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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日本近世汉学与幕末变革思想——以吉田松阴《东坡策批评》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1-09-29 21:24:56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不过四十余年之间。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余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战,是谓弃财。不可使战而驱之战,是谓弃民。(P358)”松阴:“今之世禄士卒,岂二十年无用食于官而已哉?(P358)”这里松阴对苏轼的理解其实是相当“以己度人”的。松阴面对的是建立在比较彻底的“兵农分离”基础上的幕藩制社会。江户日本的兵农分离制度,是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而宋代中国的禁军制度只是为了防止地方军事势力威胁皇权的一种特定的制度设计。苏轼试图否定宋太祖开国以来一直推行的禁军制度已经是相当不现实的设想,而松阴所批判的江户日本的“兵制”,更是触及了幕藩制度的根本,如非首先实现政权更迭,这种改革建议根本是不可能的。

   两人还都把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归于“内政”方面的内容。苏轼强调:“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毎岁终,则聚之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P346)”松阴对此总结道:“是所谓教战守也。(P346)”他在论述长州藩地方政府的职责时,一面认为“国相府之务,重在民政理财”,,同时也特别强调国相府还必须积极承担“民兵调习之事”[21]。

   在内政、兵制、训练,都得到改善之后,必须考虑的就是进行对外战争的具体策略了。苏轼:“苟天下之弊,莫不尽去。纪纲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乐业,知爱其君,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如此,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即将论述进行对外战争的具体方法)。(P361-362)”

   苏轼的军事思想颇为辩证,不拘泥于强弱大小,而是非常重视掌握战争的主导权:“盖尝闻之,用兵有权,权之所在,其国乃胜。是故国无小大,兵无强弱,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权在焉耳。(P363)” 在此观念的指导下,他强烈批判宋朝军事政策的失误:“兵不素定,而出于一时,当其危疑扰攘之间,而吾不能自必,则权在敌国。权在敌国,则吾欲战不能,欲休不可。进不能战,而退不能休,则其计将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军旅之后,而继之以重媾,则国用不足。国用不足,则加赋于民。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动,变生无方,国之大忧,将必在此。(P362-363)”

   苏轼认为,宋朝如果没有进行对外战争的坚定意志,将会导致“权”在敌国的危险局面,即便采取和亲政策也不能解决国家的忧患,反而会打开变乱之道。松阴非常赞同苏轼的观点,并且直接援引以论述幕末日本的国防状况:“如当今之势,至于战则幸也。余独恐举国奉虏,不须一战耳。(P362)”他也深恐幕府丧失战争意志,不战而屈服于西方列强。

   苏轼反对与夷狄讲和,提倡“好战”。他认为夷狄不是真的经常有实力发动战争,而是利用宋朝和亲政策来谋求利益。因此,宋朝应该主动发动战争,摆出无所畏惧的姿态。他写道:“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P363)”松阴一向反对幕府对西方采取“和亲”政策,因此,他对苏轼的“好战”主张由衷地赞同:“是诚今日之急者,而举皆失焉。”(P363)

   在对宋朝构成威胁的“二虏”之中,西夏是小国,所以苏轼尤其主张对西夏采取积极的攻势。他如此论述宋朝在军事上的优势以及积极发动攻势的必要性:“大国(指宋朝——引用者),则固有所长矣,长于战而不长于守。夫守者,出于不足而已。譬之于物,大而不用,则易以腐败,故凡击搏进取,所以用大也。孙武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自敌以上者,未尝有不战也。自敌以上而不战,则是以有余而用不足之计,固已失其所长矣(P365)。”又进一步设想了针对西夏的具体的战争策略:“西戎(指西夏)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向者惟不用其所长,是以聚兵连年,而终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长,则莫若数出,数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谓分兵者,非分屯之谓也,分其居者与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适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则一岁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则一岁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则是一人而岁一出也。吾一岁而一出,彼一岁而十被兵焉,则众寡之不侔,劳逸之不敌,亦已明矣。(P366)”

   姑且不论苏轼的这一建议对宋朝而言有多大现实性,至少在松阴看来,苏轼的设想完全适用于幕末的日本。松阴旁点之余,赞道:“所谓一定之计,善读孙子者矣。(P366)” 然而,在松阴看来,苏轼这些高明的军事见解,不但不为幕府所用,却为西洋列强所用,他不胜忧虑地写道:“二事兵家之深机,洋夷或倒用之。(P366)”

   苏轼主张攻击西夏,但是对于辽国认为应该首先采取防备的态势。同时,“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足惜矣。(P368)”苏轼所谓“可乘之势三”,主要是认为,在辽国统治下的汉族臣民中,有不服之心者一定大有人在,应当暗中与其联系,促发辽国内部的变乱,寻找进攻的机会[22]。苏轼是区别大小国来分别讨论针对西夏和辽国的军事政策的,松阴却不加区别地认为都适用于日本。他日本也可以用苏轼用来对付辽国人的这三条计策来对付美国人,写道:“墨夷之事,万有不可言者,犹有此三计而存焉。(P368)”

