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唐利国:论日本幕末时期武士忠诚意识的演变——以吉田松阴为例

更新时间:2021-09-29 21:23:36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可胜叹乎哉。”[8](P536)

   嘉永六年(1853)佩里率领美国舰队到达日本,以武力威胁要求幕府打开国门。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松阴终于认识到,分裂割据的日本无力与其相抗衡,必须集结各种势力以共同维持独立,其天下意识由此而完成了向第二层次的飞跃,开始形成对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自觉意识。他不顾自身已经失去兵学师范的资格,冒时人之大不韪而匿名上书藩主,强调守卫江户不只是幕府的责任,也是各藩的共同责任。丸山真男对此评价道:在松阴眼中最急切的问题是“打破封建的=地方的割据性,使所有的政治力量都集中于对京都的朝廷的忠诚”[9](P93)。丸山敏锐地揭示了幕末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然而细考松阴当时的认识可以发现,他对所谓日本整体性的理解,还仅限于主张各种封建割据势力应通力合作:“当今之势,非列藩协力,不可成事。”[10](P304)他并未要求实现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相应地也并不要求忠诚心的一元化。他在上书中强调长州藩主应该“为天朝幕府致忠尽力”[10](P308),即承认同时存在两个效忠对象:将军(幕府)和天皇(天朝)。而松阴自身更保持着效忠对象的多元性和等级性。在安政元年(1854)他试图偷渡海外以了解世界局势,其冒死犯难的动机便是所谓“上为皇朝,下为藩主”[7](P405)。

   尽管松阴尚未视天皇为唯一的效忠目标,但却非常重视天皇作为统一象征的价值,以此为诸藩协力、共御外侮的主张提供正当性依据:“普天率土孰非王臣与王土,协力当须却狡夷。”[10](P310-311)但必须注意的是,他虽然强调“普天率土”皆是天皇(即所谓“王”)的臣民和土地,却并未进一步清算自身的藩意识。相反,在忧虑天下安危的同时,他热切期盼的是长州藩得以趁势崛起:“明春(指佩里声称将再来日本的1854年——引用者注)江户总崩溃乃当然之事,自不待言,然本藩独立一军,有独往独来之处置,取威取霸,亦在此一举。”[6](P193)毕竟,对于松阴这样在幕藩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般武士,即使能够意识到天皇的存在,也不过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效忠对象。真正促使他提出那些具有天下志向的言论和行动的,主要还是对直接主君的报恩。松阴自称匿名上书的勇气是出于感念“父祖累代蒙国家(指藩国——引用者注)之厚恩”[10](P309)。他决定偷渡海外同样也是为了报答藩主的恩顾,因为辅助藩主为将军或天皇效力,正是藩士效忠于藩主的具体表现。所以松阴自道:“当非常之罪(指脱藩之罪——引用者注),蒙非常之恩,思非常之报,遂逼出航海之举。”[11](P488)

   在松阴心中,效忠于天皇的天下意识,和效忠于主君的藩意识,两者之间不仅毫无矛盾,而且可以互相强化。这种观念上的混沌,使他避免了思想上的二难选择,从而得以保持一种单纯而强烈的行动热情。但也正因如此,他最终也没有产生向第三层次的天下意识飞跃的内在需要,以至于无法超越对藩主的忠诚义务,不能将全部的忠诚心投向象征着统一国家的天皇。

   三、“国体论”思想的形成

   安政元年(1854)佩理再度来日,吉田松阴预想中的“江户总崩溃”[6](P193)的局面并未出现,《日美和亲条约》顺利签订。日本政局虽然暂时恢复平静,但是西方的威胁并未消失。如何防备下一次危机的到来,是松阴此时最关切的课题。安政二年(1855)松阴写道:“可忧者,人君无效死弗去之志,臣民无亲上死长之心焉耳。大抵策士之所忧,末也,君子之所忧,本也。”[12](P99)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必须激发君臣上下的敢死之志,并为此提出了“国体论”思想。在形形色色强调天皇特殊价值的“国体论”中,松阴以其独特的忠诚观念而赋予其“国体论”以鲜明的特色。试论之如下。

