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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论日本幕末时期武士忠诚意识的演变——以吉田松阴为例

更新时间:2021-09-29 21:23:36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摘要]在日本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幕藩制度下封建武士的等级性、多元性的忠诚,逐渐集中指向以天皇为统一象征的近代国家。吉田松阴正是这一转变过程早期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吉田松阴“天下意识”和“藩意识”的相互强化和共同发展,使他在外来危机的刺激下,形成了提倡效忠于天皇的“国体论”,并提出了将军职分论,从而完成了倒幕思想的理论准备;另一方面,松阴依然保持着以藩主为核心的忠诚模式,并视之为效忠于天皇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始终未能否定藩主辅佐幕府的忠诚义务。虽然松阴最终未能突破幕藩体制而形成“一君万民”式的近代性忠诚,但其忠诚意识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封建武士,预示着近代日本忠诚观念最终定型时的两种可能性。

   [关键词]吉田松阴;忠诚;天下意识;藩意识;国体论

  

   前言

   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必须培育出对统一国家具有自觉的忠诚意识的国民,在日本则具体表现为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向全民的渗透。幕末时期(1853—1867)的内外危机引发了以中下级武士为主导的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动向。为了打破幕藩体制(指以江户幕府为最高领主、各藩以服军役等为条件从幕府接受领地的封建领主制)下的分裂割据状态,天皇作为唯一具有全国性号召力的传统权威,被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相应地,封建武士的忠诚意识也逐渐向近代帝国臣民的忠诚转变。长州藩武士吉田松阴(1830-1859)是这一转变过程早期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历程典型地体现了“幕末时期新忠诚观念的展开”[1](P11)。学界多认为松阴已经形成了所谓“一君万民”式的近代性忠诚观念,即国民平等地效忠于作为统一国家象征的天皇[①]。这一通说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日本政治思想史名家丸山真男所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52年)的影响。丸山此书致力于探讨日本近世时期(从16、17世纪之交到1867年德川幕府倒台)近代性思想的萌芽,在“封建意识形态内部的分解过程”中,探寻日本“‘近代’思想的逻辑矿脉”[2](P196-197)。具体到对松阴忠诚心的历史定位,丸山认为松阴的尊王攘夷论(尊崇天皇,排斥外国人)代表了近世绝对主义思想[②]发展的历史最高点,是近代天皇制下“一君万民”理念的先驱。尽管丸山的论断非常谨慎,只是说松阴“模糊地预感到将会往一君万民的方向发展”[2](P357)。而且丸山在日后曾经坦率承认自己早期的研究有以下缺陷:“把使封建意识形态从内部解体的思想因素,直接看作近代意识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2](P8)然而日本学界主流却很少注意丸山的这一反省,反而逐渐倾向于进一步认为吉田松阴已经形成了“一君万民”的忠诚观念。事实上,吉田松阴于1859年被幕府处死,而近代天皇制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步建立[③]。为了贯彻所谓“一君万民”的政治理念,明治政府逐步实施了消除封建割据、取消身份差别的政策,但这些皆非吉田松阴生前所能预料。另外,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松阴依然保持着典型的封建武士的忠诚意识[④]。然而,如此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松阴会成为打破近世封建体制的先驱。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松阴的思想状况,本文计划分为四个阶段详细梳理其思想发展的脉络:首先明确吉田松阴身为一名封建武士的忠诚意识的原点;其次通过描述其“天下意识”和“藩意识”的互动关系,借以展示其思想在日本开国前后的曲折变化;然后讨论其思想发展的最后归结即其“国体论”中的忠诚观念;最后考察松阴在安政六年(1859)的忠诚实践,以确认其临终前的思想状况。希望对这样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进一步准确把握封建武士的忠诚与近代国民的忠诚之间的历史关联。毕竟,武士出身的政治家主导了日本近代国家的创立,只有准确理解幕末武士忠诚意识演变的历史过程,才能更好地认识近代日本国民的忠诚意识的特质。

