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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春凌:章太炎与明治汉学

更新时间:2021-09-30 08:39:00
作者: 彭春凌  

   摘要:

   章太炎1899年首次旅日,与众多汉学家交游酬唱,体验到明治时期存留的汉字圈雅文化之余温。《訄书》重订本吸纳其1902年第二次旅日成果,在采纳社会进化学说的整体框架下,参考了白河次郎、远藤隆吉、桑木严翼、户水宽人以比较文明史为特征的汉学论著。1911年的《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则以《汉学》为标靶,对被建构进帝国秩序的学院化汉学进行文史哲全方位的把握和批评。章太炎对明治汉学有一个从美好的“雅乐”到嫌恶之“郑声”的体验变迁。这一历程,体现了他贯穿性的思想和美学逻辑。如因反对整合进国体论的儒学借孔子反革命,而对根本通明、服部宇之吉进行持续批判;因对小学形、音、义各个角度的研究定立高标准,而对林泰辅、森槐南等评判严苛。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又令美好记忆逐步褪色,负面印象愈加增强。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因古史辨运动,转成为10余年后他对明治汉学的重要记忆。超越传统的夷夏之辨,中日汉学竞争的实质体现在,通过掌握并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西学认知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全新框架和方法,转益增进,从而主导中华文明的诠释权。

   关键词:章太炎;明治汉学;比较文明史;林泰辅;服部宇之吉;白鸟库吉;

  

   日本明治时代的“汉学”,一般指向与欧化大潮掀动的“洋学”与代表大和民族固有精神的“国学”相并立,广泛涉及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各个层面的思想和学术。1谈及章太炎与明治汉学的关系,大概首先会让人想到已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标志性作品的《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本文简称《与罗振玉书》)。2在这篇刊发于1911年《学林》第1册的文章中3,章太炎批判自荻生徂徕以降的日本汉学,并一一点名批评了当时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活跃着的几代汉学家,引起震动。针对此一事件,严绍璗、神田喜一郎等论者都以点评的方式处理章太炎对明治汉学本身的批判。如严绍璗谓,太炎在“民族正义”的激发下,情绪“略偏激”,观点“趋于极端”,气度“狭隘”,“所论诸事许多不符当时学术的实际势态”4;神田则直接回击章太炎,“通篇恶意中伤,让日本人不能不义愤填膺”。5然而,除了不同角度的道德义愤之外,这一学术事件的历史维度可以说尚未得到舒展。其学术成色其实还悬而难决,更遑论研判其政治属性。这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太炎致信罗振玉的缘起,本是“见东人所集《汉学》”。6以东京帝国大学的汉学研究者为主体,1910年成立了东亚学术研究会,并于同年5月发行会刊《汉学》杂志。《与罗振玉书》的导火线,即罗振玉致林泰辅的通信,载于《汉学》第1编第2号。《与罗振玉书》中点名批评的日本学者,也几乎都在《汉学》第1编第1、2号这两期杂志上亮相。太炎首先提及“特贾贩写官之流”的林泰辅《说文考》,登载于第2号。而所谓“长老腐朽充博士者,如重野安绎、三岛毅、星野恒辈”,正是第1号“论说”栏的前三位作者,按资望的排序亦一致,太炎好像是根据目录在点卯。服部宇之吉及其“缴绕可笑”的《孔子集大成》,恰是该期“论说”栏的第4篇文章;同期“附录”部分还有服部的《时文讲义》。儿岛献吉郎在《汉学》第1号上发表《谣曲和汉文学》;森槐南(即森大来)则分别在第1、2号发表汉诗及刊载《元曲百种解题》。太炎批评儿岛“不习辞气,而自为《汉文典》”、森“专为诗歌,体已骫骳,故不知代语也,亦授《尔雅》于其大学”,并不专指他们在《汉学》上的表现,而得自于长期印象,但《汉学》有提醒的效果。唯一的例外是白鸟库吉。太炎谓“说尧、舜、禹三号,以为法天、地、人”,是白鸟1909年在东洋协会的讲演,同年8月20日以《支那古传说的研究》为名刊发于《东洋时报》。《与罗振玉书》并非率尔操觚的作品,而是要呈现对日本汉学界包括文、史、哲各个方向的整体判断。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作为明治间最值得关注、如强震般的史界新说,是无论如何都要纳入的。何况,白鸟库吉作为东亚学术研究会的评议员,在《汉学》上也有留名。7《汉学》能辐射出日本汉学彼时带给太炎的现实感。然而,在此前的研究中,这场著名论辩的另一方是“缺席”的,即尚未见到对《汉学》杂志的解读,究竟是谁的、哪些文章、什么观点引发太炎批评,太炎信中不具名的人物所指为谁。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未得到厘清。

