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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论日本近世前期山鹿流兵学的确立——以山鹿素行的朱子学批判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1-09-29 21:21:46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以此全盘否定中日两国朱子学者的经学解释,然后又或隐或显地强调自己重新继承了道统。如在其《圣教要录》的《小序》中,他借弟子之口道:“圣人杳远,微言渐隐,汉唐宋明之学者诬世累惑,中华既然,况本朝乎?先生勃兴二千载之后,垂迹于本朝,崇周公孔子之道,初举圣学之纲领。身也家也国也天下也,于文于武,其教学闻而无不通,为而无不效。先生之在于今世,殆时政之化乎。”[46]在晚年的作品《原源发机》中,山鹿甚至借他人之口自评道:“此非人间之作,抑神作乎。”[47]这时的山鹿,已慨然以圣人自居。[48]

   如上所述,排斥朱子学中体认超越之“理”的主张,把认识天地大道的权力归于圣人,又通过独占“道统”甚至自负为“圣人”而自我授予解释圣人之道的特权,这正是山鹿最后的理论归结。他由此而开创的古学的本质在于适应17世纪幕藩政治稳定化的需要:一方面严格限制可能危及秩序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又极力激发武士们参与政治实践的热情。通过这样的思想操作,山鹿在限制他人自由思考的同时,赋予了自身以思想创造的特权。以此新的儒学解释体系为理论基础,山鹿终于建立了以其姓氏命名的兵学新流派。

   三、山鹿流兵学的确立

   1656年,山鹿完成了《武教小学》、《武教本论》、《武教全书》等著作,此时他依然信奉朱子学,但已在尝试融合儒学和兵学,构筑其名为“武教”的兵学体系。[49]先行研究一般比较重视“作为武士的山鹿”在构建其学说时社会性立场。[50]例如,山鹿从“为士之道,其俗殆足用异俗乎”[51]的考虑出发,修正中国儒家的《小学》,提出日本武家的《武教小学》。但也不应忽视“作为儒学者的山鹿”的思想立场,否则无从理解山鹿致力于以儒学指导武士行动的愿望。“俗残教驰,则自陷溺异端,人心之危也。”[52]这也是撰写《武教小学》的重要理由。山鹿武教论的提出,一方面固然是强调军事以求适应武家政治,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依据儒家理想修正当时的武断政治,谋求从“有武无教”向“有武有教”的转换。

   虽然山鹿在《武教小学》的序言中,已开始强调其根据日本特殊状况而提出的武教符合具有普遍性的“先圣之实”。但此时的山鹿尚无有效的理论将圣人之道的普遍适用性和日本状况的特殊性统一起来。直到山鹿完成向古学立场的转换之后,才通过自我授予解释“圣人之道”的特权,获得了重新定义兵学的自由空间,并最终确立了山鹿流兵学。[53]

   山鹿流兵学的基本思路在于根据儒学重新解释兵学,将作为战斗技术的传统兵学扩展为包括修身治国学问在内的近世兵学。山鹿有言:“兵法之大家者,孔子、老子、孟子诸先圣先贤皆兵法之大家也。于日本则自圣德太子至此方衮衮诸公皆兵法也。”[54]面对孔孟等人并无兵法之教,亦无兵书传世的质疑,山鹿辩道:“当世之四书、六经者皆此也”,因为“正士法,养义,治天下,治国,皆士之本也。”[55]为了加以区别,他有时将战斗技术的部分另称为“战法”。如他在比较楠木正成和义经在兵法上的成就时,认为正成“具智仁勇三德,平生守武之正道,心唯以义为本”,可说得到“兵法之骨髓”,而义经平生行事无一遵守“武之义”,临战则“奇变计略古今无匹”,只可说得到“兵法的皮肤”,但也可说得到了“战法的骨髓”。[56]显然,山鹿认为兵法的重点不在于战斗技术,而在于修身治国之术。山鹿有言:“上兵者治天下国家,中者修身正心,下者练身体、手足能习、技艺能勤也。”[57]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兵法境界高下的评判,更体现了山鹿兵学中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次序。

   新确立的山鹿流兵学有三个基本特点特别重要。首先是强调“武”的价值,使政治支配的武力基础正当化。第二是高扬“文”的价值,重视礼乐文教,追求实现幕藩政治的合理化。第三是导入儒家的德治主义来指导武家政治,力求赋予武力支配以道德合法性。

   山鹿讲“文武兼备”,但更强调“武”的价值。如,山鹿有言:“然则治国平天下之要法,不出文事与武备之两用也。虽以文怜爱于下,若无以武惩恶之法,则流于爱惠而失礼节。”[58]又如,山鹿有时会单独强调“武”,如“治国平天下之要尤在严武备”,[59]但从未单独强调过文。山鹿对武的重视是基于其对日本政治状况的观察。他认为日本好勇斗狠的民风决定了必须以武力确保秩序:“虽边鄙远境之民,各各胁插短刀,言行不合则立决生死。是本朝之风俗也。……是以,武有暂怠之处,则乱逆易生。”[60]同时,他也担心幕藩秩序的和平状态日久则会导致武士流于文弱:“治易忘乱、安易忘危、文易忘武者,世间之常也。”[61]在山鹿看来,天下太平之际,更要特别强调武勇,正是“于治久之世而专修武,则文武合正。”[62]