   一、封建武士的忠诚意识

   日本近世封建体制下的人与人之间,既强调纵向的身份划分,亦重视横向的地域分割。曾经深受其苦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如此描述幕藩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就好像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3](P156)封建社会的这种分裂性,严重限制着国民一体感的形成。即使是承担着政治责任的武士阶级,也缺乏对社会整体的关心。就一般武士而言,虽然存在着藩主、将军、天皇[⑤]等多元的效忠对象,主要的忠诚对象还是直接主君。而且,随着幕藩制度的长期延续,个人对个人的主从关系逐渐演变为家族对家族的忠诚关系,正如福泽渝吉所论:“幕府以及各藩的士族,不但向当时的主人效忠,并且还追念到列祖列宗一心一意地报效主家,抱着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3](P168)吉田松阴正是一名典型的封建武士,其出生成长的空间也在纵横两个方向上被严格划定了边界,其忠诚意识便在此中孕育成型。

   吉田家世代研习山鹿流兵学[⑥],侍奉长州藩大名毛利氏,松阴是第八代户主。他少年时便深得藩主毛利敬亲的赏识和眷顾,养成了强烈的报恩效忠意识。他曾自述:“天保甲辰(1844年,松阴15岁——引用者注)廷试,矩方(松阴之名——引用者注)以特旨讲《孙子?虚实篇》。公(指藩主毛利敬亲——引用者注)嘉称,褒赐以《七书直解》全部十四册,所以深激励愚顽也……朋友亲戚,间有艳称为荣者,无堪惭愧。尔来五稔之年,荏苒逝矣。成何功而修何业,所以报前日之恩赐果何事,无一可言者焉。为矩方者其心何如?忧之无他,如古人而已。自古志士仁人,感恩图报,往往尽一身之力,而继之以死。亦唯当厉精竭力,日夜无懈,孜孜家业,以死争之耳;则质虽鲁,性虽钝,岂不可报其万一哉。”[4](P271)主君施恩,从者效死,除此之外别无他顾,这种狭隘而又强烈的忠诚感情,正是封建武士的道德理想。

   在此,松阴强调为了报恩尽忠,有必要建立功业,体现了其忠诚意识中强烈的业绩主义取向。嘉永元年(1848),19岁的松阴成为正式的兵学师范(教官)。身为兵学师范,他最直接的业绩期待便是攘夷。他陆续提交多种有关藩政的意见书,其中特别强调“异贼防御处置乃邦国(在当时文献中所谓邦国、国、国家等,一般指藩国——引用者注)第一之急务”[4](P529)。而且,对功业的渴望使松阴期待长州藩在军事上更加积极进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仆仕长藩(长州藩——引用者注),亲视国事,有流涕太息不能已者……长之北海五十里,直与朝鲜对,夷舶憧憧往来于其间,而吾武未足使彼指望而胆寒股栗;而况北袭满、鄂(指清朝、俄罗斯——引用者注),西讨暗、弗(指英国、法国——引用者注),舳舻千里,突巢穴,收要害之望哉。”[4](P408-409)

   值得注意的是,在松阴的忠诚观念中,与业绩主义相比更重要的是动机主义。16岁时松阴曾作《对人问忠》,如此论述“忠之道”:“以实而不以功名……纵令功名虽高大,不以实,亦不可为忠也。”[4](P257)松阴所谓“实”,意指动机的纯粹性。然而,过于强调动机的纯粹性,有可能导致对主君具体意志的忤逆。对此,松阴援引儒家的教导以为辩解:“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盖恭敬,忠之大者也。”[4](P257)

   松阴忠诚意识中业绩主义取向和动机主义取向的结合,决定了其积极的甚至是激进的实践倾向。在幕藩制度内外交困之际,吉田松阴为秩序的重建而上下求索,直至惨遭刑死而在所不惜。其早年形成的忠诚意识,为其思想探索和政治实践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二、“藩意识”和“天下意识”的互动