   第二,太炎本人的生命史,其实和明治汉学早就结缘。1899年,太炎在好友馆森鸿的陪同下第一次游览日本,阅读照井全都(又名“一宅”),结识重野安绎、井上哲次郎等学者。太炎和他们主张有异同,但总是情意绻绻。《訄书》重订本援引了以白河次郎《支那文明史》为代表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他1902年第二次旅日对明治汉学的涉猎。此前的研究亦并未结合这两段经历来全面考量章太炎与明治汉学的关系,从而研判《与罗振玉书》所体现的继承性和变异性。《与罗振玉书》援用《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以淫邪之郑声淆乱雅乐,来比况明治汉学。然而,本文致力于呈现章太炎十数年与明治汉学相纠葛的动态历程后,却发现这是一段从“雅乐”到“郑声”的历史体验。

   一、从章太炎首次旅日观其品评汉学的思想和美学逻辑

   章太炎曾三次亲履日本,时间分别为1899年6月至1899年8月,1902年2月至1902年7月,1906年6月至1911年11月。他前两次旅日期间广泛接触明治汉学界人士和成果的经验,在《与罗振玉书》中被整体“不忆”或“失忆”,迄今未见系统的整理与呈现8;而复原它们,方得见现实感揉捏记忆的程度。

   1898年底,太炎因戊戌党祸遁至台湾。次年6月至8月,在好友馆森鸿的陪同下,游览了京都、东京、横滨、神户等地,拜会了包括重野安绎在内的数十名汉学家。馆森鸿以“袖海生”为笔名,将两人的游踪及太炎6首诗、90则笔谈,以札记形式,题名《似而非笔》,登载于同年10月至11月《台湾日日新报》。太炎还为照井全都作品集《照井氏遗书》作序,并写作《封建》《礼乐》等四论题辞。回国后,太炎致信俞樾,详论对日本汉学界的观察。嗣后他审定了馆森鸿《拙存园丛稿》,写了14篇序跋。太炎第一次访日接触明治汉学界,从内容到形式都颇具传统意味——受共同汉文脉滋养的学者文人交游酬唱、谈经论子、品诗析文。他们辨章学术、臧否人物,在在承续两国千年雅文化之余脉。兹举各项中太炎关切之焦点,以明其和《与罗振玉书》的渊源。

   太炎“少以小学治经”9,主张“学问以语言为本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10,小学之优拙乃其评价经学成绩的依据。他告诉馆森鸿,“贵国说经之儒先后踵接,而治小学者独稀。惟见冈本保孝耳。兄若能治此学,在贵国必出人头地。……如安井息轩注左氏,每引王引之为穿凿,亦由于小学未谛耳”。11同样的意思,在《致俞樾》函中也有表述,“东方夙学,率师范寍人,理证或优,训诂殊绌。安井衡每诋高邮王氏为穿凿,缘不通小学也。惟冈本保孝独取段注《解字》,为作正义,所据《众经音义》等书,多懋堂所见为完备。自谓段氏良臣,良非虚语”。12

   在所有治经、子的学者中,太炎最为褒奖照井全都:“据所见者,以为莫优于照井全都矣;专以训诂考订言,徂来、锦城、息轩诸君实美矣;然大义微言,必照井一人专之。其人虽非圣人,其言则圣矣;拟之古人,必在孟荀贾董之间。汉之马郑、宋之程朱,未有及之者也。”13如此推崇,因照井吻合了太炎彼时“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14的学术立场。太炎在照井身上投射了太多的自我期许,即在孟子学说流行二千年后,“独能抗希大儒,仔肩绝学,信秦、汉后一人哉”。15他还爱屋及乌,将照井在世的弟子太田代东谷(名“恒德”)视为“海外知己”。16