   第一,强调绝对效忠意识。这主要源于其对国防的关心,他认为:“群夷竞来,虽可谓国家之大事,但不足深忧。可深忧者人心不正也。苟人心正,百死以守国,其间虽有成败利钝,未至遽失国家。苟人心先不正,不待一战而举国从夷。然则今日最可忧者,岂非人心之不正乎?近来接对外夷之际,有失国体之事不少。事之至于此,皆因幕府诸藩之将士,其心不正,不能为国忠死。”[13](P84)松阴对忠诚心的军事价值的关注其实由来已久,嘉永元年(1848)就曾强调:与败于英国的清朝相比,“吾邦自有可恃者而存焉。封建之侯伯也,世禄之将士也。是以其所守之土地,则祖宗之土地也。其所养之将士,则祖宗之将士也。其忠义思报豢养之恩,其敢勇愿试练熟之艺,比之满清郡县之吏、调募之卒,强弱之分,不啻霄壤,是所以可恃也”[4](P336)。当松阴将这种世代追随的武士之间的忠诚心,类比于日本人对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忠诚时,其国体论思想便诞生了。他在安政二年(1855)如此论述日本必然不会亡国的道理:“吾国皇统绵绵,与天壤无穷;下至邦国茅土之封,与山河无竭。故天下有难,亿兆臣民,皆当死之;邦国有难,封疆臣民,皆当死之。亿兆臣民,不可皆死,则皇统与天壤无穷;封疆臣民,不可皆死,则茅土与山河无竭。”[12](P10)

   第二,放弃儒家的普遍主义原理而转向日本特殊主义。他认为:“道者,天下公共之道,所谓同也。国体者,一国之体,所谓独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天下同也。如皇朝君臣之义卓越于万国者,一国之独也。”[13](P272-273)在此,松阴为了强调从一而终的绝对忠诚,虽然并未正面否定儒家伦理的普遍适用性,但他强调日本“国体”具有独特性,实际上限制了儒家的君臣观念在日本的运用。他认为日本国体之不同于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君臣关系的绝对性,甚至不顾历史事实,一味强调:“我邦上自天朝下至列藩,袭千世万世而不绝,决非汉土(指中国——引用者注)等所可比。故汉土之臣如临时雇佣之奴婢,择其主之善恶而转移者,固其所宜也。我邦之臣既为世代侍奉之臣,与主人同死生共休戚,至死绝无可弃主而去之理。”[13](P16)他甚至批判孔子和孟子离开出生之国而求仕于他国的行为:“呜呼,我父母何国之人也,我衣食何国之物也,读书、知道,亦谁之恩也。今以稍不遇于主,忽然而去之,于人心如何耶。我欲起孔孟,与论此义。”[13](P16)松阴完全否认了臣下选择君主的任何自由权利。

   第三,提倡效忠于天皇,却无法摆脱以长州藩为本位的忠诚观念。基于前述“从一而终”的伦理,松阴坚决反对长州人离开长州为其他藩服务,强调“防长(指长州藩——引用者)之臣民应死生于防长”[13](P254)。但他同时又批判长州藩执政者“非藩内之人断不延见”的习惯,主张“开怀招集天下之士于萩下(指长州藩——引用者注)”[13](P25-26)。那么为何他藩之士(即所谓“天下之士”)不受“从一而终”的原则所限呢?松阴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其实不难发现,他之所以提倡从一而终,一是为了避免日本人对外国人效忠,二是为了避免长州人对毛利氏以外的人效忠。如果长州藩之外的日本人来长州藩效力,松阴其实是非常欢迎的。但是这又意味着否定了“从一而终”的原则的绝对性。对此自相矛盾之处,松阴避而不谈,此种态度正是来自于前文指出的其思想发展的局限性:其天下意识未能发展到第三层次,没有克服自己的藩意识而形成对国家的整体感。因此,高唱尊皇的松阴依然固守着等级性效忠模式,强调长州藩士必须通过效忠于长州藩主而间接效忠于天皇。如其所自道:“仆者毛利家臣也,故日夜炼磨奉公于毛利也。毛利家者天子之臣也,故日夜奉公于天子也。吾等忠勤于国主者,即忠勤于天子也。”[14](P410)

   第四,否定德川幕府统治权的绝对性。他以天皇统治日本的神圣合法性为根据,提出了将军职分论:“若征夷大将军之类,天朝之所命,唯称其职者得居于此。故若使征夷如足利氏(室町幕府的建立者——引用者注)之旷职,直废之可也。”[13](P35)这一主张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幕府权力的绝对性。正是这一点使松阴与固守德川氏支配权的水户学者们分道扬镳。但是,由于他把更迭将军的决定权归于天皇,也就否定了其他政治力量自主倒幕的权力:“不奉天朝之命,擅问征夷之旷职……适足以启奸贼之心而已。”[13](P35)因此,他虽然对幕府内外政策多有批判,却依然强调长州藩主的政治目标是:“将往匡辅幕府,协同诸侯,外以张国威,内以报皇恩。”[15](P51)可见其政策主张依然停留在提倡各种封建割据势力相互协作的水平。

