文学是不能与文化隔绝开来的),是构成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立场必不可少的环境;离开这个环境,既无法理解作品,也无法理解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意向”[1]458。因此,他在深入揭示古典作家拉伯雷作品的经典意义时就多次提醒人们:“要懂得拉伯雷,就应该以他同时代人的眼光、在他所代表的千百年传统的背景上来看他。”[6]257今天的读者面对拉伯雷作品中触目可见的怪诞、诙谐甚至有失体统的狂欢化叙事倾向,是否也会像当时读者那样报之以心领神会的审美反应和领悟?这里就存在一个是否能够深入作品原生态语境进行理解的问题。“过去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只是从近代的文化、美学和文学规范的角度着手,也就是说,没有用它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它们,而是用不适用于它们的近代尺度来衡量它们。人们把它们现代化了,因而对它们作出了不正确的解释和评价。”[6]22“相反,我们深信,只有通过这个途径,即只有从民间文化角度来看,才能够揭示真正的拉伯雷,即通过拉伯雷来表现拉伯雷。迄今为止,人们都只不过把他现代化了:人们用近代的眼光(主要是用对民间文化最不敏锐的十九世纪的眼光)来阅读拉伯雷,人们从他那里读到的只是对他自己及其同时代人和客观上最不重要的东西。拉伯雷的特殊魅力(而这种魅力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的)至今尚未得到解释。”[6]69在巴赫金看来,正是理解者对作品原语境和作者原理解的忽视,“对于理解拉伯雷特别有害”[6]156。

   但是,巴赫金远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另辟蹊径。把握到这一点,重读他的一系列论著,就会从中理出这样一条重要的思想脉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巴赫金就坚持从说者话语的多声性和对话性出发,来深入诠释话语或文本中的作者意图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与赫施在诠释视角上的差异就开始显露出来。后者在理解文本原意时,仅仅看到作者这个单一表达者,把关注点放在如何通过语言或修辞惯例等相应手段,从作品中把握作者原意的初始性、唯一性、确定性上。巴赫金则突破这种单向度的诠释框架,从另一种诠释视角深入指出:无论是何种作者原意或意图,作者本人的这些创作意识其实都和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一样,原本就不是在孤立、自足、封闭、单一的个体意向上生成的。巴赫金为此多次强调:“一个意识不能没有他人意识而存在……意识内在地不能自足。”[1]339“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5]340文本中“不可能有‘自在的涵义’,涵义只能为其他的涵义而存在,即只能与其他涵义一起共存。不可能有唯一的(一个)涵义。因而也不可能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涵义”[1]411。巴赫金更进一步指出,那些集中体现作者立场和作品立意的作者意图,作为作者对作品涉及的某类话题、对象、人物或事物表示的意见与看法,其实触类旁通,都可以视为作者指物论事的话语。谈到这一点,就不可不提及巴赫金洞察到的话语世界的说者习焉不察的一个重要现象:“要知道任何具体的话语(表述)接触它要表述的对象时,那对象可以说总是已被说得烂熟,争论过,评论过,或为他人论说的烟雾遮蔽,或为他人论说的光芒照亮;它被惯常的思想观点、他人的评价褒贬所笼罩,所浸透。言语接触它的对象,就要进入由他人议论、评价、褒贬所形成的激动而紧张的对话地带中去,就要卷入到它们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去,就要同意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同一些人会合交叉。”[2]55如此来说,人类话语史上没有哪一位说者堪称所说对象的第一位或最后一位说者。作家其实和别的说者一样,他在形成自己创作意向的过程中,其实也在或隐或显地扮演这类说者角色。小说家的写作无论具有何种独创性,其所写对象也早已被古今中外的说者直接或间接数落过、争论过、翻来覆去描述过多次。小说家“在接近自己对象的所有道路上,所有方向上,言语总得遇上他人的言语,而且不能不与之产生紧张而积极的相互作用”。“只有神话中的亚当,那个来到不曾有人说话的原始世界发表第一番言辞的孤独的亚当,才真正做到了始终避免在对象身上同他人话语发生对话的呼应。然而人的具体的历史的话语,却做不到这一点,只可能有条件地在一定程度上避开这种话语。”[2]58

比如在《长篇小说话语》这一重要论著中,他就把小说与诗歌话语反复加以对比,后者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诗人为了抒情写意,会假定性避开他人话语的影响。抒情诗是诗人的内心独白,“诗人的语言是他自己的语言,诗人始终不可分地存在于这语言之中;他利用这语言的每一个词形、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汇,都为了直接的目的(所谓不加括号的目的),换言之,是纯然直接地表现自己的意图”[2]65。诗人要榨尽语言的膏脂,竭力挖掘语言潜在的文学表现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表达自我的情思,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篇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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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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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210-221,共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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