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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日本近世汉学与幕末变革思想——以吉田松阴《东坡策批评》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1-09-29 21:24:56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若夫小国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忧则相恤,有急则相赴。凡此数者,是小国之所长,而大国之所短也。(P365)”对此,松阴批注道:“神州(指日本)有大国之弊”,“外夷有小国之长”(P365)。强调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优势在于:日本君臣上下贵贱悬隔,西洋则上下一家,患难与共。德川日本严格僵化的身份制度,细密繁琐的等级划分,的确是构建日本人的国民认同的巨大障碍。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同样是君主中心的政治观,两人的立场之间其实有着微妙的不同。对苏轼而言,宋朝皇帝是唯一的君主,而松阴则在直接主君长州藩主之上,还有将军和天皇的存在。松阴在强调尊皇(尊奉天皇)的同时,也固守着谱代藩士对藩主的封建忠诚,所以对长州藩主推动政治改革充满着未必合理的期待,对于将军幕府却有着毫不假借的批判。苏轼写道:“今天下一家,二虏未动也,而吾君吾相,终日惶惶焉。(P314)”松阴评道:“今日幕府之事然。(P314)”苏轼所批评和寄望的,是同一个君主,而松阴批评的是幕府将军,期待的是本藩藩主。

   二、人才中心的制度论

   君主一旦下定决心革新政治,首先必须决定应该从何处着手。苏轼的观点是:尽量不要改变法制,改善政治的关键在于任用人才。他写道:“请言当今之势。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P316-317)”松阴对此评论道:“易人尤法今亦然。(P316)”

   松阴虽然在此表示赞同苏轼,但他实际上比苏轼对制度变革的要求更加积极。在《关于明论馆再兴的建议书》中,松阴对制度的功能退化的必然趋势有着朴素的认识:“天下之事,制度文物,善者渐变为恶,利者渐变为害,历代皆然。人苟不知革之,则将不胜其弊。”[?7?7]他强调了随着时代推移而改革制度的必要性。但他也并非一味求变。他认为在政治领域中也着相对应的两种契机,即所谓“率由旧章”和“政贵随时”。他认为这两种看似正相反的两种态度各有其合理性,也各有其危险性:“二者(即‘率由旧章’和‘政贵随时’两种态度)虽相背驰,然皆足以致祸败。”[?7?8]他进一步分析道:“二者循其名则殊,就其实则相济而为用,本不相背驰。今诚欲率旧,则不能不随时。何哉?旧者固随时而立也。必观时势,于其间取舍斟酌,然后则旧可得而率之矣。苟徒知墨守之,不能观时势而取舍斟酌,则法虽徒存,其实既失矣。岂可率旧哉?然则,随时者,所以率旧也。”[?7?9]他认为看似背道而驰的这两种政治态度,其实是统一的(所谓“本不相背驰”),他颇为辩证地指出,所谓“旧”本来便存在于“随时”变化之中(所谓“随时而立也”),如果不能适应时势而灵活调整,反而会丧失旧有规章制度之“实”。

   然而,松阴却也提不出一个具体的“取舍斟酌”的标准。他写道:“亦唯药不瞑眩则病不疗痊,奋然激昂,以期成天下之大事业,立天下之大经济,则‘率旧’、‘随时’亦在其中。”[?7?0]在此,他声称可以通过对所谓“大事业”、“大经济”的追求而实现两者的平衡,将判断的标准置于行动的结果,实际上避开了在开始改革之前如何进行取舍的问题。他强烈主张“旧”制度本来便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建立的,把旧制度的“实”解释为实际效果,据此以论证有必要“随时变化”。于是,他便可以在遵守传统的名义下,转向实用主义的结果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尝试制度变革的自由。

   尽管在对制度变革的要求上,松阴要比苏轼更加急切一些,这并未改变其制度观的根本特点:任用人才优先于制度改革。其实,与苏轼相比,松阴甚至更强调人才问题的优先性。当读到苏轼关于加强土地买卖的管理、均一赋税的议论[?7?1]的时候,松阴甚至少有地表现出对苏轼的异议:“有治人而无治法。未得其人,徒论其法,无益也。(P344)”

   那么,缺乏人才的原因何在?苏轼认为宋朝的用人原则本身出了偏差:“为天下者,知夫大乱之本,起于智勇之士,争利而无厌。是故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愤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P319)”创业的君主,鉴于乱世的经验,压制智勇之士,任用柔顺之人。这样的人材政策,有助于保证太平,但是在经历了长期的太平之世之后,君主在面临内忧外患需要解决的时候,却又苦于没有人材。这里再次体现了一种“太平的悖论”。松阴认为幕末日本的人才问题同样根源于此,评道:“太阁(丰臣秀吉)、东照(德川家康)及宋祖皆用此术。(P319)”“今日之事,不亦然乎。(P319)”

   因此,必须改变被太平的弊风所浸透的人才政策。苏轼批判“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等“庸人之论”,建议积极起用更有进取之心的人才:“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于狂者狷者,皆取于乡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从授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与之。然则淬励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论,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P320-321)”松阴批注道:“数句剴切。(P320-321)”

