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远方之民者。其罢归，皆当问其所以为政，民情风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从，侍读侍讲之人，本以论说古今兴衰之大要，非以应故事备数而已。经籍之外，苟有以访之，无伤也。其四曰，吏民上书，苟小有可观者，宜皆召问优游，以养其敢言之气。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虽其至贱，无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为，岂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见之，使不知其所从来。如此，则远方之贱吏，亦务自激发为善，不以位卑禄薄，无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饰。使天下习知天子乐善亲贤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P323）”

　　 [?7?7]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95页。

　　 [?7?8]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02-103页。

　　 [?7?9]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03页。

　　 [?7?0]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04页。

　　 [?7?1] 苏轼写道：“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数，具所直之数，必得其广狭瘠腴之实，而官必据其所直之数，而取其易田之税，是故欲知其地之广狭瘠腴，可以其税推也。……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给其赋，重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实之直而书之契。则夫自今以往者，贸易之际，为奸者其少息矣。（P344-345）”

　　 [?7?2] 苏轼建议：“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之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其间暇则收罗天下之俊才，治其战攻守御之策，兼听博采，以周知敌国之虚实。凡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不亦甚简欤。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泛泛焉，莫任其职。今举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虏，宜无所不济者。（P316）”

　　 [?7?3] 参见吉田松阴：《论周布，兼议两府之选充》，见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五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306－310页。

　　 [?7?4] 参见渡边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

　　 [?7?5]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定本版，东京，岩波书店，1934－1936年，第149－150页。

　　 [21]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五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309页。

　　 [22] 苏轼写道：“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朴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迩，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后可攻也。语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廪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P368－369）”

　　 [23]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四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68-269页。

　　 [24]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37页。

　　 [25]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137-138页。

　　 [26] 苏轼写道：“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复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亲属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礼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为宗，则其庶子之嫡子，又各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实无穷。自秦、汉以来，天下无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复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亲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P340－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