   不过,松阴鉴于对西洋侵略清朝的情况的观察,对日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有着相当高的估计:“然余观清国之事。诸生多寓玛港香港,而未闻有变者。闽南滨海,人心浇薄,无复幽燕雄杰之气。五港开市,船舶辐湊,岂为含藪自累之鼠哉。(P368-369)”松阴一直非常担心日本人会渐渐习惯于西方人在日本的存在。正是这种对日本民心可能会归附西方列强的恐惧心理,强化了他以攻代守的国防主张。他认为日本如果与西方列强之间发生战争,则日本还有机会保持独立。战虽未必能胜,不战却必然亡国,所以他主张攘夷,积极求战,激烈批判幕府“软弱”的对外政策。早在安政3(1856)年所作《武教全书讲录》中,松阴就明确主张以攻为守的国防政策:“凡退守之法,无进取之略,则万万不能也。当今之时,筑炮台铸炮门,海岸防御之异贼处置,可堪咒骂之怯懦,万不能保全神州(指日本)。不可不速止偷安之习,定四夷出征之策。”[23]所以他很容易对苏轼所谓的“好战”产生共鸣。

   在此必须注意的是,松阴是武士,苏轼是文士,两人的军事观虽然在技术层面上非常相似,却在对军事价值的认识上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苏轼只是把军事价值视为实现政治价值的一个手段,所谓:“二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P313)”松阴则在很大程度上视军事上的强大为相对独立的价值。他在嘉永四(1851)年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在儒家的治平理想之上,他更向往军事上的强盛:“人恒言曰:‘国治而天下平也。’以兵道论之,未为尽也。……以治平为期者,决不足于使外从中、夷慑华(此处中、华,皆指日本)。不善尽兵道则不足言治平。”[24]基于这种认识,他如此批判长州藩的现状:“仆亲仕长藩(指长州藩)、视国事(指藩国事务),有流涕太息而不能已者。非君德有缺,非大臣失体,非百官有司怠职。文武士业则修之,稼稷农务则勤之,不可谓无治平之实。而尚流涕太息者,兵道未能尽全也。……长(指长州藩的长门国)之北海五十里,直北与朝鲜对。夷舶憧憧往来其间,而吾武未足使彼指望而胆寒股栗。而况北袭满鄂(指清朝和俄罗斯),西讨暗弗(指英国和法国),舳艪千里,突巣穴、收要害之望乎。则其于兵道亦何如哉。”[25]出于身为武士的本能,松阴热切向往日本在国际上的军事地位的提高,对西方强权政治完全丧失了批判精神。

   以上,以《东坡策批评》为中心,检讨了松阴的状况认识和对策论。松阴和苏轼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却在相当程度上有共通的问题意识,又有着相通的儒学背景,以至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也非常相似。尽管如此,两人类似的言论却有着极为不同的历史意义。与苏轼相比,松阴的评论,更倾向于痛快淋漓的批判,而较少考虑政治上的实际可行性。苏轼的建议基本上属于渐进的局部修正,而松阴的设想往往是触及根本的整体解决。就改革政治的现实可能性而言,松阴的思想有着更多的空想性。但也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理念,成就了作为变革先驱的松阴。尽管没有迹象表明松阴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将会面临一场根本的社会转型,但是,他显然对政权更迭有着某种模糊的预期。在读到苏轼关于恢复“小宗”制度的建议[26]时,松阴写道:“此法胜于今宗门改万万,他日天下一变,首讲此法为是。(P340)” 虽然松阴同样希望以封建家族制度来实现对民众的统制整合,却寄望于“他日天下一变”,足见其对变革的某种期待。

   本文的分析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包括强大的汉学传统在内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学问,在遭遇西洋的冲击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就崩溃了,而是通过某种“积极的”自我转换,回应西洋的挑战。无论功过是非,其所给与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

  

   注释:

   [①] 涉及本文讨论内容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陰》(东京:岩波书店,1951年)、下程勇吉:《吉田松陰》(东京:弘文堂,1953年)、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东京:劲草书房,1976年)、桥川文三:《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神話と論理》(东京:纪伊国屋书店,1968年)、前田爱:《松陰における“狂愚”——嘉永三年から六年——》(《文学》39(4),1971年4月)、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东京:ぺりかん社,1996年)、野口武彦:《江戸の兵学思想》(东京:中央公论社,1991年)。

   [②]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17页。

   [③]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定本版,东京:岩波书店,1934-1936年,第35页。

   [④] 甲越指武田信玄的家人小幡景宪创立的甲州流、越后流等日本近世兵学。

   [⑤]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18页。

   [⑥] 《东坡策批评》见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卷),定本版,东京:岩波书店,1934-1936年,第309-372页。

   [⑦] “(P369)”意指引文出自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卷),定本版,东京:岩波书店,1934-1936年,第369页。本稿所引用的苏轼的策论和松阴的评论,凡出自《东坡策批评》中的,为免繁琐,皆以此种形式夹注于正文中。

   [⑧]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46-247页。

   [⑨]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46、226、251页。

   [⑩] 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普及版,东京:岩波书店,1939-1940年,第241-242页。

[?7?6] 苏轼写道:“其一曰,将相之臣,天子所恃以为治者。宜日夜召论天下之大计,且以熟观其为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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