   第五,一度形成把尊奉天皇作为攘夷手段的自觉意识。他在安政三年(1856)十一月(阴历)曾如此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有因忧天朝遂愤夷狄者,有因愤夷狄遂忧天朝者。余幼奉家学,讲兵法,知夷狄国患之不可不愤。而后遍考夷狄之所以横,知国家之所以衰,遂知天朝之深忧,非一朝一夕故。然孰本孰末,未能自信。向八月间,为一友启发,矍然始悟:从前忧天朝,并为愤夷狄起见,本末既错,非真忧天朝也。”[15](P57)“向八月间”指的是安政三年(1856)八月(阴历)。松阴这段话的主旨是为了披沥自身尊皇感情的纯粹化的过程,但是他同时也承认了自己曾经并非“真忧天朝”,只是出于身为兵法家的考虑,作为攘夷的手段而提倡尊皇。关于这种有意识的理论操作的思想来源,松阴在成书于安政三年(1856)十月(阴历)的《武教全书讲录》中曾经强调过两点:第一,中国贬抑外国,尊重自国,自称中国,看到这种情况,“悟尊我(内——原文小字注)贱外之理,知我邦之当尊为中朝”。第二,“汉土尊先王,重宗庙社稷,见之,悟报本敬祖之理,知尊我自天七地五(指天神七代、地神五代——引用者注)以来代代之圣帝”[15](P100)。松阴国体论的代表作《讲孟余话》完成于安政三年(1856)六月(阴历),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尊皇言论,正是其“因愤夷狄遂忧天朝”、“非真忧天朝也”时期的作品。只是他后来又否定了自己以尊皇为手段的想法。

   四、最后的忠诚实践

   安政五年(1858),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围绕《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问题展开激烈对抗。井伊直弼主导下的幕府在未能获得天皇敕许的情况下断然签约。以此为背景,吉田松阴产生了强烈的的危机意识。他积极策划暗杀幕府官员等阴谋活动,终于被幕府降罪,于安政六年(1859)十月(阴历)被处死。松阴的诸项策划中以所谓“要驾策”最为激进。按惯例,藩主毛利敬亲应于安政六年(1859)三月(阴历)参觐幕府。公卿大原重德等计划在途中拦截毛利敬亲的车驾,强邀他一起赴京都举事勤王。松阴获知这一计划之后,考虑派人帮助实施,却遭到友人和弟子的反对,最后因其妹婿小田村伊之助告知藩政府而计划破产。考察松阴关于此次策划的论述,可以发现他在政治手段的选择上虽然表现出狂热的激进色彩,但就其忠诚观念而言,只是把前一阶段的思考结果付诸实践,在理论上并无新的进展。

   松阴痛斥幕府违敕签约之罪,却并未否定幕府本身。他对幕府并未完全绝望:“幕府虽坏,宗亲犹有尾、水、越、桥之贤(指尾张藩、水户藩、越前藩和一桥家——引用者注),天下仰之。是虽幕府,未必无正人君子。”[8](P344-345)他期待通过进谏(包括兵谏)以促使幕府改变政策。但是幕府当局者执迷不悟,天皇朝廷又无实际权力,他最后的依靠只有长州藩。以本藩拯救天下的豪情在松阴胸中再度涌起,这正是其“要驾策”的主题。他视日本的命运和长州藩的声誉为一体,强调:“神州(此处指日本——引用者注)之存亡,江家(指长州藩主毛利家——引用者注)之荣辱,要在此举也。”[8](P317)但是无论他对天下安危的关心多么强烈,其忠诚心依然首先指向长州藩主。他在给叔父的信中写道:“今也以尊攘为迂谬,以忠孝为陈腐,侄犹忍之,伏水之事(指‘要驾策’的计划——引用者注),则君身之安危系焉,君家之荣辱关焉。君危而臣安,君辱而臣荣,何以为情焉。”[8](P289)对主君/主家的忠诚感情,比对天皇的忠诚,甚至比儒家的忠孝大义本身,都更能牵动松阴的心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81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