   此外,章太炎反感被整合进维护天皇制国家“国体论”、否定“革命”合理性的日本儒学。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教授的根本通明引起他的关注。根本通明将《易》之乾坤、阴阳皆视为对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尊卑秩序的规范,谓“本天地造化之道,以理人伦,而明王道”;根本通明相信,日本皇统万世一系,“是天之道也”。而晋之干宝“以乾为革命之卦”,乃是用“邪说诬圣经”、使“君臣不可易位之道灭”,而“开乱贼之端”。17太炎对此很不以为然,谓“根本《读易私记》,大破革命之说,于共和民主无论矣”18;而“剧諆革命,云非臣道,斯东瀛一隅之见也”。19太炎虽然欣赏太田代东谷,但批评他研究《易经》,“喜干(宝)氏说,而又以革命为非,则并失干氏之宗旨矣”。20

   品诗论文,太炎也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月旦人物,以兹为据。在《国故论衡》《辨诗》篇中,太炎说,“韵语代益陵迟”,“故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21以中唐为节点来褒贬诗歌,乃是太炎一贯的立场。他欣赏国分青厓、副岛苍海(即副岛种臣)的汉诗。石田羊一郎作诗“悲壮而沉郁”22,不仅贵晋、唐而不取宋、元,且最鄙薄清诗,也深得太炎夸赞。在太炎看来,“自主张清诗者出而诗弥俗矣”。听闻“(森)槐南辈主张清诗”23,他很不以为然,评价说,“石田诗卓然成立,迈槐南万万矣”。24太炎的态度,固然与馆森鸿批判森槐南为“非常的俗物”,十分投契。事实上,他也继承了俞樾所编《东瀛诗选》的风格。《东瀛诗选》收入江户、明治时代548名文人所作5297首汉诗,是中国人编纂的具有最高权威的日本人汉诗集。俞樾评价道,“古诗以气体为主,各集中五七言古诗,固美不胜收,然或以曼衍败其律,有枚乘骫骳之讥,或以模拟损其真,有优孟衣冠之诮”。25森槐南的父亲森春涛是当时东京的诗坛泰斗;俞樾选他的诗却并不多,且颇有微词,谓其“颇涉纤小,其诗亦多小题”。26章太炎知晓俞樾编辑《东瀛诗选》的事迹,称,“曲园师选成后,有《东瀛诗录》一卷,每人皆略记其事迹,及摘其名句,其中佳者实有媲美唐人”。27换言之,《与罗振玉书》对森槐南的恶评,从太炎自身来说是一以贯之,从与俞樾的师生传承而言是渊源有自。在文章写作方面,太炎自述,“言文辞,隆秦汉,则好韩愈及权德舆、皇甫湜,……自是有所作,则瑰于词,郁于气,而方严于体”;因此,他批评馆森鸿“文气轶而不疐,往往喜驰骋,异余之撰”。28

   总体而言,以汉文化为纽带,章太炎第一次旅日期间与明治汉学界各方面的交流,是颇有传统余韵的。例如,他还请重野安绎帮忙,重野又委托河田罴代为搜求已经整体亡佚的服虔注《左传》。太炎激动称,“若果得是书,实不啻王莽得传国玺矣”。29太炎对日本汉学褒贬均衡。其谓自明亡以来,“以支那、日本文辞相较,诗篇支那不如日本;古文则支那、日本相伯仲;骈体则日本不如支那”30;不同领域,中日各有胜场。《与罗振玉书》恶评森槐南、抨击明治小学的粗疏、批评服部宇之吉的儒学否定革命等,均能在太炎第一次日本之行中寻得思想和美学的根据。换言之,太炎对明治汉学的负面观感是一直存在的。《与罗振玉书》只是将这些灰色的记忆召唤出来,予以放大。而曾与负面感受并存的光彩面(无论是照井一宅还是石田羊一郎),则被置于有意识的“不忆”或无意识的“失忆”之黑洞,因而显得略偏颇与突兀。

   二、《訄书》重订本与明治汉学中的比较文明史取向

   章太炎1902年旅日,广泛吸纳明治学术成果,其心得大都体现在1902年夏开始修订、并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訄书》重订本所征引日本文献,属于汉学研究领域的有4种。它们是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桑木严翼《荀子的论理说》以及户水宽人《春秋时代楚国相续法》。对这4种文献进行综合考察,可以发现,它们都体现了一种共同的取向,即在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性视野中,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比较,来解析中国古代文明或其某一侧面的特征。这也成为太炎彼时关注,乃至于欣赏明治汉学之焦点所在。太炎的这一动向,又和他博涉明治西学(主要是社会学)的步调相一致。

在文明开化思潮影响下,随着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1875)、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1877—1882)等著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开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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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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