   如上所述,松阴的效忠意志主要指向本藩藩主,这是幕藩制度下一般武士的常态。他们的视野严重局限于本藩,极端强调对藩主的忠诚,一般称之为“藩意识”。然而以民族国家为指向的近代性忠诚,必须扬弃这种封建性忠诚,形成所谓“天下意识”(当时文献中“天下”一般指日本)。日本幕末维新时期“天下意识”的发展可以细分为三个层次:对日本的存在的自觉;对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危利害的关心;为了日本整体的利益而不惜否定藩的存在。明治四年(1871)实施的“废藩置县”(废除全国的藩,设置中央政府直辖的府和县),正是第三层次的天下意识在政策上的具体表现。现有研究在分析幕末武士从“藩意识”向“天下意识”的转换时,往往注目于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如长富优便特别强调吉田松阴通过与天下士人的交往,“徐徐从藩的地域主义中解放出来了”[5](P49)。然而,具体历史人物的心理过程实际上更加曲折复杂。松阴生前并未遭遇必须在日本和长州之间作出选择的困境,所以其天下意识最终停留在前两个层次,并没有与其藩意识形成正面冲突。实际上,在松阴身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本应相互对立的意识,却奇妙地表现为相互强化、共同发展的关系。

   嘉永四年(1851),22岁的松阴获准随藩主游学江户,这是他实现思想突破的一个重要契机。通过和他藩武士的交往,松阴开始真正意识到日本的存在,萌发了第一层次的天下意识。他在江户写信给家乡的朋友:“日本历史、军书类尤当用力。虽闻某人言之,尚无暇及之。其人云:‘御藩之人暗于日本之事。’我辈辱国(指藩国,即藩——引用者注)命,不堪汗背。”[6](P84)值得注意的是,松阴了解“日本之事”的动机,恰恰是为了在他藩人士面前维护长州藩武士的声誉。反过来,这种名誉感也促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本藩之事。他在另外一封信中写道,被人问及长州藩的刑罚制度“御国笞刑,笞背乎?笞臂乎?”而回答不出,叹道:“呜呼,不知国事,惭愧惭愧惭愧惭愧惭愧。”[6](P93)可见“天下意识”与“藩意识”本非必然对立,松阴恰恰是由于和他藩人士的交往,强化了其在“天下”这一舞台上身为“长州藩士”的自觉。随着其天下意识的成长,其藩意识也进一步强化。

   正是这种可称之为“天下中的长州”的观念,导致了松阴违法脱藩事件的发生。为求了解天下形势,松阴相约他藩友人到日本东北地区实地考察。他虽然得到了藩政府的许可,但由于手续问题而在临行之际无法拿到“过书”(关所通行文书),于是违法逃离江户藩邸。他作出这一决断的动机是:“于是迟疑,人必曰长州人优柔不断,是辱国家也。亡命者,虽如负国家,而其罪止一身,比之辱国家,得失何如欤?……非不顾负国家,诚丈夫一诺不可忽也。夫大丈夫出国,一言可以荣国,又可以辱国,国家荣辱之所系,岂区区一身故哉?”[7](P210)松阴毅然违法脱藩,正是为了维护长州藩在天下人面前的声誉。也正是因此,他游历归来后,虽被剥夺了家禄,失去了作为兵学师范的资格,但藩主毛利敬亲依然对他信任有加。

在脱藩游历的过程中,松阴的天下视野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在水户藩接触到水户学[⑦]后,他开始关心日本的历史。松阴以前主要致力于研读中国史书,归藩之后才开始阅读日本历史。他在日记中写道:“身生皇国,而不知皇国之为皇国,何以立于天地,故先读《日本书纪》三十卷,继之以《续日本纪》四十卷。”[7](P283)这是松阴的天下意识从第一个层次向第二个层次发展的重要转机。脱藩游历之前,“天下”对松阴而言还只是一个舞台,此时的松阴则开始初步萌生对自己“身生皇国(即日本)”的自觉,日本对他而言已开始具有了自身归属的意味。然而,松阴还没有形成对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感。他对日本历史的关心也主要不是为了追溯国家的形成过程,而是着眼于学习攘夷策略:“其间有古昔慑服四夷之术,可法于后世者,必抄出录之,名为《皇国雄略》。”[7](P283)但正是在读史过程中,他形成了对于所谓皇国日本的历史荣光的骄傲感:“吾古圣皇远压服海外诸国,以成人材于往来勤劳之间,其雄略大谋,后世之所宜为法也。”[8](P536)这种基于充满神话传说的史书而形成的骄傲感,使他产生了无限感慨:“然今则不然,反使洋外小夷,行吾所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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