   松阴和苏轼虽然都重视人才甚于制度,但是,两人也绝非没有关于制度方面的考虑。比如,苏轼有个自感非常重要的设想,即分开内部政务与涉外问题,让宰相集中精力于内政,另设一个新的职位,专门负责处理国防和外交问题。[?7?2]他建议天子和宰相仅仅负责此官职的人选和考核任免,不干涉具体的职务执行,令其全权负责,以求提高工作效率。松阴的批注是:“余议两府选充实原于此。(P316)”所谓两府,即行相府和国相府,是长州藩为适应参觐制度的需要,在江户和长州分别设有两套行政班子。安政五年(1858)11月,松阴曾撰文论述两府的人事和分工等问题[?7?3]。

   虽然两人有着类似的人才中心的制度观,但是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其历史意义也判然有别。比如,苏轼强调,用人之道,必须使人能够根据能力而获得相应的升迁。他写道:“天下有用人而绝之者三。州县之吏,苟非有大过而不可复用,则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为善以自赎。而今世之法,一陷于罪戾,则终身不迁,使之不自聊赖,而疾视其民,肆意妄行,而无所顾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穷而无所入,则遂以自弃。府史贱吏,为国者知其不可缺也,是故,岁久则補以外官。以其所从来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则其中虽有出群之才,终亦不得齿于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将以求贵也。贵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富之求,此其势然也。如是,则虽至于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弃,则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赀而仕者,皆得補郡县之吏,彼知其终不得迁,亦将逞其一时之欲,无所不至。夫此,诚不可以迁也,则是用之之过而已。臣故曰,绝之则不用,用之则不绝。此三者之谓也。(P336-337)”

   对苏轼而言,用人政策只是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松阴却大加发挥,更进一步批判日本的身份制度本身:“今之制,此弊最甚,不可不为之变通也。(P336)”“农工之子,世为农工。胥徒之子,世为胥徒。而一旦罪废,再起甚难。皆所谓绝之也。宜哉人材之不兴乎。(P336)”松阴不仅主张给罪人以再度被任用的机会,更将矛头指向近世日本的四民身分制。与日本近世武士阶层相比,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7?4]。宋代中国已经形成科举制的传统,而德川时代的日本特别拘泥于武士的家格。幕末时期的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下层武士阶级的上升志向日渐强烈,松阴比苏轼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身份制度的束缚之苦,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三、以攻代守的国防论

   苏轼和松阴在论述政治改革等问题的时候,意识中都存在着一个挥之不去的严峻课题,即如何解决国家所面临外来侵略的威胁。两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基本一致的:整顿内政先于解决外患。

   苏轼写道:“自古创业之君,皆有敌国相持之忧,命将出师,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为国者,故其兵可败,而其国不可动。(P314)”他认为只要搞好内政,即使在对外战争中遭到一时的失败,国家也不会动摇。松阴赞同苏轼的这一见解,写道:“近观洞春公(指毛利元就)、东照宫时,远观汉土历代,历历可言。(P313)”对中国士大夫而言,这并非特别与众不同的见解。但是,幕末日本武士往往一味重视军事问题,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民政问题的重要性。而松阴之所以能够成为这少数人之一,显然深深受益于其汉学素养。他在安政二年(1855)作《狱舍问答》,批判喧嚣一时的以战备为急务的观点,提出内治重于备外,民政重于军备,并从《资治通鉴》中摘抄中国古代战例,做成《通鉴抄》作为附录。在将此书赠送友人的信中,松阴写道:“肆力于文集,求师于千古,如是者数月……亦读通鉴,抄古人言行,先获吾心者,合为一册子。”[?7?5]《通鉴抄》所抄,多为中国古代将领如何治军爱民之事,这些都成为松阴展开其民政论的重要依据。

   苏轼论述内政时,常常考虑到和“夷狄”的战争。他认为内政制度(当然也包括军事制度)的整备是战胜“夷狄”的关键。他如此分析“夷狄”的长处:“古者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纴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伝之繁。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P366)”然后陈述宋朝应该采取的对策:“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築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廪,实府库,明烽燧,远斥堠,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后。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P367)”松阴就此苏轼的议论,叹息当时日本的状况:“当今诸夷,亦皆以无法胜,而吾独不胜于法焉,可叹夫。(P367)”松阴并未解释自己为何认为西方国家是“以无法胜”,也许他把西方比较民主的政治制度与苏轼描述的“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之类的状况混为一谈了,也许他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来去自如的感受是同样“不可得而破”,这些都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松阴对日本当时国防制度的强烈不满,尽见于“吾独不胜于法”一语。

   两人都确信,为了适应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兵制也必须进行改革。苏轼批评宋代兵制。:“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P353)”“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P353)”松阴:“当今之兵制,全似宋代,而其弊更甚,是国家之大艰也。(P353)”苏轼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法:“臣愚以为郡县之土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苟禁兵可以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则彼固已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P354-355)”苏轼的设想是在训练地方兵士的同时,暗中收夺地方兵权于中央,同时逐步裁减中央的庞大的禁兵,减轻财政负担。松阴:“近亦有土兵之说,谁能论至于此?(P354)”

苏轼还综合考虑战斗力、财政和道德等因素,从根本上批判宋代的“农兵分离”原则:“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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