   然而,在近世武士多粗武不文的背景下,提倡文武兼备实际上已意味着对“文”的积极导入。山鹿在论述“本朝以武为先”时,更着意指出,武士的权力支配已成事实,必须学习文教才能保证长治久安,正是“武将之治世虽在于武勇,然其势已具勇武,专以文和而用之。……武将而又盛文,则其武威始可及于永久,以事物皆不可偏于一方也。”[63]

   山鹿还常扩展武的含义以将文教政事、礼乐典章等包括在内。经过这样的重新界定后,本来属于“文”的内容转到了“武”的名下,这样,提倡以武为先的同时,也强调了文教政事的重要性。如,山鹿在论及“文乃招乱之本”时,指出:“专文而学四书六经,是以怠于武,乱之本也。若以武,自然贼退也”。结论是:“武修礼,文招乱。”[64]所谓“文招乱”意味着“文”是专文而怠武,所谓“武修礼”则意味着“武”的礼教化。又如山鹿主张:“人君之侧近,专用文学修行之徒,不若盛武学武义,不忘武将之职,以此为本,而令治教归于圣学之渊源,盛王道而正风俗,是则人君之所必也。”[65]“盛武学武义”的目标是“令治教归于圣学之渊源”,依然体现了儒家的治世理想。

   由此可见,山鹿文武论的基本倾向是在强调以武为先的同时,致力于引入文的因素,以谋求幕藩政治的合理化。曾经是战斗者的武士,现在必须承担起文教政治,却又不能否定其作为战斗者的传统,尤其不能放弃以武勇为自豪的观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山鹿为武士接受儒学提供了一套合用的逻辑。

   不难看出,山鹿所谓文和武都是统治的具体手段。山鹿认为决定天下兴亡的关键在于德。如,山鹿曾论道:“天下之兴亡者在德之厚薄……所谓德之厚薄,由其身所积之德,天下之万民归服之,遂为天下之主,是依德而兴也。”[66]又如,山鹿曾说:“以德为者长久也。以力为者不久,以智为者背风俗,以时为者为眼前之利而不得全其始终。尤可审思之义也。”[67]这种德治主义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于论证将军幕府取代天皇朝廷掌握政权的正当性:“武家颇得王道也。天下归有道不归无道,同水之终下流。”[68]同时德治主义也为指导武家施政提供了评判标准。比如山鹿曾批判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说:“若我无德正之处,无服下之文德,则纵令遍遣兵士于南蛮西戎,祸必起于萧墙之内。况征者,正也。以我之正,正人之不正,是为征。秀吉有何正以正高丽之不正哉。”[69]又如山鹿曾引用孔子所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强调“以力服人,乃非心服也”,主张推广“圣人之教”,“是以德服人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70]如同渡边浩所指出的那样,就整个幕藩支配秩序而言,毕竟主要是依靠武威,即所谓“御威光”,而缺乏“超越的道理”。[71]山鹿的学问思路正是试图依据“圣人之道”以补武家政治之不足。

   山鹿素行所处的17世纪中后期的日本,正是武断政治向文治主义转换的时期。在当时的思想界,基督教被镇压,佛教被体制工具化,神道相对缺乏体系化的伦理,作为武士传统学问的兵学依然停留在军事领域。[72]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虽然是唯一能够满足幕藩体制正当化需要的思想体系,但是其中也蕴含着引发体制批判思想的危险性。[73]在此背景下,山鹿批判朱子学而提出古学,进而确立了独特的山鹿流兵学。他即肯定秩序价值,又在现存支配关系的范围内积极谋求政治的完善,正是幕藩制意识形态的先驱性思想家。虽然山鹿本人在政治上郁郁不能得志,其门人们却在平户藩、津轻藩等地的藩政确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74]

  

   Establishment of the Yamagaryū-heigaku:Focused on Yamaga Sokō’s Criticism of Zhuzi Studies

   Tang Li-guo

   (School of History,Beig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Yamaga Sokō is a Confucian scholar and militarist in the la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 Although the Zhuzi Studies accommodated the political needs of the contemporary bakuhan in a general sense, it also left space for future criticism to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Under this situation, Yamaga reinterpreted the concept of “li” and proposed kogaku by criticizing the Zhuzi Studies. To restrict the free thinking of common people, he argued that the right of understanding 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belonged to the “sages.” And then, he claimed himself the heir of Confucianism orthodox and entitled himself the privilege of interpreting the way of sages. Through the above efforts, he laid the theoretical ground for reinterpreting militarism by Confucianism and established the unique yamagaryū militarism in the end, thus becoming the path-breaking thinker of the bakuhan ideology.

   Key words:Yamaga Sokō,yamagaryū-heigaku,kogaku,bukyou.

  

   注释:

   [①] 田原嗣郎认为山鹿批判朱子的原因之一在于对其主张存在“误解”(田原嗣郎:《山鹿素行思想的基本构造》,收入田原嗣郎等编:《日本思想大系32山鹿素行》,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491页)。这是涉及中日思想比较的另一问题,本文依从通说,按照山鹿的自我认知,将其思想立场的转换简称为朱子学批判。

[②] 自丸山真男在战前开始从分析其“思维样式”(即思想本身的内在构造)的角度来把握山鹿批判朱子学的思想史意义以来,在此方法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所提及的丸山真男、田原嗣郎、尾藤正英等的著述皆为其代表性成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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